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作家走进鄂伦春的 十二小时 我觉得自己比别人更能理解陈晓雷。 他在6月20日这一天，一直不停地说话，所用时间长达十二个小时有余。全然不顾自己已经口干舌燥，似乎并不在意车上同行者的感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高洪波以一贯的亲和率性和大家其乐融融，晓雷成了这辆十六座考斯特面包车的主导，又是秧歌又是戏，一会儿主动给大家唱草原歌曲，一会儿招呼某位作家独唱，一会儿大呼小叫地让大家看窗外的景色，重头戏是给大家讲述他的童年、青春，讲他姥姥的故事以及写作，也顺便提到了自己和妻子的爱情。他称自己的蒙古族妻子巴拉为“甜蜜的老虎”，据他说这是蒙语的意译。我暗想这蒙语委实高妙，汉语与之相比顿时显得毫无生气，但凡提到老虎不是吃人就是吓人，顶多再加一个初生牛犊不怕虎，一点都没有生动的味觉。我见过巴拉，一个温婉贤惠的女性，只有晓雷知道她的威风和甜蜜，此是题外话。
陈晓雷的讲述迫切而充满激情，整个过程始于我们这个作家采风团在海拉尔上车，延续到我们走过大兴安岭的门户重镇牙克石，再转北向东，掠过林缘草原上众多眼睛一样无处不在的小湖，掠过满地宝石一样抖动绚丽的山花，经由白桦树皎洁的长廊，进入大兴安岭腹地，哪怕是到了仙境一般的达尔滨罗和神指峡，面对轰炸机群一般袭来的牛虻和拍不完的仙境美景，他也只是保留半个休止符的安静，自顾自地说着，一直说到当天的驻地大杨树镇，仍然意犹未尽。记得欢迎宴会结束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坐了一天车的作家们都感到疲惫，可是陈晓雷，居然在第二天早上三点钟就跑到甘河边上，出去拍照他故乡的河了，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第二天他兴奋照旧，继续在车上侃侃而谈，几近忘乎所以。
大家不由眼前一亮，抛给他无数的问号和惊叹号。有人总结说我们昨天十二个小时的行程，他闭嘴的时间不足十分之一，于是我想起了茨威格的小说《一个女人生命中的二十四小时》，便有了“一个作家走进鄂伦春的十二小时”的话题。
陈晓雷说，你们可能不理解，我是回家了，高兴啊！
身为同样在呼伦贝尔长大的孩子，我觉得自己比别人更能理解陈晓雷。
蒙古族作家晓雷不仅是呼伦贝尔人，更是鄂伦春人。他出生在鄂伦春自治旗的甘河镇，到十二岁才离开。甘河一带，丛林幽幽，碧水回环，人迹罕至，原本是鄂伦春人的猎场，五十年代国家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林业局，通了铁路。陈晓雷就是从内地调到这里开发大兴安岭的一个工程师的长子。一条发源于大兴安岭的河流，由此向东数十里与鄂伦春民族的母亲河阿里河交汇流入嫩江，这条河就是甘河。不知道晓雷每每梦回童年之际，眼前最先浮现的是一座座用?子垒砌成庭院的铁皮顶板夹泥房子，还是这条终日歌唱不止的清澈河流。
即使是这样，我知道晓雷已经将自己的童年故事忍痛割爱了好多。在白桦林间柔软的开阔地，在木垛高高的贮木场，在塔头草蓬蓬松松遮掩着的湿地，在那些水至清，仍有鱼的山间溪水边，当白雪一片一片地在兴安杜鹃的花瓣上变成露珠的五月，到蘑菇、木耳和灵芝一顶一顶地从海绵般的原始森林腐植层间冒出来的秋雨之后，抑或是进入白毛风飞舞，野猪拱门的冬天，鄂伦春那母体一般无垠的大自然，到处都是陈晓雷和他的小伙伴们为之疯狂的青蛙王子乐园和梦工厂。
此刻，我的眼前浮现出那些淘气又聪明的男孩子形象，细细的身体，圆圆的脸盘儿，黑亮黑亮的眼睛，黑红黑红的皮肤，头发上沾着杂草和树叶。他们的脚上是一双草绿色的农田鞋，身上的白小褂已经变成了灰黄色，还带着撕裂的硬伤。他们习惯把头上的军帽遮转到脑后，然后像一只松鼠那样灵气十足地闪现在你的面前，这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身上不是有树枝的划痕，就是有河水泡过的白印痕，还伴着牛虻和蚊虫叮咬的红肿。在漫长的冬天，他们的手上常常布满冻伤。
这便是当年的晓雷和他的伙伴，也是我那些和晓雷年纪相仿的兄弟。我还记得他们好多令人目瞪口呆的趣事，这些事和晓雷童年的淘气如出一辙。比如他们逃脱了家长的视野以后，就在山野里疯跑，但是从不会饿着，他们会在林子里的树根下找到一窝窝沙斑鸡的卵巢，然后用树枝把一枚枚鸟蛋捅个小洞，把蛋清蛋黄一口吞掉，尽管他们并不知道什么叫高蛋白低脂肪，可是这原生态无污染的美食，不仅填饱了他们饥肠辘辘的肚子，还把他们一个个喂养得结结实实。不过他们不会去触动有“老抱子”在坐窝孵化的鸟巢，因为大兴安岭的狩猎民族就从来不绝动物的根儿，打飞禽打大的留小的，对怀孕的野兽一律枪下留情，打鱼的时候不用网罗，都是先看准了大鱼然后用?子插、柳条钓，留下小鱼生生不息地繁衍下去。外来人到了鄂伦春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按猎人的方式做事，他们学会了骑马上山，制作桦树皮器皿，养猎狗看家，学会了炖柳蒿芽和做狍子肉干。我弟弟他们一群小伙伴钓鱼的高招儿也是和鄂伦春人学的，没有鱼饵，他们在湿地的水里顺手捞上一只青蛙，从青蛙的脚掌上撕开皮，挂在柳条杆的鱼钩上，插在河里，不一会儿成群的鱼就会逐味而来，那鱼多得让他们摘钩时忙得满头大汗。记得有一次我跟他们去河套，用这样的办法不大一会儿就钓回来一大桶鲶鱼，然后七手八脚地用醋退去鲶鱼的粘涎，开好膛，撒上一把咸盐，到肉店朝卖肉的蒙古族哥哥要来几个大羊尾巴，央求妈妈用羊尾巴油把这些鱼炸熟，我们一大群姑娘小子，便一人握着一条鱼，在门前边吃边打闹嬉戏，别提多开心了。
那时候呼伦贝尔的职工家属宿舍都是一个模式，一长栋十几家，不管谁家一开门，就是共同的院子，因此孩子们吃点什么，家家户户有什么喜事难事，都是互通有无的。现在人们都住楼房走一个单元门，看上去更紧凑了，人与人的关系反而疏远了。小时候我是个贪嘴的姑娘，在外面吃的东西多而杂，吃得伤食是常事，但是我没有坏肚子的记忆，因为那时山野一片碧绿，好像刚刚洗过一样，山野里的一切生命都鲜活干净。我们虽然惯于餐风露宿，还真是不得病，不过常常遭遇草爬子的袭击，也常常被满身细针的蜇麻子蜇（蜇麻子本身也是一种野菜，最好的吃法是把它用水焯好剁碎，做疙瘩汤的汤料）。
呼伦贝尔的大人对火柴是严格控制的，但是我的兄弟们总能弄到。撕下几块桦树皮，任何避风的地方，都可以成为他们的庖厨。烤鲫鱼的滋味鲜美异常，和现在饭店里的烤鱼干不可同日而语，草和桦树皮的芳香都浸入了鱼香里，不腥气也不油腻，野生鱼是蒜瓣肉，也像蒜瓣一样白皙，结结实实地有嚼头，不像养殖鱼的肉那样松懈。更迷人的是那种自然的香味儿，绕梁三日而不绝。
秋天到了，孩子的盛宴隆重开幕。我们不仅吃鸟蛋，吃榛子，还偷偷抠人家地里的土豆，采摘人家刚摇铃的大豆、豌豆，然后点一堆篝火烧着吃，那种淳淳的醉意，会弥漫整整一个秋天。让现在的孩子们永远想不到的是，就连树上长的猴头蘑，弟弟和小伙伴们也会用烧热了的鹅卵石，烤熟了，再蘸上一点盐吃，又香又鲜之余还有一种微苦，在我们的嘴里久久回味，我敢说这种美味绝对是呼伦贝尔孩子的版权所有，没在那种生活中饿过肚子的人，无论如何也创造不出来，这或许就是灵感吧。如果后来山林里的猴头蘑依然那么多，那么好，没准儿今天“石烤猴头蘑”这道菜早成了某种饮食文化的代表作。
好在我们知道玩火的危险，每一次野餐之后，都会使用青草或者湿土将残火掩埋好，踩结实。这也是和猎民学的，鄂伦春人祖祖辈辈生活在山林里，火对于他们的生存来说一日不可或缺，也是他们世世代代崇拜的神，然而大兴安岭历史记录中的森林大火，都不是由他们的失误引起的。有一句鄂伦春谚语说得好――桦树皮烧透了能治百病。烧透是关键，烧透了才放心。
小时候我采过山丁子、稠李子、榛子和笃斯（俄语音译，野生蓝莓），也多次参与过有杀羊和钓鱼内容的野游。有一次看到男孩子们捉了一只草原鼹鼠活蹦乱跳地系在鱼竿上，也不往河里伸，就让那鼹鼠在水面上挣扎着，鱼从水下游过来一跳一跳地够鼹鼠，结果一条又一条地全部给鱼竿上的鱼钩挂住了，把我在河边看得又惊又喜。后来我在一本叫《鄂伦春的社会》的社会文化学专著里发现，原来这也是鄂伦春人钓鱼的一个高招儿。
当初富庶的呼伦贝尔大地就这样把我们养大。谁能说自己的血液里没有桦树汁的甘甜，筋骨里没有飞禽走兽的遒劲，心怀里没有绿野长风的坦荡？如今，这些漂泊四方的呼伦贝尔人，怎能把达紫香花、萨日朗花、金莲花、山芍药花、稠李子花的芬芳忘记，怎能把狍子肉、柳蒿芽、笃斯和雅格达（俄语音译，野红豆果）的香甜忘记，怎能把林间篝火的温暖忘记呢？到如今，不论闻达显贵还是笃实布衣，只要他们的鼻子里一嗅到童年的味道，立刻会变成一个满嘴乡音的孩子，会变成一个手舞足蹈的诗人，变成一朵蓄满泪水的白云。
晓雷在车上反复讲过一个关于一张糖纸的故事。尽管这个故事难免使人想起铁凝的小说《哦，香雪》和高尔基的小说《小火车站》，但我以丰富的呼伦贝尔生存经验判定，这个故事是硬编不出来的。说的是在晓雷儿时生活的林区小镇，有一个小火车站，每天只有一列票车（当年人们这样称呼客车，大概是为与常见的运材货车有个区分）经过，寂寞的孩子们每天在铁路沿线的野地里，不知厌倦地观看这列穿梭于深山老林和外面世界之间的票车，眼巴巴地看着它到来又开走，然后津津有味地交流他们的所见所闻。就在大雪压境，万树封山的某一天，突然从车窗里飘落下一张花蝴蝶一般的玻璃糖纸，先被风送上高空，又飘然落下，孩子们疯了般地跑上路基，你争我夺地抢着那片糖纸，然后又轮番嗅闻那糖纸的味道，遽然驻足，久久地冥想着那不可知的远方……外面的世界原来如此甜腻浓香。
当年的小淘气陈晓雷，如今居于都市，每天坚强地面对水泥、塑料还有熙熙攘攘的利欲，奢侈地抒写着纯净的草原往事。他的心灵无奈地被排挤着冲撞着，经年累月，他变得寂寞孤独怅然若失，很想很想像当初在林子里那样大吼一声，唤来万壑回应，但是没有空间，无数横空出世的高楼近得就要贴上他的脸，时刻阻挡着他。此刻他终于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故乡，知道了美好的一切一如从前碧绿清新，恬静醇厚。那潮湿的清风依然像姥姥当年给他擦去烟尘的手掌，那婉转林间的百灵鸟依然像巴拉当年含情脉脉的呼唤，那隐隐的林涛摇篮曲般如拥入怀，悠然起舞……他太激动了，分明早已不能自己，请不要担心晓雷的劳累，也别用善意的调侃收紧晓雷心上的缰绳，让他在自己的目光里适意地奔跑适意地呐喊吧！人生能有几回醉！
鄂伦春得益于它地理位置的遥远，也得益于这个民族对大自然由来已久的敬畏。在放下猎枪以后，他们并没有依靠挖掘机开山致富，从而在山神的脚下留下累累伤痕。他们正在用具有原生态特色的文化旅游，召唤着富裕的未来，也小心翼翼地为人类守候着远古的摇篮。
车经甘河，我知道晓雷一定想在童年的土地上站一站脚，哪怕只有片刻。但是我还是狠狠心，假装没有留神晓雷的殷殷心声。因为我知道，一旦停车，片刻是远远不够的。不止晓雷这归来的游子，即使初访的客人，也会在这片美丽绝伦的土地上沉醉忘返。辽阔的呼伦贝尔，还有许多的好景致在前方等候，我们的时间总是不够。
晓雷打电话给巴拉说：“到甘河了，楼房多点，别的和小时候一样……，到伊图里河了……到你家门口了……到咱俩的学校了……咱们一定一起来一趟……”
这是文字无法描摹的颤音，喧闹的车厢内那一刻静极。
深山之外
这次作家采风活动，让我们在大兴安岭的深山老林之外，看到了一个崭新的鄂伦春。在葱绿的多布库尔河畔那童话般红顶白屋的猎民村，我们看到了他们养育的野猪和梅花鹿，以及绽红的草莓、饱满的黄瓜和西红柿，我们品尝了猎民经营的旅游饭店那色味俱佳的山野菜，观赏了鄂伦春小伙子在湍流之中驾驭桦皮船的表演，聆听了56岁的鄂伦春大姐何平花演唱的流行歌曲《难忘今宵》《青藏高原》。我们还认识了带着自己的儿子回来探亲的伊曼，她给我们唱了一首呼伦贝尔的《送亲歌》，让我们听到了她的心。这个出生在撮罗子里的鄂伦春姑娘是在读中央民族大学时与一个韩国青年恋爱的，如今远嫁韩国，思乡之情日夜在心。
遥远又亲切，这是高洪波先生来到鄂伦春的感觉，也说出了我们全团人的感觉。自从停止了狩猎，鄂伦春飞快地与时代对接融合，这种变化，不仅仅在于物质生活层面，也在于人的精神世界。接待我们的鄂伦春干部庄重大气，热情得体，鄂伦春猎民落落大方，率性自然。如果说这个民族曾经在山林里以陌生和好奇的眼光向外打量着远方的来者，那么今天的鄂伦春人变了，他们不仅走出了浓荫蔽日的深山，也迈进了阳光灿烂的开阔地，正以波澜不惊的姿态面对着纷纭而来的世界。民以食为天，如今的鄂伦春人深谙市场经济的奥秘，应该并不难以理解。然而令人震惊的是，交流之中，并没有哪个鄂伦春人对发财致富显得十分殷切，他们心中最大的希冀和担忧，是保护和延续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
狩猎是鄂伦春文化的支点，猎枪则是狩猎文化的标志。
这次鄂伦春之行，有三个人在和我的交谈中涉及到猎枪的话题，当然他们并没有刻意地诉求什么，只是一种流露。
塔如梅并不像传说中的鄂伦春猎人那样桀骜凛然，给我的感觉是安恬敦厚。他的眼睛笑起来像树叶含着露珠那样明亮，他的脸上已经看不出长时间餐风露宿的沧桑。我注意了他的手，只有那两只硕壮的大手，依旧彰显着昨日的狩猎生活。正是这个塔如梅，在一个潮湿的五月之晨，一次猎杀了两只熊和一头野猪。跟所有淳朴的长者一样，六十多岁的塔如梅大哥，对于成群结队而来的客人极其连珠炮一般的提问，一律报以温和简单的回答，没有丝毫夸张和修饰。原本惊险卓绝的狩猎故事，在他的嘴里变成了一次平凡的收割。此刻，我只有试着调动自己的想象，描摹当时林中的场景――五月的山林冰雪开始松软，杜鹃花像朦胧的红纱缠绕在万树的膝间。一只大熊也在春天苏醒了，此时正在一株长满泪眼的白桦树身上蹭着厚重的毛皮，时而还要伸出双臂试图向树的上方攀爬，长长的冬眠耗尽了它的脂肪，它要舒展身体，开始新一轮的觅食。机警的猎犬静静地守候在主人的脚下，塔如梅轻轻地把枪搭上早已准备好的枪架，瞄准，射击！刹那间，林子里霜雪飞扬。大熊的心脏被击中后，扬起巨大的熊掌向前扑来，可是这垂死的野兽只能像一块倒掉的石头那样栽向地面了。就在塔如梅满怀喜悦走向自己的战利品的时候，他的身后传来一阵吭吭哧哧的声音，那声音近得好像有一只魔爪就要抓住自己的肩头。猎犬狂吠着冲了上去，要拦住那蠢蠢欲动的东西，他没有回头，飞快向前跑，感觉告诉他大概离开了有十几米的样子时，他突然转身躲到一棵落叶松的后面，才看清原来是一头獠牙大张的野猪正像送上门的礼物那样傻乎乎地站在不远处，似乎还没有从刚才枪声的震惊中醒来。好一个盛宴般的狩猎季节啊！塔如梅一枪轻松地结果了野猪。塔如梅从不认为自己作为一个猎人技艺超群英雄盖世，觉得自己不过是遇到了两个被山神怪罪了的傻瓜。令他万万没有想到是，山神的恩赐还在继续，另一只熊闻风而来，远看黑乎乎的，难道又是一头野猪？塔如梅的犴皮靴子在柔软的林地上轻轻地向前移动着，那只半卧在草木间的熊，似乎发现了猎人的出现，它张开大嘴，扬起前掌，站立了起来，距离如此之近，塔如梅已经闻到了那野兽呼吸的腥臭味……猎犬如箭镞一般冲了上去，野兽的注意力被分散了，惊险只在一瞬间，他来不及瞄准，一颗子弹已经穿透了熊的嘴巴，又一颗子弹打在它的天灵盖上……不知道我的想象是否贴近当初的现实，此刻塔如梅安坐在猎民新村公寓楼的沙发上，他的背景墙壁上挂着晚辈的时髦结婚照，家里的电器、家具，和中国任何城市的普通家庭比都毫不逊色。他告诉我们1996年就响应政府的号召，为保护森林生态放下了猎枪了，如今种着600亩土地，生活富裕幸福。当我们赞扬他当年的英雄壮举时，他不无自豪地说，现在要是有枪自己还能打，这时候我看见犹如夕阳抹上远山，他褐色的脸庞被自己的目光照亮。
我是在篝火晚会上认识了全国劳动模范、内蒙古自治区的人大代表、扎托敏乡希日特其猎民村的昆木达（村书记）白色柱。不知道为什么，这次鄂伦春之行我们见到的鄂伦春朋友，无论男女个个都是标致的人物。除了气度恢弘的塔如梅大哥，还有白皙秀美的旗委宣传部部长兼副旗长凌云妹妹、眉清目秀的旗文联主席敖荣凤、文质彬彬的电视台播音员兼鄂伦春语教师何磊、靓丽苗条的乌鲁布铁乡的女乡长阿亮等。眼前这个十二岁就开始狩猎的昆木达，具有典型的鄂伦春猎人形象，高颧骨，小眼睛，并不高大，但是健壮敏捷，凝神之间难掩灵秀和锐气。他在晚会上为我们表演了鄂伦春古老的猎枪占卜和兽骨占卜，还用古朴而诗意的鄂伦春语向我们表达了欢迎之情。显而易见，他身上的犴皮猎装和头上的狍角帽是专为接待我们穿戴的，他盘腿坐在涛声如风的河岸草地上，占卜用的那支道具猎枪架在他身旁的木桩上，他和伙伴们用小猎刀，细细地剔除着肉骨头，慢慢地享用传统的美食，阑珊的篝火为这个画面提亮了色度也制造了温暖。我想象着如果从画面上撤掉那杆枪以后的效果――英雄和武器分离，真实和缺憾同在。这时他举起手中的桦树皮酒杯，邀请我一醉方休。
在放下猎枪定居以后，白色柱一家住进了政府为他们建的砖瓦房，但是白色柱执意要在自己家的院子里搭一个撮罗子，每到夏天就搬回撮罗子去住，因为住在里边他会感觉到山林之中的亲切。一年又一年，猎民村的生活越来越现代，他的撮罗子也越修越漂亮，没想到在开发旅游中，还派上了用场，成了接待客人的一种景致。我问起他的这个小故事，于是我们的话题和美酒一起变得深厚。
但是他不让我去触摸那支道具猎枪。即使是一个道具枪，他依然视若珍宝。
我说，如果有枪，还有猎物可打吗？
他说，大兴安岭的野兽不是鄂伦春人打光的，是林子砍伐得太稀了，养不住野兽了。现在生态恢复了，下第一场雪的时候又该有犴到河边来喝水了。打猎不是一个好方法，如果打不到猎物，就什么也没有。养殖和种地比较稳定。
我说，还想着打猎的事情吗？
他说，那能不想。
我说，可枪怎么办？
他说，现在发展旅游，政府或许会给我们枪的。
离别的时候与他合影留念，他庄重地拿起了那支道具枪。
鄂伦春旗第二任旗长、鄂伦春民主人士德洪的夫人林杰，今年八十七岁了，定居在多布库尔猎民村。乍一见面，感到她和一个汉族老母亲没有什么两样，带着几分客套和拘谨。谈到猎民的生活，她立刻变得神采飞扬起来，朗朗的笑声和脸上的菊花纹一起绽放。她盛装出行，拒绝别人的帮忙，翻身上马，飒爽英姿。鄂伦春族作家敖长福告诉我们，她从年轻时就是一个好骑手，去年还参加了一部鄂伦春主题的电影拍摄，片子就有她策马林间的镜头。
在林间，我们总是有一种忐忑，担心马背上这位八十七岁的老奶奶有什么闪失。可是，她手一挥，朗朗地说，没事，我行！这是一位心性高强的鄂伦春母亲，永不言败的猎人之妻。本来她可以享受一份丈夫留下的荣誉，在城里过优渥的生活。但是她无法和以往的记忆告别，离不开山清水秀的猎乡，就和儿子永远地留在了多布库尔河畔的猎民新村。
遇到如此动人的鄂伦春老太太，大家的喜爱和敬慕溢于言表。尤其是李存葆先生，和林杰老太太可谓一见如故，竟然在无拘无束的交谈中撞击出几许少年的孟浪，使相谈甚欢。当有人告诉林杰，眼前貌不惊人的李存葆是一位将军，林杰丝毫没有惊讶的表情。她问：“将军，你会骑马吗？”将军说：“不会，我会开坦克。”林杰摇头又问：“那你会打枪吗？”将军有点猝不及防，“哦，……”林杰手往下一挥，脱口而出：“不会打枪，将军？”引来李存葆将军一场开怀大笑。其实李存葆经过严厉的军事训练，也是个实弹射击的状元。
当然林杰奶奶也有足以骄傲的经历，她十七岁跟随丈夫上山狩猎，策马群山，弹不虚发。
在鄂伦春人的心里，骑马打枪，是英雄的标志，猎人的精神至高无上，无与伦比。
王肯老师的1956
1947年23岁的王肯老师和一群刚刚投奔了解放区的大学生在中共东北局的安排下，坐着胶轮大马车前往哈尔滨，在这次旅途中一个叫昭马兵站的地方，他听到了一支好听的民歌，由此鄂伦春民族成了王肯老师一生一世的惦念。
天上高照的秋阳明亮温暖，那一天在王肯老师的记忆里永不褪色。再也不用在国民党统治的北陵东北大学里一边吞咽着不能果腹的高粱米饭，一边遭受吃着大米饭的国民党退伍军人和富豪子弟的侧视了；再也不用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跟踪监视和国民党军队的坦克围攻了，解放区的天是晴朗朗的天，自己多像是出了笼子的小鸟啊，想飞翔，想歌唱。
窗外有一个高高的草垛，高高的草垛上也有一个兴高采烈的人，他的歌声立刻吸引了王肯老师。那是一种好不新鲜的欢快旋律，与其说这是一首歌，不如说是一段小曲儿，因为这是一首没有歌词的歌，全部歌词就是反反复复一句“那呀那呀那依耶”,作为一个喜爱东北民间艺术的青年知识分子，王肯老师说不清这首歌的出处，但发现了其中的非凡魅力。
高高的草垛上伸出了一双有力的手，把王肯老师拉上了草垛。
唱歌的是年轻的鄂伦春族解放军战士小莫。1997年时，王肯老师这样描述着记忆中的小莫――“他壮如树墩，团脸高颧骨，两眼明亮”。小莫说：“我的家乡兴安岭高啊，落叶松白桦林密呢！”随后他又为王肯老师“哪呀哪呀”地唱起那首来自家乡鄂伦春的小曲儿。
王肯老师带着这支小曲儿投入到建设新中国的洪流之中，不久成为东北师大音乐系的教师。在为庆祝“十一”编演少数民族大连唱的时候，他想起了小莫的小曲儿很像当时流行的《鄂伦春舞曲》，就把小莫的曲调填上了词――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森林里住着勇敢的鄂伦春，一人一匹烈马，一人一杆枪，獐狍野鹿漫山遍野打呀打不尽……鄂伦春本是受苦的人，鄂伦春今天翻呀翻了身，一杆红旗空中飘，民主平等自由幸福做呀做主人……
这首歌一经传唱，历时六十余年，成为经典。千千万万的人们，通过《鄂伦春小唱》这首歌，知道了遥远的兴安岭，知道了兴安岭上那个勇敢智慧的民族鄂伦春。
作为这首歌的作者，走访鄂伦春也成为王肯老师梦寐以求的事情。到了我出生的１９５６年，王肯老师多年的愿望得以实现。他参加东北师范大学鄂伦春调查组，赴大兴安岭呼玛县白银纳、十八站等鄂伦春定居地调查。
这是一次相当扎实的调查。7月4日，调查组一行乘火车赴哈尔滨，然后经齐齐哈尔、嫩江，乘汽车抵达黑河，接着在黑河登上“北安号”江轮，来到呼玛县白银纳和十八站瑷珲古城。年轻的王肯老师，先读万卷书，后行万里路，他事先熟悉了东北地区的人文地理，研究了国外学者关于鄂伦春民族社会的调查报告，研究了东北历史中各个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他们这个由教授和青年讲师组成的调查组，行程约6000公里，重点调查对象约80人，接触群众200人，一个崭新又古老的鄂伦春民族，就这样留在了他们的田野报告中。王肯老师分工负责收集整理鄂伦春民歌、故事和文化活动的资料，这个有备而来之人，像婴儿吸吮母乳那样带着渴望和热情投入自己的工作。在时隔五十五年以后，当我阅读他的《1956鄂伦春手记》一书的时候，常常发现这样的细节：“雨不停，只得利用雨天工作，调查组的每一天都是工作日，不能不工作……”“随后老人开始传递酒碗，边喝边唱，转眼间歌声四起，我记曲谱记不了唱词，记了唱词又来不及记曲谱，多亏了……”“8月17日听说船快来了，我们把行囊都搬到江边沙滩上，有收集的文物，还有桦皮船，等了一白天，不见船影儿，晚上到几时还没有准时间，真急死人哪……直等到18日晨，听见江轮汽笛声，‘海兰号’可算来了。上船后，本想把我记录的民歌和故事分开整理。但和来时逆流行驶慢腾腾的江轮不同，船顺流而下，很快。”以当时的条件，进入呼玛县的白银纳一带，路程的艰难是今天无法想象的，调查组遇到了一个火柴盒只能装一只那么大的牛虻，遇上了险象环生只有鄂伦春不挂掌的小马才能踏过去的大面积塔头湿地，遇见了零上36度的炎热天气。当然，也遇到了初始时鄂伦春人对他们的漠然。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鄂伦春的19天，王肯老师用自己的心，为一个民族保存了大量渐渐消失的文化，也获得了受用一生的营养。这种营养是他对鄂伦春民族文化资料的拥有，更是他亲历鄂伦春生活获得的创作经验。许多年以后王肯老师反复说：“民间这口‘奶’断不得。”“1956年我到鄂伦春采访鄂伦春民间文化的过程中，发现马上民族那种神奇的想象力和独特的表现方式，同田园民族很不同。民间艺术真实自然地反映民族性格和精神。”
正是意识到民间文化的不可或缺，此后王肯老师致力于东北地域的文化研究，致力于具有东北文化特质的戏剧文学创作。我有幸观看过王肯老师主笔创作的吉剧《桃李梅》，观看过王肯老师的吉剧小品《包公赔情》拍成的电影和吉剧小品《燕青卖线》、《包公赶驴》的文学剧本。良思许久，我使用了“有根之作”这个词来表达心中的感受。王肯老师的吉剧是东北“二人转”的升华，他在创作中把二人转“千军万马，全凭咱俩”的叙述方式，衍化出载歌载舞的表演方式，泼辣生动的语言风格，给予美学的把握和升华，使一个雅俗共赏的新剧种脱颖而出。王肯老师赋予这种简单的民间艺术以宏大的戏剧景观，改变了人物塑造方面的虚拟性，令二人转变得更加贴近观众，也更具时代风采和优雅的诗意。保持不变的是那浓烈热辣的东北气质，那回肠荡气的唱腔，那真善美的永恒主题。吉剧真的太美了，可惜现在由于一些文化底蕴不足的小品演员对二人转的诠释，加上一些媒体浮夸媚俗的操作，把原本生机勃勃的民间艺术二人转，用一种对接娱乐市场的方式置于尴尬的处境，而王肯老师当年开创的吉剧艺术，终因无奈于金钱的法则进入了历史的冰冻期。在我看来，新中国戏曲文学的经典，无外乎吴祖光的《红楼梦》、《花为媒》，王肯老师的《包公赔情》、《桃李梅》等。这都是有根之作，有中外文化修养之根，有民间土壤之根。世道沧桑，这是艺术不变的规律。
到了我考入大学学习戏剧文学的时候，王肯老师正值艺术上炉火纯青的中年。记得那是一个丁香花酴?的五月，百余人的课堂，百分之百的全神贯注，我们一改往日的心不在焉，自始至终听得津津有味。王肯老师口才自然是好，但他并不倚仗口才，让我们折服的是他对戏剧洞若观火一般的理解，他本是戏剧理论修养渊深的大师，但是他深入浅出地把编剧法总结成一个质朴无华的动词――折腾。“折腾来，折腾去，反复折腾就是戏”，只有王肯老师可以这么讲，因为《燕青卖线》、《包公赔情》等好多作品扎扎实实地放在那里呢！
“折腾”就这样地成为我们后来分析任何剧本的口头禅。比如《碧玉簪》里的三盖衣，比如《玩偶之家》娜拉走与不走之间的犹豫，比如《断桥》白娘子救许仙忍受的千辛万苦……
生动的东西，总是比概念化的东西令人难以忘记。读了好几年戏剧文学，到如今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想想，什么意志冲突啊性格冲突啊，都不知道是哪个大师的观点了，唯有这个“折腾”还清晰地记着。
王肯老师讲课的样子，同样清晰地保存在我的记忆里。不高不胖，五官端正，声音圆润，一听就知道有点声乐的底子，不像别的东北老师那样口音浓重，慢慢地吸烟，从容地说话。我就这样记着王肯老师，一晃儿就是三十年。
在这三十年里，我越来越少和人谈起戏曲，一旦谈起来，便会谈到王肯老师。岁月沉淀了我当初的诚惶诚恐，只给我留下一位生动感人的老师。王肯老师，你在哪里，是否如意安康？
热心的老弟陈晓雷，从长春给我带来了王肯老师的消息，他老人家已经八十七岁高龄，自1998年从吉林省作家协会主席岗位上离休以后，身体健康，精神矍铄，一直坚持写作和思考。令我万分惊喜的是，王肯老师委托晓雷，将自己２００２年出版的《1956鄂伦春手记》给我寄来一本。
这是一本何等珍贵的书啊！
对王肯老师来说，这是幸福的奉献，是一份如期的夙愿。1956年至2002年，岁月荏苒，光阴太久，这份当年在大兴安岭潮湿的林甸上，在白银纳新村洒满阳光的鄂伦春小学操场上，在鄂伦春新村最后的一个撮罗子里，在孟杰提木大婶狍子干飘香的木刻楞里，在呼玛河畔的金色麦田里速写、速记、抢拍下来的调查资料，几经磨难，几经浩劫，被王肯老师精心保存了下来。王肯老师说：“一生不知道记过多少记事本。‘文革’期间造反派抄去一些；夹杂在废纸堆里卖了一些；还可见一些破旧的残本……只珍藏这一册，完整无缺，那即是1956年的《访鄂纪事》。”2002年，他用颤抖的手，开始整理校正这些采访记录稿，将这本收录了43篇纪实短文、38篇民间故事、36首民歌、85张照片、9幅速写和自己以鄂伦春为题材创作的25个作品的文献，奉献给了他日夜思念的鄂伦春兄弟，了结一段心愿。
对于鄂伦春来说，这本书他们期待已久。那昔日先人的身影，那些似乎已经在岁月中如烟远去的故事，那些已经不再有人传唱的歌曲，那些带着松涛和子弹呼啸声的生活场景，鄂伦春昔日的光荣和骁勇，鄂伦春从莽林深处走向新中国的足迹，顷刻间因循王肯老师的1956，回到了鄂伦春人的眼前。我们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我们凭借什么和自己的先人对话？这是任何一个民族都会遇到的课题。如果一个民族不知道伸出一只手去牵住昨天，那么另一只手怎么能够连接明天呢？鄂伦春自治旗党委宣传部部长凌云，是一个有文化责任感的鄂伦春干部，她看到我手里的这本书以后，立刻向我提出邀请王肯老师到鄂伦春参加建旗60周年，她说我们鄂伦春人不能忘记王肯老师为我们做出的贡献，他是我们民族的恩人啊，在建国初期，《鄂伦春小唱》把我们这个民族的声音唱到了整个中国和世界……
这本《1956鄂伦春手记》，令我掩卷长思。当今中国的文学为什么难见撼世恒久之作？中国作家离养育人类的土壤太远了，生存的欲望像沉重的锁链，把我们的理想牢牢地拴在苍白无华的水泥庭院中，我们每天与塑料和膨化剂为伍，已经无法触摸这个活生生的世界。我们怎么会理解鄂伦春奶奶不愿意住进新屋子的原因呢？我们万万不会想到，她会说房子里的天是方形的，会掉下来把人砸死，房子里面不通风会把人闷死；我们如何苦思冥想也编造不出来这样的细节――鄂伦春人看时间，就是看太阳，解放后一个猎人买了一块手表回村，老人问这是啥东西，猎人告诉他，这是戴在手上的太阳……有一句鄂伦春谚语说的好――不进深山，看不见灵芝。可是想要看见灵芝，必须付出代价。只有王肯老师才知道，他们是被一大团牛虻和蚊子包围着追逐着、身上带着成片的红肿和血痂走进的白银纳；他们是战战兢兢地坐在马背上，向上扬着双腿穿过的呼玛河――生活是一切艺术的源泉，王肯老师的经历一如既往地提醒着我们：不要理睬这个拜金的时代，文学自古以来就是清苦的行当，需要有人在所不辞。
王肯老师闻知凌云部长的邀请难捺激动的心情，他提笔写下《鄂伦春小唱》的歌词，将手迹交由晓雷送到了他心驰神往的鄂伦春自治旗。随后有殷切嘱托――要发展自己民族的文化，首先要培养自己民族的人才，要有自己的学者、专家和博士！王肯老师的手迹，遒劲之中透出激情，将永久地珍藏在鄂伦春民族博物馆里。
晓雷把王肯老师戴着鄂伦春狍角帽，手捧“鄂伦春荣誉市民”证书的照片传送给我。三十年风雨流年，又见老师，雍容依旧，文采精华，不由感慨万分，正可谓：直将阅历写成吟，中有风雷老将心。
〔责任编辑 阿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