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龙，1945年生，原名李朝来，祖籍中国福建南安九都，为第三代华裔，生于新加坡，肄业于新加坡南洋大学经济系。曾任《新加坡文艺》执行编辑、新加坡文艺协会秘书长，现任新加坡文艺协会募征主任。著有小说集《困惑》《阿Q下南洋》《新一代离乡人》、诗集《无根之花》、散文集《沉寂中的呼唤》等多种。【短篇小说】
1979年的一日，在红灯码头的海上，一位老人坐在“长城”号轮船的船舱里，送船的人只有三位。这位老人瘦瘦巴巴、干瘪古铜色的脸上，被岁月深深地刻着如干旱的土地般的龟裂；嘴里只剩稀稀落落几颗因抽红烟而发黄的牙齿；两边的颧骨，没有肉感地凸出；一头如黑白芝麻混杂的特短头发，看起来是刚剪不久；眉毛粗而白，两边的眉尾有一两根眉毛长得特别长，向两边垂下；不很明亮的，稍稍凹进去的一双眼睛，眼角还留着黄黄的眼屎；浅蓝色的粗布长袖衬衫，配着一条土黄色的斜纹布长裤，脚上穿了一双黑色布鞋。这样的打扮是他几十年来最好的打扮了。自我知道他这个人以来，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看他穿长裤和鞋子，他就是要返回中国福建安溪的胡印叔。
胡印叔，自我懂事起，就在我们家杂货店前的五脚基摆摊卖猪肉。他是我四舅母的堂兄，算是远亲，妈妈要我叫他做“胡印叔”。
因家乡闹土匪，胡印叔在战前就与几位乡亲到了印尼巨港，战争结束后，来石叻坡（新加坡）投靠舅父，舅父把他安排在我们家杂货店前的五脚基摆摊，还在马路对面店屋后的村子的菜园边，给他找了一小块地，建了一间与其说是房子，不如说是寮子的阿答屋，屋内分两个隔间，内间用两条自制的长板凳架上几片木板，没有垫子，只在木板上铺上一张草席，就是他的床。厕所就用菜园里，离房子有一百米远，建在粪池边上用两条板架着的简单厕所。屋前有一个用木材起火的小炉子，只用来烧开水。他家里没有生火，当然也没有做伙食，一切都在咖啡店里解决，过年过节，妈妈就会把他叫来家里吃饭。
我没听过他对这么简陋的生活条件发出任何怨言。
他只从邻镇海南山的摊贩那里买半只猪来卖，除非有什么节日可以卖出一整只猪。卖完了也就算数，若卖不完，就拿来扑克牌赌三张。几个镇上的妇女，把卖不出的猪肉的价钱，有几人就分几份，每人出一份钱，点数多的就算赢，赢的人就把猪肉拿走。胡印叔有时也给我们家留点猪肉或排骨。甘榜的人都叫他做“猪肉印”。（甘榜：马来语，南洋一带用来指代乡村。）
自从他来到石叻坡，就没听他去过坡底（市区），更别说去看什么电影或到名胜去玩。长期的简单生活，使他没有任何奢求。他最喜欢看大戏了，凡是村里安溪人奉拜的“九峰岩三代公”庙酬神日做大戏，他一定每晚都会看到剧终。这些戏都是闽剧团演的传统剧目，他会讲每一部戏的完整故事，什么《山伯英台》《胡奎卖人头》《七侠五义》《陈世美不认前妻》《白蛇传》《陈三五娘》等等，他讲得头头是道，并会评说哪个花旦唱得好，哪个小生唱得不好，哪个演员青衣演得最可怜，也有他最赞赏的演员：
“‘新赛凤’的魏筱凤演得最好，比得上唐山的戏子。”在几个闽剧团中，他也最爱看“新赛凤闽剧团”的演出。有时，他卖完猪肉，还会哼几句。
自从我上了中学后，他每个月就会有一个周末到家里来找我，要我给他写家书，在这之前，是由镇上开药材店的傅先生帮他写的。
每次，他都自己带来信纸信封，也是在药材店买的。甘榜里的药材店兼卖一些文具之类的东西。
那是一个周末，妈妈说，“胡印叔在找你，好像要你替他写信给他在唐山的老婆和孩子。他说午饭后叫你在店里等他。”这是他第一次要求我帮他写家书。
当时，我才进中学一年，从来没有写过信，心里有些没底。
他说，“麻烦你帮我写封信给我的儿子，他在唐山教小学，就说我一切都好，简简单单写几句就可以了，算是报平安，也给他们寄去二十元。”那时的二十元，数目不算小，况且听说当时在中国，每人每月的工资都一样三十六元。
我帮他写完了信，就要写地址，他说，“我忘了带旧的信封来，上面有我在唐山的地址，这么吧，我念你写。”
于是他念出他的唐山地址,“中国福建省安溪蓬莱上智胡有德。”我一听懵了。他说的是闽南语，“中国福建省”五个字还可以听懂，“安溪”念成“安奎”、“蓬莱”说是“红来”、“上智”成了“雄地”，听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把这些闽南话的字音翻译成国文写出来，可真是个难题，是一个考验。
妈妈在旁边听了说，“怎么，给你读了那么多年书，连这几个字你也写不出来，真是白读了。”听她这么一说，我脸上一阵热气腾飞上来。
我回说，“妈，我们在学校都是用国语，没有讲福建话的。要我把这些翻译成国语，我真的不会，如果翻译错了，信就寄不到，那就不好了。”
妈妈听了，没有再说什么。胡印叔上来解围，说是回家拿旧的信封来，那上面有地址。信封拿来后，我才知道正确的地址。信写好后，他再让药材店傅先生帮他拿到梧槽路汇兑信庄去寄，回信也是托傅先生带回来给他。从那次后，每次要写信就叫我帮他，回信也是我读给他听。偶尔，他的家人会寄点茶叶来，也给我们家分一点。
记得五十年代尾六十年代初，海外华侨兴起一股寄旧衣服和粮食回乡的热潮，听说唐山粮食和物资匮乏，胡印叔也想寄点东西给家人。他自己就穿那两条短裤和背心，还是当时从巨港带来的；连鞋子都没一双，每天就穿着木屐，就是看大戏，也是短裤配圆领有袖的白背心，但大家都在热热闹闹地寄，他唯恐家人没有收到他寄的东西，面子不好看，于是切了20斤猪肉，请我妈妈帮他腌好，装在一个饼干罐里，密封，再由药材店的傅先生帮他拿去坡底船务公司寄。药材店是坡底汇兑信庄和船务公司的代理，甘榜的人要寄信、汇钱或寄东西，都可以通过他处理。这样，他心里才安定些，总算也给家人寄去一些东西。
胡印叔是我见过的人中，生活过得最简单的一位，他的“家”是那么简单，六亲五服都不在身边，四舅母也鲜少来看他，除非是她到我们家，胡印叔刚好也在场，才寒暄几句。好多唐山来的男人，过了“番”，都另外在“番邦”娶一个小老婆，所以当时流传着这么一句歌谣，“唐山新客有福气，过来番邦娶小姨”。但是，胡印叔好像特别寡欲，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没见他和任何女人好过，也没有到柳市花街去寻花问柳，或听到任何绯闻。他家里没有电灯，只有一盏一闪一闪的臭土灯。就是衣服，也不过是那么三两件短裤和背心，脚上只有一双木屐，坏了就丢，丢了再买双新的。中午卖完猪肉，洗个澡就到咖啡店打麻将过日子，他从来不会与人争吵，一切都置之度外。在印象里，似乎没见过甘榜人给他发过喜帖，好像大家都把他忘了，他也不计较，没有送去贺礼；人家有丧事，他也不会去探丧。从来没有人去注意这些事，也没有人批评他吝啬或不懂礼节，在这个甘榜里他像是个多余的人，只有要买猪肉时才来找他。买猪肉时，有些贪小便宜的妇女看见有小块的猪肉在摊子上，顺手牵羊拿走，他也从不计较或开口去讲。
有人约他到坡底去玩，他就会用很重的家乡腔的闽南话说，“那有什么好玩的，有什么好看的，看了又不会留在眼里。”除了打麻将小输小赢外，他连“万字票”或“十二支”都不买一分钱，他说，“我要攒一笔钱，他日有机会回唐山建房子用。”
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唐山的老婆与孩子，与他几乎断了书信来往，他不懂什么叫做文化大革命，只三番五次地问我，“你看报纸怎么讲，唐山乱成什么样子了？”
我只能说：“福建应该比较没事，等平静后，再帮你写信回去。”他患了思乡病，常常在想，常常发愁，电台一有“厦语新闻”，他就静静坐在咖啡店听收音机报道有关中国的事情。
文化大革命闹了十年，在这十年里，他没有汇钱回唐山，还发生了一件很不光彩又很痛心的事：
胡印叔家那片菜园的主人柯嫂，有六十岁了，每天就穿一身黑衣黑裤，丈夫在日本时代给日本军检举去，一去不回，留下这片菜园和一个女儿。女儿出嫁了，她也不懂得如何经营这片菜园，所以一年到头用最简单的方式，整个菜园只种空心菜，周遭篱笆插一些木薯梗，让它们自己生长。这两种农作物，最容易种，生命力也最强，不管哪个时间，都有收成。她每天收割一些空心菜和木薯，拿到小镇的巷子在地上摆摊卖，有些邻居上门割一把空心菜，柯嫂就收他们一角或两角钱。
人家说三个女人可以组成一个巴刹(马来语，菜市场)。有一天早上，柯嫂收了些空心菜和木薯到巷子来卖，做生意时小声对来买空心菜的阿嫂们说：“你们知道吗？最近几天下午两点多，胡印回家时，常看到住在红毛丹后村的张莲花，到他的阿答屋去，关上门，差不多一个小时才出来。”
“柯嫂，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的，不然死后会被阎罗王割舌头的。”一个说。
“我怎么会乱说啦？我每天这个时候都在菜园里拔草、浇水，怎会看错呢！”柯嫂强调说。
“那你有去偷看吗？不然你怎么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另一个半笑地说。
柯嫂瞪了那查某一眼说：“你要死，谁敢去偷看。”（查某：闽南语，即女人）
不管这事是真是假，是事实还是谣言，当天就传遍了整个小镇和咖啡店。这个时候，胡印成了甘榜的新闻人物，才有人注意起他来。
当胡印叔到咖啡店吃饭或打麻将时，大家都心照不宣，不提起这件事。而当张莲花到他的猪肉摊买猪肉时，旁边的阿嫂就特别注意他们的脸色和举动。很快又传开说：“莲花去胡印那边买猪肉，胡印还多给她一块肉，有时都没有收钱呢！”说得有形有款。这是胡印叔第一次被人传出绯闻。
张莲花四十多岁，是名寡妇，三年前丈夫生病过世，留下她和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家里种了一小片红毛丹和榴莲园，就靠收成红毛丹、榴莲，养些家禽勉强过活。
胡印叔与张莲花的绯闻越传越有真实感，到底哪方面采取主动，谁也说不清。胡印叔当年已年近半百，身体还很硬朗，但因为生活条件的关系，看上去比较苍老，比实际年龄要老十岁。
过了约半个月，有一天胡印叔没有来卖猪肉，大家议论纷纷，各有各的说法，这些说法，都跟张莲花有关，说得最难听的，说他与张莲花搞得太多太累，起不了床。
妈妈叫我到他的阿答屋去看看，虽是远亲，终究是亲戚。来到他的门口，我从门缝往里望，在昏暗的光线下，只见他的床、被子翻得乱七八糟，他还躺在木板床上，眼睛呆呆地看着屋顶，我轻轻地敲了几下木门，喊道：
“胡印叔，胡印叔，你怎么今天没有去卖猪肉啊？”屋内没有回音。
我又喊道，“胡印叔，你是不是病了？”
他还是没有回应，但是，听到木床发出咔咔声响，一下子，木门开了，他样子很憔悴，没有一点精神，双眼还有眼屎，很是呆木，很低声地对我说：
“你来了。”
他也没有要我进屋，只站在门口和我讲话。就算站在门口，一股强烈的汗臭味扑鼻而来，让我承受不住，但是，我不敢说出来，只得忍着，希望快点和他谈好就离开。
“胡印叔，你今天怎么没有去卖猪肉啊？”我又问了同样的问题。
“我，我……”欲言又止。
“说吧，有什么要我们帮忙的吗？是不是病了？”
“我没有病，我存的三千多块钱不见了。”
“怎会不见呢？是不是被贼偷了？”我关心地问。
……
他没有回答。谁也不知道他会存这么多钱放在屋里，他从来不去银行，三千多元对他来说，可是一个大数目。
“你放在哪里不见的？”
“我用报纸包好，藏在草席下。”
“那怎么会不见呢？有谁知道你把钱放在草席下？”
这时，他渐渐从伤感变为愤怒，语气很坏地说：
“都是那个臭查某，把我的钱偷走。”我明知道他讲的“臭查某”是张莲花，但没揭破，也不知道要怎样来安慰他，更不知道要再对他讲些什么。外面虽然在谈论他与张莲花的事，我却从来没有当面遇见过他与张莲花接近，或是开口问过，他也没有向任何人表白过。
“这钱是我千辛万苦存下来准备到唐山建祖屋的，现在什么都没有了。”这是胡印叔的心里话，他省吃俭用攒这些钱，计划着将来要分成三份用：一份是回唐山的盘缠，一份用来兴建祖屋，剩下一份用来在唐山养老。怎知，现在全部泡汤了，怎不叫他伤心欲绝。
听到这里，我只有安慰他说：
“钱没有了，再赚就有。我妈叫你到我们家吃饭。”我还是不敢正面提张莲花的事。
“好的，你先回去，我等一下就来。”我回家照实跟我妈说了情况。
“唉，钱怎么可以这样放呢？又怎么可以让别人知道？”妈妈从没有在我面前讲过张莲花与胡印叔的绯闻。爸爸过世后，她一直掌管着杂货店，但是从来不与那些三姑六婆说三道四。有哪位“家婆”的阿嫂来说是非，她从不插话，只会说，“我在忙，没有时间听这些话”来应付，她们就会没趣地走开。（家婆：闽南语，好管闲事的妇女）
一小时后，胡印叔来我家，妈妈安慰了他。他慢慢从裤袋里拿出一叠钞票说：
“阿嫂，这里是五百块，是我放在裤袋里，才没有被拿走的，我想先存在你这里，以后需要的时候，我再向你拿回。”胡印叔一直都叫我妈妈“阿嫂”。
“好吧，我帮你存在银行，你要的时候就跟我说。”妈妈同意了。
“我看以后我的钱都放在你这里，比较安全，我那破寮子太简陋了，很容易被人家偷走。”
“你放心吧！我会替你保管好。你以后也不要随便给别人去你那里，人心不可测，不要随意相信人。你也不要太伤心，钱不见就不见了，生活还是要过的。”妈妈只是点到为止，不挑明张莲花的事。
可能由于和张莲花的事是丑事，胡印叔不敢张扬，所以，也不再去追究，更不想把事情闹大。
从那天开始，不再看见张莲花到镇上买菜了，据说，她到海南山那边去买了。
于是，胡印叔又恢复正常的生活，有关他的绯闻也烟消云散了。
政府宣布为了卫生和确保猪肉的健康，所有生猪不能在家自己屠杀，必须送去政府屠宰场检疫后，现场屠杀才能到市场上卖。海南山的猪肉贩不再供应猪肉，胡印叔不安起来。屋漏偏逢连夜雨，期限到后，他失业了。他想，“假如那些钱不被那个臭查某偷走，我可能还可以回唐山，现在搞到人财两空，该怎么办呢？”
老人最怕寂寞，更怕无聊没事做。胡印叔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日子里，每天风雨不改，一早就去卖猪肉，下午就几乎整半天泡在咖啡店，生活很规律。虽清苦节俭，从来就没有为生活苦恼过，却因被张莲花偷走了钱，又遇上没有猪肉可以卖，每天不知要怎样过活和打发时间，除了出来吃饭，差不多都躲在他的屋里睡觉。这回，镇上的人开始关心起他来，都在问他以后要怎么办？
甘榜人有甘榜情，在小巷卖鱼的胡阿坤，祖籍也是福建安溪，与胡印叔算是乡亲，他忽有所悟，决定向胡印叔伸出援手。
胡阿坤来我们店里找我妈妈，对她说，“我看胡印这样下去也不行，假如有什么三长两短，那就不好了。”
妈妈说，“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帮他。”
“我倒有一个想法，我教他卖鱼，你觉得怎样？”胡阿坤说。
“同在一个地方卖鱼，你不怕生意受影响？”妈妈惊讶地说。
“生意大家做，有饭大家吃。不然看到他这样我心里也不好受。”
“但是，他不可能老远去裕廊渔场买鱼啊。”
“这倒没有问题，每天一早可以坐我的小罗里去，大家同个甘榜，又是唐山老乡，有什么好计较的。”
“那你去他那边找他谈吧！”
于是，胡印叔就改弦易张，卖起鱼来了。
三年后，一天，小镇闹闹哄哄的，无论是菜市场还是咖啡店，大家都议论纷纷。原来发展商要开发土地，胡印叔的阿答屋刚好在整块地的正中央，周围除了菜园，还有零零散散几间房子以及马路边的一排七八间店屋。于是，受影响的屋主都在和发展商的代表谈赔偿的事，唯独胡印叔没有去谈。他一直在想，发展商肯定不会赔给他这间不是买来，但已经住了二十几年的房子。他又想，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了，假如被逼迁后，他要去哪里住？这小阿答屋，虽那么简陋，也算有个落脚处，住了二十几年，也有了感情，真的搬迁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即使要回唐山，也没有盘缠。他又一次陷入烦恼中。又听说，发展商给的期限是半年，半年后就得全部搬清。胡印叔不管做怎样的决定，半年后一定得搬家，另找安居之所。
那天，发展商的代表来谈搬迁之事，看到这不起眼的小寮子，更看不起胡印叔，他们对他说，你不会签，就打手印。胡印叔慢条斯理地回说：
“是你们要我搬，怎么说是我自愿的呢？”
“因为根据我们调查，你这房子根本没有申请衙字，是违法建筑，不能赔偿你。” （衙字：即政府批文）
“你们要我搬，我要搬去哪里呢？”
“那是你的事，这块地，我们头家已经买下来了，明年就要在这里建红毛屋。这样吧，在感情上，我向公司说说看，送你两千元搬迁费可以吗？”
甘榜人听了都叫胡印叔不要签，不要打手印，不然就什么都没有了。阿坤对那两个代表说，“他战后不久就住在这里，你们太欺负人了，收回你们的那些纸吧。明天我们几个会到你们的‘乌毕’去找你们黄老板或经理谈。”于是，这两个代表无功而返。
“胡印，不用怕他们，不要随便在他们的文件上打手印，不然你就要睡五脚基了。”
第二天下午，几个甘榜人带胡印叔到协和树胶厂黄老板的办公室，他是这块地的发展商。
大家等了很久黄老板才肯顶着大肚腩接见他们，“这不是你们的事，为什么要管闲事，你们自己的事不都已经解决了吗？”
“是啊，黄老板你大人有大量，看在胡印只一个人，希望你发慈悲，赔偿他一个数目，让他回唐山过活吧！”阿坤说。
“那就五千吧。胡印那间房子是非法建筑，本来就没有赔偿的。五千元算是给他的安抚费。”黄老板说。
“黄老板，看在大家都是安溪人的面上，他家刚好在你要开发的那块地的中央，他也在那里住了二十几年，你就多给一些吧。”
在拉锯的谈判中，黄老板最后同意赔偿胡印叔四万元，阿坤问胡印叔满意吗，他点点头，小声说，“好吧，谢谢你们。”
半年后，胡印叔果然拿到四万元，把钱全寄放在我妈妈那里。发展商限期一个月内全部清场，大家都建议胡印叔回唐山找他的孩子胡有德――他的老婆已在五年前过世了。
过了几天，胡印叔来找我说决定回唐山，问我他的钱怎样带回唐山，在哪里买船票。
我向妈妈说了胡印叔的决定，妈妈说，“明天载我去海南山银行一趟，把他的四万元和之前存的两千多元都提出来，你再载他去办理汇款的事，顺便去买张船票。”妈妈觉得这事有必要给四舅父和四舅母知道，于是我打电话通知了他们，四舅父和四舅母第二天来看他，还包了个红包给他。
第三天，我载了胡印叔去坡底的中国银行，在排队等待的间隙，我跟他说：“胡印叔，我把你的四万一千元分成两张汇票，你回去的时候，只要到唐山的任何一间中国银行就可领钱，你不会签名，等一下银行职员会叫你在汇票上打手印，那样就可以了。另外一千多元，我带你去买船票和其他想要的东西，好像冬天和秋天的衣服、路上吃的东西都得买一些，还有你到厦门的食宿和去安溪的路费。”
“为什么要分成两张？做成一张不好吗？”
“胡印叔，你离开唐山也有四十多年了，不知道家里人的情况，我帮你分成两张，回去后，一定不要把两张都拿出来，先拿一张，用完了，再拿另外一张。这汇票里的钱，你不用一次全拿出来，要用多少拿多少，只要每次去银行打手印就行了。这汇票里的钱只有你才可以领，其他任何人都领不出来。要用钱时，就叫你的孩子带你去安溪镇上的中国银行。”
“你想得真周到，没有你们母子，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别这样说，应该的。回家后，我叫我妈给你缝个袋子，可以绑在身上。汇票和一些文件都放在袋里，在路上不要随便拿出来，丢了就麻烦了。你回去没有人同行，一路上要小心，回到家，叫你的孩子写封信来报平安。”
“好啦！”
胡印叔要回唐山的消息传遍了整个甘榜，他又一次成为甘榜的新闻人物。
“是啊，他早就该回去了，在这里有个三长两短，谁来帮他处理呢？”
“‘三代公’有灵，他虽然被那查某骗掉三千多元，却又得到四万元的赔偿金。总算能回久别的唐山过晚年。”
“四万块应该可以让他在唐山过下半辈子了吧！好好回去享清福。”
这是甘榜人给胡印叔的说词。
于是，有些人给他送红包，有些人给他送礼，甚至给他送些旧衣服让他带回唐山。这些东西在他的小阿答屋无法存放，都集中到我们家的杂货店里来。除了这些，还有人要他替他们带东西回唐山给他们的亲人，胡印叔都一一答应了。这段日子，他忙于筹备回唐山的事，已经不再卖鱼了，想到要回离开四十多年的家乡，心情也释然了许多。我充当起他的“临时秘书”，把那些要托他带回唐山的东西，一一写上地址和姓名，这时，我已经略懂用闽南话所说的唐山地址了。
所有的行李装起来足有三大麻袋之多，用粗绳子绑得紧紧的。胡阿坤帮他预先载到坡底的船务公司，由船务公司托运。据说，这些托运的行李，在厦门下船时不用旅客处理，直接由船务公司的厦门代理运到安溪的家。胡印叔说他的儿子会到厦门来接他，大家都替他高兴，认可他的孩子还相当有孝心。
在船舱我再三检查了胡印叔所有的证件、汇票等，还一再告诉他回到家，不要马上说出有两张汇票，先拿一张来领钱就好，等用完了再拿第二张。
耿直的胡印叔在别离的前一刻，第一次流下了富有感情的眼泪说，“谢谢你们来送我，也谢谢你们这些年来的照顾。”这样感人的话，我还是第一次从他那里听到。就是在他被张莲花骗走了钱的时候，也没见他哭，这次他真是流下了真情的、别离的热泪。
他转过头来对我说，“回去替我向你妈妈说声谢谢！谢谢她这么多年来的照顾。”
“好的！”我应了一声。
船马上就要开了，送行者都对他说了些关照话，离开了轮船。
政府也在这个时候宣布征用土地，镇上马路另一边的店屋和住屋必须搬迁，迁移到建屋发展局在附近建的三排店屋和巴刹里。这些甘榜人很羡慕对面的甘榜人，因为那里的土地是私人发展商要开发，以市价赔偿，赔了好多钱；而这边是政府要扩建马路征用土地，赔偿还不到对面的四分之一，且所赔的钱，在搬迁和装修之后几乎荡然无存，还需每个月付租金。
这时，家家户户都忙着搬迁的事，再没有人有闲情谈起胡印叔。
在这个甘榜里，福建安溪人占到百分之七十以上，所以，安溪来的消息也特别多。
一回，一个甘榜人回安溪探亲，回来后说，他在安溪有到胡印叔的家拜访他，说他过得很好，建了一间不错的房子，他的孩子、媳妇、孙子都和他住在一起，其乐融融，他很想念在石叻坡的甘榜人。
胡印叔虽不是什么大人物，但听到这消息，大家都说，年纪一大把，他早就应该回唐山享福了。有些还说，假如没有被那女人骗了钱，早些时候回去可能会活得更好，可以含饴弄孙，安享天伦之乐。
事过一年，又有了胡印叔的消息。有位甘榜人的亲戚从安溪来石叻坡探亲，有人问他认识不认识胡印叔，问他在唐山的家离胡印叔家远不远，他说，“我们家和他家离得很近，他在山腰，我们在山脚，两家都很熟，茶园也相连。不过，胡印在去年冬天就死了。”
“死了？怎么那么快，也没有听说。”
“他死得很惨。”
“这话怎么说呢？”
“他回去后，用带回去的钱建了两层楼，六个房间，很不错的房子给儿孙们住。”
“那不是很好吗？”
“唉，怎么能好呢？你不知道，他那个儿子，对他很不孝的。”
“怎么会呢，胡印回去时，他还到厦门来接他，去年有人回去，还说他们一家人过得很幸福。”
“开始是这样，但那是装出来的，他看到胡印带了那么多钱回去，一心只想要胡印的钱。他回去后，他儿子以为是万元户了，就辞掉了教书的工作，整天在家无所事事。他想胡印应该还有钱没拿出来，所以不敢对他怎样。去年秋天第一张汇票的钱用完了，他儿子就带他到安溪县城的中国银行把全部的钱拿出来，一分也不给胡印，全部自己拿走了。回家后不久，儿子知道他已经被榨干了，没有钱了，即使胡印病了，也不带他去看医生，还把他赶去鸡寮住。冬天到了，没给他加衣服，他就冻死在鸡寮了。村里的人都很不满，告到县城去，他儿子被关了三个月。”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胡印好可怜。他在这里时，他儿子还经常给他来信。”
“那是他以为胡印在石叻坡赚很多钱，还可以经常给他寄点钱，寄点东西。后来，全部的钱到手了，知道他父亲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榨取了，就原形毕露，露出不孝的面目来。”
“原来是这样的，当初要知道会这样，倒不如不要回去。” 一位甘榜人很同情，感叹地说。
“那是命呀！”安溪来的亲戚说。
…………
从此，胡印叔就完全被甘榜人遗忘了，再也没有人提起他，就是有唐山的人从安溪来，也没有人去问胡印一家的事。
【责任编辑 李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