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于书香门第的黄苗子可谓“杂家”或“全才”，对漫画、书法、水墨、艺术理论以及诗歌、散文均有精深的研究和创作。曾多次给自己写遗嘱的黄苗子走过了风雨沧桑的世纪人生路，却从不见半点苦难与哀愁，拥有不同于一般人的豁达和幽默。在他走完人生最后之路的时候，他说：“我该做的事都做完了！”终于，他和艺坛“神仙眷侣”郁风相约天堂。
“艺术小票友”视兴趣为老师，终成艺术大家
在黄苗子寓所里，除了满屋子的书画、书籍，便是各有来历的坛坛罐罐，以及叫不出名的大小葫芦画，而夹杂在这古色古香的环境中，还有现代化的电脑、传真机。在黄苗子的“安晚书房”里，电脑占据了其中很大一角。86岁时，黄苗子开始学用电脑，之后经常用电脑写稿子。他曾说，他是他们那代人中最先学会用电脑写字的人之一，偶尔还上网“冲浪”。
顾炎武说“行已有耻，博学于文”，这也是黄苗子的座右铭。“从事文艺的人应该多点兴趣，不妨先杂点，打开尽可能多的大门”，黄苗子说，特别是从事文学艺术类的人，更需要广博的知识做底蕴，然后在广博的时候抓住自己感兴趣的一点深入，不管是对书法还是其他的艺术，都要掌握其艺术规律，尔后融会贯通，做到“由博返约”。黄苗子年轻的时候兴趣广泛，自己感兴趣的就去钻研，而且在涉及的领域都颇有建树。
黄苗子说，“‘天才只有三分，用功要有七分’，这是张大千总结而我们也都认同的经验，不过，要想有点成就，天分是要有的，但更需要的是埋头苦干。”他曾谦虚地表示，自己只是一个行走在艺术世界里的小票友。但是，自诩为“小票友”的黄苗子竟在艺术上玩出了大家风范。
黄苗子的各类爱好中，惟一能称得上刻意经营的，就得算美术史了，20世纪50年代专注美术史研究，成绩斐然。《美术欣赏》、《吴道子事辑》、《八大山人传》、《画坛师友录》、《艺林一枝》……美术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一本接一本。
最初鼓励黄苗子研究中国美术史的，是文学家阿英。阿英是爱好中国传统艺术的学者，他的书籍收藏是当代闻名的。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王畅安、启元白、叶誉虎、谢稚柳、傅抱石都曾给予他在美术学学识方面的启发和帮助。
解放后来到北京，通过朋友盛家伦介绍，黄苗子从一个油坊老板那里花40美金，买了一大批美术史方面的书籍，装了6辆三轮车。这不但使他后来成为这个领域藏书较多的“富豪”之一，也更激起他研究美术史的深厚兴趣。
1955年左右，黄苗子被安排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但因为右派问题，1960年初他从北大荒回来后才正式上班。开始是在资料室整理图书，因祸得福，他由此有了大量阅读史料的机会。在那段时光中，他在书中与古人对话，心游八极，乐而忘我，一边读，一边摘抄材料，读书卡片记了上万。“从出土文物中的美术实证到野史中的逸闻传言，从唐诗宋词中对美术的吟诵到话本、小说中不时出现的画家行迹，历史上与美术有关的一切，应有尽有。于是，中国美术史在他那里便成了丰富多彩的、生动的千年故事”。他特别喜欢从事古代美术书的分类编目工作，并且给社里购藏过一些善本。记得曾经购得明版《陈伯阳集》等，并在那时编过一本人民美术出版社所藏善本书目（油印本）。
之后，黄苗子被调到古典美术编辑室。那时，人民美术出版社交给黄苗子编纂《中国美术论著丛刊》的任务，打算把南北朝以来的历代美术著述（包括美术史、论，技法，美术家的诗文著作，历代公私收藏等近一千种）选优整理出版。期间，黄苗子到过上海、江浙各地图书馆访寻古美术珍善本书，也写过一些笔记心得和简介之类的文字。但这个计划只做了个开头，出版了《历代名画记》等六七册书，就终止了。
被人们称为书法家的时候，黄苗子已年近七旬了。黄苗子的书法功力深厚，小时候受教于名书法家邓尔雅。邓尔雅写得一手好篆书，刻得一手好印章，是燕大名教授容庚的舅父兼老师。在南京的时候，黄苗子又与书法家于右任、沈尹默交游，得书法大家的真经。他还非常欣赏书画家张正宇的“以画入字”的才气。
“文革”中，黄苗子在监狱里也没有停止过对书法的研究与探索。没有纸和笔，他用意念继续着对书法的揣摩，看着墙上滴下的水痕像个字，他就仔细观察其结构与笔法。出狱后，心有所感，黄苗子参透了不少东西。
黄苗子的书法融众家之长，雄健潇洒、老而弥精，显示了极其深厚的传统功力和艺术造诣。人们评论他的书法艺术：他的作品是发自性灵之作。他不拘绳墨，由工而不工，达到书法的最高境界。没有束缚，没有框框，没有负担，随心所欲，书写的是自己所喜爱的东西。黄苗子说：“不要把写字看得太神秘。关键是要不断学，互相研究和自己琢磨。”
据说，郭沫若的夫人于立群在学习书法时，很喜欢黄苗子的字，曾和郭沫若一同去看望黄苗子，到黄苗子家就四处找他写的字，连纸篓里的字纸也拣了出来。吴冠中曾说：“对黄苗子，我先是拜读文章，从中获得艺术方面的教益，后才看到他的字，一见倾心，十分喜爱，突出的感受是构图美、虚实美、节奏美，总之是造型美。”
进入晚年，黄苗子又兴趣突发，拿起画笔，不过不是画漫画，而是学着泼墨着色。他总说自己画画是跟老伴郁风学的，可郁风却说其实不然，老伴学画乃是“偷用自己所剩颜料”。20世纪90年代初，黄苗子夫妇客居澳大利亚。那时，看到一幅幅的创作和速写从郁风笔下如泉涌出，曾被人称作漫画家的黄苗子不免心有所动。他便利用老伴用剩的颜料，也试着拿起画笔来涂抹，坚持多年，“抛弃了半辈子的行当，认真去做，也能捡得些回来”。
晚年的黄苗子与夫人一道畅游世界各地，在传播东方文化的同时，也吸收了西方绘画艺术众多精华。专家称他的画：“绘画在继承中力求新意，有时把中国古代象形文字、图腾符号等和绘画结合形成一种独特的现代感。”而他却认为是：不土不洋，非驴非马，也不敢说像个骡子，还是姜子牙的坐骑――“四不像”。正是这些“四不像”的书、画在世界各国的展览中，让人刮目相看，纷纷被伦敦大英博物馆、德国科隆东方美术博物馆等收藏。
黄苗子的诗创作少有人知。20世纪30年代刚到上海时，黄苗子寄居在一个喜诗词书画的长辈家中，有幸拜见柳亚子，经常去他家里，又结识了主办诗歌杂志的诗人林庚白。柳亚子鼓励黄苗子投稿，黄苗子此时远离家乡，思乡之情郁郁于胸，于是有感而发，写了几首古诗，还真的被刊登出来了。这又引起了他对古诗的兴趣，此好至今不灭。
其时，柳亚子发起的“南社”召开了几次盛大的纪念集会，江浙和上海等地的诗词名流很多人参加了。一统计，人数恰好108个，于是仿效梁山大排队，在报上发表了“南社点将录”。头一名，是蔡刁民，自然称之为“托塔天王”，柳亚子居二，名之为“乎保义”。21岁的黄苗子也在其中，因其身材矮小，恰合“矮脚虎”之誉。
1958年，黄苗子被下放东北。冬日深山老林里零下30度，其寒彻骨，但黄苗子被逼迫去拉大锯伐木。一直握笔写字的手被冻得僵直，虽戴着破棉手套，也难握住锯把儿。他们锯的是又高又直的红松。群山之中，北风呼啸，传送着凄厉的锯声。可黄苗子写诗抒怀：“偶从完达赤松游。”读来轻松悠闲，一种乐观的情绪，苦中作乐。
在黄苗子身上，艺术总是以不同形式伴随着他的人生行程，但不管形式如何变，艺术却始终是他生命的轴心。他说：“生活虽然很重要，但是没有什么比对艺术的爱好更重要的，爱情也不例外。”正是因为将艺术看作生命，他才能在兴趣广泛的同时，在各个领域都取得成就。
与众多名流大家因艺术而结缘
作为一位书画艺术家，黄苗子在书法、绘画、诗词等方面造诣颇深。然而，黄苗子这样谦虚地评价自己的一生：我这个人从外形到内在，始终都很矮小，一辈子都没有“日高千丈”的希望。他表示，能走到今天，全仰仗身边朋友们的潜移默化和自己那么一点点勤奋。
黄苗子、郁风夫妇最自豪的是一生中有无数良师益友相伴，没有门派与专业之见，只因志趣相投。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40年代的重庆“二流堂”、50年代的北京栖凤楼和后来的王世襄芳嘉园小院，劫难重逢后北京的一场场聚会，让这对艺术夫妇总是生活在充满文化气息的朋友圈中。
上世纪50年代，黄苗子研究美术史。为了搜集资料，经常去半壁街的作家聂绀弩的家。他发现聂家藏书颇丰，从唐代丛书到明清笔记小说都有。于是就一批一批地借阅，一个月总要去三四次，每次布包里总是夹几本书回家。
有一天，黄苗子跟聂绀弩开玩笑，说他是研究古代小说的，研究《三国》、《红楼梦》、《金瓶梅》、《水浒》，给他的书房起了个斋名“三红金水之斋”。聂绀弩很高兴，黄苗子用隶书写好了挂在聂绀弩的书房。后来红卫兵来了，让聂绀弩说“三红金水”的意思，他急中生智，说“三红”是“思想红、路线红、生活红”；“金”是“小红书”《毛主席语录》；“水”是江青的“江”字边旁，因为尊敬不敢直接写出来。红卫兵撕掉了，说：“你也配！”10年后，黄苗子与聂绀弩见面，又用草书给他写了一张。
黄苗子的同辈朋友不少人日后成为文化大家。“反右”后，黄苗子、张光宇两家人没有住处，王世襄毅然让他们住进了王家的芳嘉园小院。那时，他们没有多少工作需要做，便各自研究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王世襄研究明式家具，研究清朝建筑法则，还研究鸽子、葫芦等。黄苗子当时研究唐代画圣吴道子，写了大概十几万字。还有一个朋友替他们抄东西，抄完之后大家交流互看、提意见。
郁风则记得，1976年唐山地震后，芳嘉园小院的主人王世襄不肯离开他收藏的宝贝，竟想出一个办法：在他心爱的紫檀大柜里睡了好几个月。后来黄苗子书写一联赠他：“移门好教橱当榻，漏屋还防雨湿书。”横批：“斯是漏室”。
在黄苗子家的客厅里，挂了一大幅著名画家黄永玉2005年的画作《一枝荷花》，题款是：“郁风黄苗子兄嫂惠存。”说起两人的友谊，源于他们在青年时代的一件趣事。在上海，黄苗子很喜爱黄永玉的才气，又感动于他学习的刻苦，于是，写了一封信，意欲购买几张自选的木刻，请黄连同画价一起寄来，然后从南京汇款过去。为其真诚所感动，黄永玉很快如信照办，并计划着画款的用处。不期，画作寄出，画款却久久未到。黄永玉坐不住了，左思右想，决定去南京“收账”。当黄永玉坐在了黄苗子的客厅里，不好意思的黄苗子连连说：“对不住，对不住，我以为早给你寄去了。”尴尬的初次见面，竟成了他们倾心数十载朋友之谊的开始。
“文革”之后，分别了多年的黄永玉听说黄苗子回来了，赶快上芳嘉园去看他。他推开小屋的门，却只见黄苗子鼾声如雷地大睡。他摇醒了黄苗子，黄苗子晃了晃脑袋，看看黄永玉，以为在梦中。黄永玉那些年发展了他的画作，画荷花出新意，很有些自得的作品，他邀黄苗子去自己家里看画。黄苗子虽还在困顿之中，但是爱画心切，急于想看黄永玉的画作，就说：“可以骑自行车去。”于是，迅速搬出自行车，腾身上了车座。可是“忽”地又从那边掉下来，原来他忘了自己并不会骑车。
黄苗子与齐白石老人也有一段画缘。一天下午，爱好绘画的黄苗子去北京西城跨车胡同的“铁栅书屋”看望白石老人，正好邮递员来送信，黄苗子就把信带了进去。白石老人接到信后立刻坐下看，读完信后，白石老人高兴极了，他看了黄苗子好一会，颤颤巍巍地打开大橱的门，拿出很多卷画，指着说：“你挑吧，挑一张你喜欢的，我送给你。”
对国画有特殊偏爱的黄苗子很受感动，他知道白石老人以卖画为生，画作从不轻易送人。他小心地在画卷中选出一幅浓淡对比较强烈的虾。白石老人沉吟一番，然后拿起毛笔，在画上题跋曰：“89岁白石老人，久客京华，梦也思家，时值黄苗子弟携予亲人书至，此谢之。”这幅画中，白石老人没有画水，可大虾的须、爪、腰、尾和身上的水晕，都让人看出虾正在水里游的姿态。
晚年，他已经是耄耆老人，但更乐意别人叫他“黄苗子”。他说，“黄苗子”二字听起来既温暖又亲切，就像冬日里的一簇火苗。这个总是一副笑眯眯模样的老人一生喜欢交友，夏衍、叶浅予、沈从文、启功等一批老朋友去了，总有慕名而来的一拨拨新朋友找上门来，他的家里既是他们夫妇俩起居、创作的地方，又是新朋旧交交际聚会的沙龙。
乐观豁达的艺苑大家笑对人生
有一本非常精美别致的书画集，书分两面，从前往后翻是郁风的画，名曰《小小画集》，从后往前翻是黄苗子的书画，名曰《我这本画册》。郁风优美柔和的画面，配上黄苗子那粗砺刚猛的书法，一个至柔，一个至刚，刚柔相济。黄苗子、郁风夫妇书画合璧，被誉为中国艺术界的“双子星座”，在艺术创作道路上，他们彼此互为师友。郁风总是笑着对人道：“我经常是他的第一个批评者，他写的字，我其实不懂，但是我从艺术的角度、直觉、构图等方面，给予最不客气地评价。他有时候听，有时候也不听。我的画，他也批评。”
提起黄苗子和郁风，人们都会羡慕他们的幸运，在茫茫人海中牵手自己人生的理想伴侣。黄苗子认为，生活虽然很重要，但是没有什么比艺术的爱好更重要的，爱情必须建立在有共同爱好的基础上。“我和郁风走到一起，可以说是艺术做的媒，我们的结合完全是志同道合，然后互相影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为一体。兴趣一致，心灵相通，互相理解、互相支持，这是爱情、婚姻牢固的基础。”
像大多数老人一样，黄苗子常常喜欢回首自己过去走过的路。因为悔恨年少时没有好好用功，老人更加珍惜晚年的每一天，“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中午小憩片刻后继续工作到午夜。画画、练书法、写文章、整理书稿，一天又一天周而复始。以前是时光撵我，现在是我挥汗逐日”。
黄苗子一生爱书，嗜好藏书。20世纪50年代，他成为享受北京的古旧书店送书上门待遇的老主顾，还经常到琉璃厂和隆福寺购书，以至于他家一度成为业内朋友借书的“图书馆”。“我的生活就是读书，读书也就是我的生活――我就是这样过活的。”黄苗子戏称家里是书店的仓库，书架上都堆着一包又一包的书。零零碎碎也好，拉拉杂杂也好，这恰恰如实地反映着他那种“读书过活”的状态。黄苗子曾笑言：“人家说，千万不要到我家里来，因为，你如果要玩股票啊、打麻将啊什么，都怕输嘛，到我这儿来，全‘输’。”
“这些书确实值得留恋。可是已经到了这个年龄了，哪还有时间看那么多书。”1998年，黄苗子把自己珍藏的1000多本古线装书捐给了香港大学图书馆，还潇洒地说：“走后一身轻，干干净净。”这就是他的洒脱。
黄苗子自言生活中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不抽烟、不喝酒、不搓麻，一生最爱的事就是读书，最痛苦的事就是没有书读。另一个嗜好便是爱吃肥肉，但老是被孙女“黄牌”警告，所以总是藏着、掖着“偷吃”。在北京万荷堂的黄永玉81岁生日晚宴上，黄苗子开怀大吃，馋嘴的模样活像个大孩子。晚年，黄苗子偶尔也参加音乐会，但他坦言也不是真喜欢，只是为了陪老伴郁风。
在高龄之年，黄苗子对当今书画界却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当下多数年轻书画家存在的共同毛病是，对艺术理论浅尝辄止，文化底蕴不够，“一些人可能字写得不错，但画得很糟；画得可能很棒，但字又写得不忍卒看；有的善书画，却不会写诗词。其实诗、书、画本为一体，一个出色的艺术家应该在一专多能的基础上，学会将此三者融汇贯通到作品中，而不应偏废某一项。”
对于一些年轻书画家不安心创作、四处走穴挣钱的现象，黄苗子颇为反感。“我知道有一些年轻画家，他们刚把握着的画笔暖热，丰满的狼毫还未磨秃，基本功还没有打好，就开始热衷于四处走穴卖书画了，急功近利严重损害了艺术创作的纯净性，长此以往，艺术家必将自毁前程。”
黄苗子的书法作品也有假冒，但他表示毫无办法，“虽然有版权法，可我们哪有时间和精力管这事。在这方面我非常佩服启功先生，他就是一概不管。人家问他潘家园卖的字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启功说，‘别管了，反正写得坏的都是我的，写得好的都是人家的。’”黄苗子说，“现在中国处在一个转型期，法律还不健全，一切都不正规，还需要时间和过程。”
晚年，黄苗子身体特棒，精神也好，还爱说笑话。以前有人问他：“您这么大岁数了，头发怎么还不白？”他回答：“不白之冤。”70岁的时候，黄苗子在自寿诗中自称“老顽童”，年过九旬“本性”不移，俏皮依旧。黄苗子还很爱笑，谈话间说到高兴处，常常伴随一阵爽朗的笑。郁风曾对老伴说：“你这个人呀，将来怕是笑死的。”
黄苗子和郁风是艺坛令人羡慕的才子佳人。2007年4月，郁风离他而去。这时，黄苗子开始系统整理书画作品，系统性拍卖藏品。2007年，黄苗子、郁风“回风?书画存珍”专题拍卖218件拍品全部成交，启动了“黄苗子郁风基金会”，资助文化艺术与教育事业，作品基本不留给儿女。黄苗子以前常到各地搜集古代碑帖拓片，1949年前辗转收藏到清代著名金石学家?斋的一批金石拓片，其中《六朝诸家石佛造像》被视作当今所发现的对六朝时期佛像碑刻品相最好的拓片。黄苗子曾将这一生珍藏捐给高校。就在去世前的20多天，他还获得首届中华艺文奖“终身成就奖”，并将所获奖金100万元捐赠给人民美术出版社。
乐观豁达的黄苗子对生死看得尤为淡漠，他说：“死是自然规律，一定要来的，你忧心忡忡、害怕都没有用，还不如顺其自然，能够活多久是多久。”他70岁以后曾4次写遗嘱。告诫家人坚决反对在自己死后开追悼会、座谈会，更不许宣读“悼词”，也绝对不允许向遗体告别。他和几个“生前好友”有过协议，称：“趁我们现在还活着，约好一天，会作挽联的带副挽联，画一幅漫画也好；不会作挽联的带个花圈，写句纪念的话。趁我们都能亲眼看到的时候，大家拿出来欣赏一番。这比人死了才开追悼会，哗啦哗啦掉眼泪更具有意义。”关于人死后“住房”――即骨灰盒的问题，黄苗子吩咐家属：预备一个放过酵母片或别的东西的空玻璃瓶，便可作为临时的“行宫”。
2012年新年到来之时，黄苗子笑言：“我今天100岁了！”之前，丁聪夫人沈峻探望黄苗子时，黄苗子跟她说：“我该做的事都做完了。”沈峻说：“那你更得好好活着。”
然而，1月8日11点27分，自言“我该做的事都做完了”的黄苗子，在北京朝阳医院与世长辞。黄苗子3个儿子黄大雷、黄大威、黄大刚在联合发表的致各界朋友的公开信中称：“作为儿子，我们谨遵他公开发表的遗嘱，不举办任何追悼活动，不留骨灰，也不设灵堂。”“只要记住他的幽默、达观、谦和就够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