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平 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末，现执教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1990年代后期开始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化批评。做规矩的学术论文，也做不规矩的文艺评论和媒体书评。近年在《当代作家评论》《上海文学》等发表文学批评40余篇，曾获《当代作家评论》奖。
为什么要写散文？这貌似一个文学发生学的问题。那次，高晖的《煤城往事》刚刚出笼。孩子总是自己生下的俊，大概有点小兴奋，就电话敦促我赶紧读。聊着聊着就扯上了为什么要写散文的问题。高晖现在的写作状态是实在憋不住实在有话要说。当然实在憋不住要说话，不一定都能够整出好的文学来。散文是“文”，不是农村大妈唠嗑，不是出租车司机话痨。但即便如此，我还是很看重高晖这样憋不住想说的写作冲动。晚上没事翻新一期《城市画报》，里面有篇小文是这样说武汉高雄路的万象咖啡馆：“万象咖啡馆，有着宽敞明亮的空间，各种旧家具，有书有电影还有咖啡香。如名所言，这里有万象，是美好生活的万象。店主小巴是个利落的短发美女，在美国、英国待过，玩过音乐、电影、杂志、设计，曾经是朝九晚五的白领，也做过很多解救白领的事儿，比如职场压力的疏导。这次开咖啡馆，也是为了继续解救的事业。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个放松、交流的地方。”为什么要写散文？其实就是开一家万象这样的咖啡馆。我以前谈朝潮的散文集《自习课》说：
我喜欢这本小书的题目“自习课”。这是个小书越来越少的时代。每个作家都好像一脑子思想等着给普罗大众上课，所以书越做越大越艰涩。朝潮却让我们有了一节“自习课”。也许有人可以从“自习课”中玩味出自我约束、自我教育和自我成长这些宏大的东西来。但我还是以文字识人度人，相信朝潮的“自习课”是让我这个读者由衷地放纵。想想少年时代那些黯淡无光读书的日子。自习课是多么美好的时光。只有自习课可以不做数学不做语文不做英语不做一切和课本相关的事情，可以看闲书发呆，可以在局促的教室做一次赏心悦目的旅行，看看那些班际美女们如野花般不加掩饰的青春。
再说说文学，散文是什么？散文应该是文学中的“自习课”。它自由散漫交头接耳不务正业无所事事。每一个提笔写散文的人都应该想想你是在上“自习课”。如果这时候，你跳上讲台鼓噪，那是多么煞风景啊。朝潮肯定知道这个道理，他在“自习课”上叽叽喳喳，不是一个好学生，但却是一个好的聊友。在自习课听朝潮枝枝蔓蔓地说交游、文学、旅行、电影、想法，心在斗室已然千山之外。
“咖啡馆”“自习课”说的都是“自由”的意思，但散文不只是落得个“自由”。就像万象咖啡馆的馆主，开个小馆还有“解救”的念想在。说到“解救”，不要径直往宏大处想，那种解放全人类的白日梦早已证明确实是个白日梦。散文的“解救”往细小处说就是万象咖啡馆主式的“解救”。比如高晖的《煤城往事》我就理解为一场自己发起的“解救”小运动。写完一小段，高晖至少可以把自己心底里的某个角落照亮了。说照亮，就是看得见美好，也见得着丑陋。
所以，我想，为什么要写散文？总应该有搁在心里，放不下，无法释怀的东西要说出来。这大概就是散文这行当为什么那么爱怀旧，总喜欢把过去的东西梳巴梳巴，反思反思。就像“老头儿”尧山壁说他的《百姓记事》：“果真老之将至，思维和写作不由自主转向回忆。接过时光老人的一把梳子，慢条斯理地梳理自己，把半辈子的人生当作草稿，边修改边誊清，把走过来的路再走一遍，把以往撒下种子的土地再耕耘一遍。”别小看这种梳理，我读“老头儿”尧山壁的《百姓记事》真的像在自家的泥巴墙凿个小洞，看外面的大景象。
还有“解救”得更严苛的。手上正读夏榆的《黑暗的声音》。夏榆是当下作家中少有的把“黑暗”作为自己一贯文学志业的作家。此前我就读过他的《白天遇见黑夜》。在夏榆看来：“写作对我个人而言，更多地像是某种清洗行为。我试图通过写作清洗生活和境遇加给我内心和精神中黑暗，以回复我作为人的本性的光亮；通过写作我清洗虚假的知识和伪饰的逻辑带给我的非真实感。让自己行于真，坐于实是我给自己的生活要求。”夏榆写人在矿场的劳作，写人在漂泊中的命运，也写强权对人的奴役，资本对人的剥夺，写底层生活的喑哑和无权者的屈辱。如他说：“是把它们看成是‘自由的试金石’‘繁华的检测体’‘文明的显示剂’。……我书写当代生活的现场，从个人的境遇和经验出发，从个体的人类身上，我看到时代的光影和时间的刻痕。”
是的，散文应该有立场地“书写当代生活的现场”。散文写作者在他所生活的时代在怎样的位置？为谁发声？如何发声？这里本来可以举写《中国在梁庄》的梁鸿，这个衣食无忧的女子，偏偏要和自己别调“对自己的工作充满怀疑”，“怀疑这种虚构的生活，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甚至充满了羞耻之心”，所以她要“回到自己的村庄”，“替‘我故乡的亲人’立一个小传”。这一年真正“回到自己的村庄”，谈梁鸿的人很多。我换一个大家比较陌生的陈庆港。陈庆港他不是所谓专业作家，他的本业是新闻摄影。类似的例子还有拍“麦客”的侯登科。早前他写过慰安妇，这次《十四家》写“穷人”。陈庆港的“十四家”――甘肃省岷县寺沟乡纸坊村六社车应堂、车换生、车虎生家，甘肃省宕昌县毛羽山乡邓家村郭霞翠、王实明家，云南省安尔镇雄县安尔乡坪子社小米多村水井弯社李子学、高发银、王天元家，云南省会泽县大海乡二荒箐村公所马四凹子村蒋传本家，山西省大宁县太古乡坦达村史银刚家、李拴忠家，甘肃省武山县马力县双场村李德元、王想来家，甘肃省毕节市朱昌镇七组翟益伟家，涉及四省七县七镇。我不需要按着地图找，就知道这十四家都在僻远荒蛮之地。写这个十四家农民十年的劳动、收入、迁移、疾病、教育、文化、日常生活、精神生态等方面的生存和变迁，对他们的物质、精神极贫极困的真相“报告”之，我应该是有着心理预期的。但即便如此，我还是被他们的赤贫，被他们未有穷期的赤贫震撼到。可以说，《十四家》是我们高歌猛进光鲜时代的“穷人之书”。所谓的“生存”，在这十四家，一方面除了极个别的温饱之家，所有的日常生存几乎就是为简单的口粮苟延残喘地“活着”――在贫瘠的隙地上望天收般讨口粮，或者背井离乡地讨饭、打工。他们，在乡者，忍饥挨饿；去乡者，有的被骗到黑砖窑黑工厂，有的客死他乡。但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这十四家，只有极个别的成员有过偶然起意的盗窃摩托车的罪案。
在许多大众传媒将“贫穷滋生暴民、刁民”当作当然的逻辑向“穷人”大泼污水的当下，陈庆港的《十四家》写了一群真正意义的“穷人”，一群赤贫却尊严地、忍耐地活着的“穷人”。他们都是我们时代真正干净、纯正的“良民”。“良民”即“穷人”，这使得《十四家》有了一种苍凉、不平之气。这是陈庆港之立场之关怀所在。我们把这种写作谨慎地命名为“声援穷人的写作”。因为，“穷人”在中国现代史已经缠绕了许多复杂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内容。因此，对“穷人”的声援并没有先天赋予，也不是在任何情境下都具有合法性。但陈庆港的《十四家》之“穷人”首先却是应该得到比现在陈庆港还要广泛的声援的。那么，何为“声援写作”？我考虑的是智识者的身份和责任。“谁”声援“谁”？当然是智识者对沉默“穷人”的声援。为什么要在“穷人”前加“沉默”的前缀。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在今天智识者也可能是经济、精神意义上的“穷人”，但却能够“丰富”“丰沛”的言说。他们是声音、言论的“富裕者”。而沉默的“穷人”，连言说的资格也可能被剥夺了。因此，“声援写作”强调的是能言说者对沉默者的道义、良知上的声援。
“穷人”联系着的往往是社会的最“底层”――“小作坊式的工厂”“有毒的流水线”“煤窑和砖窑”“广阔无边的农村”“城市发廊、工地、棚户区”……2005年，作家刘继明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命题，“我们怎样叙述底层”？在此前后中国文学大量涌现所谓的“三农文学”“打工文学”“底层文学”等等。但读这些写作的所谓底层的生活，我们能够说已经解决了“文学叙述底层”的问题了吗？假定我们承认客观存在着一个曾经被遮蔽的“底层”经验有待作家去想象和叙述，但一旦作家进入了叙述多大程度上能够保证“底层叙述”的实现。“底层”究竟是怎样的经验和想象？这种智识阶层心眼里的“底层”和“穷人”，比如“道德优先”的“题材决定论”，比如对苦难的把玩，比如对“底层”的诗意想象等等，在新世纪中国写作中是真实还是幻觉？因此，如果没有清醒的反思，我们很有可能占据“道德的高地”却无法抵达“文学的高地”。 陈庆港的《十四家》近乎“实录”，不但既没有对乡村田园农家的牧歌想象，也没有嗜痛炫痛般妖魔化中国乡村，而且尽可能地褪去了“文人腔”和“文学腔”去“实录”中国乡村之“十四家”一角。“文人腔”“文学腔”里说去，总感到和生活之间有种说不出来的隔膜。书斋里编故事，从江湖上看去，终是一派书生意气。不粗、不野，没有一股狠劲和杀气，很“贵族”很“山林”。当然，这差不多是整个中国文学的“病”。所以，我在最新一期《当代作家评论》重提了“人道主义”的基本常识才会这样认为：“人道主义”是好东西，知识分子的悲悯也是好东西，但那都是要有坚硬的骨、浓烈的血，才能撑得起，才能蓬勃和活顺。回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记得周作人在《人的文学》说过：“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慈善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混淆是当下中国文学一个需要警惕的问题。新世纪的写“底层”写“穷人”弥漫着廉价浅薄的同情。这种庸俗化的“慈善主义”的文学表达在中国现代文学是有着自己传统的。从五四“问题小说”的“爱”与“美”到“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分享艰难”，再到今天的“向往温暖”，现实主义一直没有能够被贯彻到底，甚至沦为作伪的“现实主义”。“慈善主义”不是“人道主义”。因此，对于我们当下心系“底层”和“穷人”的知识人、写作者们，我们能不能先收起浅薄的“慈善主义”，而是精准、到位地将底层的真相说道一二？在这一方面，陈庆港的《十四家》是可以作为一个正面案例的，也可以算作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现实”的一面镜子。比“慈善主义”更退步的是，“穷人”“底层”“弱势群体”在今天频繁地被知识界所劫持和征用，有时还不是智识者真的对“穷人”“底层”“弱势群体”抱有悲悯和同情。我不惮以小人之心去揣度，如果不沉浸到“穷人”“底层”“弱势群体”中间，不是“声援”的精神立场，在今天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去谈论“穷人”“底层”“弱势群体”，远比讨论“富人”“上流”“强势群体”安全得多，也容易博得掌声得多，当然也更可以树立起“知识分子”之“公共”名头得多。因此，那些“农村”的走马观花式的田野调查式的过客是很难抵达今日中国“农村”真相，也不可能指望他们予穷人以有力量的声援。捎带说一句，我用的输入法是“QQ拼音输入法”，有意思的是我用部分“声母”和“韵母”打出来最靠前的词却不是“声援”和“穷人”，而是“生源”和“情人”。可见，我们社会的热点并不在“声援穷人”。
散文可以是解救，可以是声援，可以是前辈说的投枪和匕首。散文的骨头也可以是最硬的。这其实是散文的基本伦理和常识。勒克莱齐奥说：“笔和墨有时候比石头还重要，可以对抗暴力。”还不只是“对抗”，对一个散文写作者而言，至少首先要选择和正义、良知、尊严、善良、美好……站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