1999年的9月，我来到城市晚报，面试的当天特意花16元钱买了一包扁盒黄山烟。聊过之后，时任编采副总编的于水，叫来主任杨光、奎龙给我介绍。杨光清清爽爽，奎龙留着长发，意气风发。我忙递烟示好，奎龙接过来直接叼嘴里，杨光接烟后，看了一眼，说：“哎呀，好烟！”
那天开始，与杨光结缘。杨光的办公室和记者同在一个平台，为视区别，他座椅为一破沙发椅，已露棉絮。办公桌上有一个特大烟灰缸，插满大大小小的烟头。桌面扔着一盒2元钱一包的人参烟。记者编辑们跟他没大没小，杨哥、杨老师、杨主任、杨北大，称呼五花八门。
出门采访前，跑杨光桌前拿支烟，采访回来，也去拿支烟。杨光总是笑呵呵的，给他们点上。有不抽烟的抗议：“杨哥，别让他们蹭你烟抽。”他就哈哈大笑：“没招儿，前世欠他们的。”
印象里，杨光不论当主任、总编助理、副总编、执行总编，始终处于思考状态，夹着烟，抽一口，突然想起来什么，迅速把烟摁灭，找人说：“哎，你说我这想法怎么样？”也没人把他当领导，实话实说：“不咋好吧！”他就迅速回屋，点上烟，继续思考。一会儿，他又返回：“这回你觉得咋样？”由于他办公室人来人往，加上思考因素，烟一会点，一会灭，所以，他烟缸里的烟头大部分都没抽到三分之一。
等他当副总编以后，有人开他玩笑：“你抽两块钱烟影响城市晚报形象，建议该抽3块的。”没过几天，他果然换了3块钱的。
有次在走廊，杨光喊我去他屋。他从一条烟里抽出两盒烟：“给你，好烟。”我一看，10块钱的人参烟。我问：“今天怎么这么奢侈啊，中彩票了？”他说：“前两天不是当回雷锋吗，人家硬给的。”
忘了是哪年了，昆明报业的一老总托我给他捎来两条云烟，500元一条。他的第一反应是感谢，第二反应是可惜。他说：“老左，这要是50元一条的，20条就好了哈！”
没过几天，杨光拎一包东西回来，10条50元一条的烟。看到我，说：“换了10条，当夜班烟，抗抽啊。惭愧啊，惭愧！”说完哈哈大笑。当时没在意，现在回想起来，心中酸楚。
后来杨光调离晚报，走的时候，他把那个超大烟灰缸送给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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