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入WTO的谈判长达15年。同样是15年，中国加入美洲开发银行的历程也是漫长而艰辛。 2009年1月12日上午，美国首都华盛顿天气晴朗。9时，我来到位于M街的美洲开发银行(IDB，简称泛美行)总部，同泛美行行长莫雷诺、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因苏尔萨、泛美投资公司总裁罗戈辛斯基、泛美行秘书长贝特塔、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的代表等进行了简短会见，随后一同进入中国加入泛美行文件签字暨置旗仪式现场。
我代表中国政府，分别与莫雷诺、因苏尔萨和罗戈辛斯基共同签署和交存了共6份相关法律文件，并同莫雷诺一道将中国国旗插上成员国旗座，中国正式成为泛美行第48个成员国。
中国加入泛美行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从提出申请到加入，历时15年，其间搁置10年；从2004年重启有关谈判和对话到最终完成法律手续，也经历了将近5年时间。
契机
泛美行集团成立于1959年，包括美洲开发银行、泛美投资公司(IIC)和多边投资基金(MIF)三机构，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是世界上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地区性政府间开发金融机构，其宗旨是促进拉美和加勒比社会经济发展。成员国分为三类。区内出资国(美国和加拿大)各占30％和4％投票权。区内借款国共26个，占50％投票权，其中阿根廷和巴西各占10.8％，墨西哥占6.9％，委内瑞拉占5.8％，是区内排在美国之后、加拿大之前的主要股东。区外成员国占16％投票权。其中日本占5％，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均为1.9％。美国拥有事实上的否决权。根据1995年修订的章程，非区内成员国须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方可加入。
1993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理事朱?基代表中国政府致函泛美行，正式申请加人。由于泛美行一直没有增资扩股，也没有股份空缺，加上其他外部阻挠因素，中国人行没有提上泛美行议事日程。
2004年3月初，泛美行行长伊格莱西亚斯对时任中国驻美国大使杨洁篪表示，前南斯拉夫成员国波斯尼亚和马其顿共拥有泛美行基金550股股份，总值600万美元，准备转让。韩国对此非常积极，多方活动。伊格莱西亚斯认为可将一部分股份留给中国，不少董事也持同样观点。伊格莱西亚斯还认为，美国财政部规定使用世界银行贷款的国家不能成为该行成员，而美国拥有否决权，美国态度至关重要，希望中方再次确认人行意愿。
2004年3月29日-3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泛美行第45届年会期间向伊格莱西亚斯行长递交了黄菊副总理签署的重申人行愿望的信函。我于2005年4月到任时，韩国以2亿美元的捐资额度已经完成入行程序并刚刚在泛美行年会上成为该行第47个成员国，而中国入行还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我在到任拜会的名单上加上了泛美行行长。
政治障碍
重开谈判后的第一阶段，中国入行谈判的重点是排除政治障碍。
拉美国家大多对中国加入原则上持积极态度，希望中、韩分享空缺股份，一并加入。美国、日本等出资国大股东认为，美洲区外国家人行条件应是在地区开发银行中“毕业”，即停止接受从所在地区开发银行中接受贷款。韩国已“毕业”多年，而中国仍在接受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贷款。
2004年3月底开始，美国不再明确坚持新人行成员“不能是世界银行借贷国”的原则，并表示只要在世界银行的贷款逐步减少，中国人行的问题是可以研究和探讨的，并建议将议题纳入中美金融领域合作议事日程。
2004年10月，中美经济联委会发表公报称，“美国支持中国加入泛美行的努力”。10月G20副手会期间，美国副财长表示美国已就中国人行做出政治决定，并就有关条件做了让步，中国应采取一些具体步骤，如承诺减少从国际开发机构借款，提前偿还软贷款等。
11月20日G20财长会上，中方表示，希望美国不要将中国提前偿还国际开发协会(IDA)软贷款及减少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硬贷款作为中国人行条件。美方表示，将在这两个问题上同中方保持沟通，希望中国有一个提前偿还软贷款的具体计划。
2004年11月，为解决中美在提前还贷上的僵局，伊格莱西亚斯行长提出，中方可购买泛美行债券并提前归还世界银行软贷款，以满足美方要求。中方研究认为，不宜提前归还世界银行软贷款。因为根据中方与世界银行协议，“GDP人均达5300美元时，启动减少借款程序，人均连续3年达到一定水平时，软贷款加速还款”。协议另外规定，当中方借款余额接近135亿美元时，可购买世界银行债券，但中方目前在世界银行借款余额尚未达到该水平。
2006年12月，在首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上，鲍尔森财长承诺不再把中国从国际金融机构贷款问题视为中国加入泛美行的障碍，中国加入泛美行出现转机。
入行要价
2006年12月首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后，中国入行捐资额问题正式进入谈判日程，谈判进入第二阶段。美方态度趋于积极，但是中国与部分拉美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态势逐渐显现，泛美行成员中一些大国对中国入行并不积极，对中国入行提出了较高的要价。
早在2004年lO月，韩国入行程序基本完成后，泛美行管理层就表示，中国人行条件可与韩国一致(2亿美元)，但美方当时则表示中国捐资额应高于韩国。2006年2月8日，我宴请泛美行新任行长莫雷诺，他是从哥伦比亚驻美国大使任上转任泛美行行长的，我同他在使团活动上常常见面，熟人见面少了许多客套。莫雷诺行长表示，美方提出的中国入行条件之一是中方捐赠额应高于韩国。他个人认为，中国人行捐资额至少应不低于韩国。
中方综合考虑了我国国情，并坚持“同股同价”原则，参照韩国捐资额，确定了2亿美元的捐资方案。2007年2月12日，周小川行长致函莫雷诺行长，正式提出2亿美元捐资建议，并表示中方拟于3月19日危地马拉年会期间签署加入备忘录，争取在5月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前完成人行。泛美行秘书长表示，2亿美元显然低于普遍预期，数额是关键，如无共识可不将捐资额写入备忘录。
我随即约见莫雷诺行长做工作。莫雷诺行长认为中方的出价应更具创造性，在支付期限、捐资分配等方面可以更加灵活。莫雷诺行长建议中方多做泛美行成员中大国的工作。
2007年3月危地马拉年会上，周小川行长同莫雷诺行长签署中国人行谅解备忘录，但未提捐资数额。
7月2日，我与泛美行秘书长卡罗斯通电话。卡罗斯通报，泛美行执董会议决定：泛美行将把股份留给中国而不是俄罗斯；中国还应加入泛美行的多边投资基金和投资公司；捐资5亿美元较合适。泛美行7月3日正式提出5亿美元的要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