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代文坛，地域文学群体数量多、分布广，其文学创作展示的强大实力，实际上奠定了清代文坛以地域性为主的格局。“毗陵七子”是地域文学群体中极为突出的一个，群体中洪亮吉、孙星衍、黄仲则等成员均名闻天下。该群体成员频繁进行诗文交往，个中原因，耐人寻味。其交往诗文丰富了诗歌创作的题材，折射出那个时代的士人形象，也扩大了群体在文坛的影响。审视该群体成员与清代诗坛主流诗派的广泛交游、持续唱和，可以促进我们对于清代诗坛四大流派内在相通之处的深入思考。
关键词：毗陵七子；诗歌交往；动因；价值
中图分类号：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12)02－0091－04
清代文坛上，地域文学群体数量之多、分布之广，远迈前代。诸如桐城派、阳湖文派、常州、阳羡、浙西词派、虞山派、江左三布衣、岭南三大家、辽东三老、吴门七子、毗陵七子等，不胜枚举。地域文学群体和流派的强大实力，实际上奠定了清代文坛以地域性为主的格局。因此，对地域文学群体的研究，有利于把握清代文学的重要特征。
本文所要着重考察的地域文学群体――“毗陵七子”，是乾隆中期出现于常州的一个文学群体，该群体除了声名赫赫的洪亮吉、孙星衍、黄仲则三人之外，另有赵怀玉、杨伦、吕星垣、徐书受等。群体内部诗文交往非常频繁。复旦大学叶舟博士论文《清代常州城市与文化：江南地方文献的发掘及其再阐释》中列有《毗陵七子本地交游网络一览表》，统计了除七子之外本地51位文人与七子来往的诗文篇数，从其表作进一步分析可知，七子(以上述七子名称为序)内部诗文交往各自篇数分别为101、117、59、69、40、13、21篇，远超其他文人与七子交往的诗文总数。诚如叶舟所云：“本表统计数量不尽可靠。”毕竟各人诗文有散失，但是，“七子之间的交往较之与他人占据了最重要的部分”。据此，本文拟以“毗陵七子”为例，考察地域文学群体内部频繁进行诗文交往的动因及诗文唱和的价值。
一、地域文学群体诗文交往的动因考察
七子各自诗文交往或先或后，尽管他们由于年龄增长、身份变化及价值追求改变等多种因素影响，诗文交往随之产生或疏或密的变化，不过，总体而言，无论七子置身何处，所处何境，他们之间诗文交往之频繁是不争的事实。其频繁进行诗文交往的动因何在，确实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首先，地域因素的影响关系甚大。一个地区的自然环境，决定或影响了这个地区的经济生产方式、政治生活形态，同时也促成了这一地区中人的特殊性格风貌和精神气质的形成。而七子所处的江南常州，从大环境而言，属于南方。胡朴安所编《中华全国风俗志》中说“南方水土柔和”，“郊无旷土，多勤少俭”，“民生其间，多秀而敏”。刘师培论“北方文体固与南方文体不同”时曰：“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如此，意在表明南人感情之细腻敏锐。“尚虚无”的南人很重精神上的享受，“敏于习文，竦于用武”，推崇文学价值。具体到江南常州，乾隆《大清一统志》卷六○云：“(常州府)风俗秀而多文，愿而循理。君子尚义，庸庶厚旁。承泰伯之高踪，由季子之遗烈。居英贤之旧地，杂吴夏之语音。人性佶直，黎庶淳让，敏于习文。”这种好文的地域特征，体现在七子诗歌中，他们时时以谈书论文为乐，以著书作诗为尚，无论是赵怀玉“尚余故志当筵发，各有新书付客钞”的自信，还是洪亮吉“笑君私习偏难尽，尚喜人间未见书”的玩笑，抑或是孙星衍“各山各有数千卷，莫畏人嗤博士驴”的相互鼓励、黄仲则“仙佛茫茫两未成，只知独夜不平鸣”的执著追求，无不显出好文特点。这种特点体现在人际交往中，即是他们更愿意用诗文唱和的方式进行交流。
而从七子所处的小环境来看，他们同处常州城白云溪两岸(白云溪是一条长约半公里左右的小溪，“毗陵七子”即居住在小溪两岸)。光绪《武阳志余》卷四有云，白云溪“沿堤皆水杨柳”，“林木深秀，为邑中名胜”。洪亮吉亦曾称“吾郡苦无山水可以登眺者，惟云溪擅风月之胜”。白云溪的灵秀滋养了七子的文学才华，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更为重要者，“环溪亦皆望族所居，记前哲胡芋庄诗曰：‘皇朝五十有七载，出四公卿两状元’”。这样的人文环境，他处难以企及，七子近水楼台，既得文气濡染，又兼来往之利，为其密切接触与诗歌唱和奠定了丰厚的人文底蕴。
其次，亲族的助推之力也是七子频繁交游的重要原因之一。洪亮吉、孙星衍、赵怀玉、杨伦、徐书受、吕星垣六人彼此之间都有或亲或疏的姻亲关系：洪亮吉和赵怀玉是表亲，洪亮吉和杨伦的外家都是蒋氏，杨伦是孙星衍的从姐夫，赵怀玉和吕星垣少为莫逆，杨伦、吕星垣、徐书受之间有姻亲关系。只有黄仲则和其他六人无任何亲戚关系，但他与洪亮吉少小相识，成年后关系日渐密切，亲似兄弟。七子正是靠着亲族渊源，逐步成为一个关系密切的群体的。这种过程，大致如赵怀玉的《哭洪大》所云：“我之先王姑，实为君大母。君才长一龄，肩随少相狃。中间迹稍疏，订交始己丑。过从鲜虚日，亲串兼密友。泛舟云溪滨，褰衣林屋口。同叨乡曲誉，牵连数某某。”因为亲戚关系，必有人情往来、婚丧嫁娶、问吊恭贺之类，这就提供了诸多来往的机会。“过从鲜虚日”的密切接触，自然形成了“亲串兼密友”的关系。亲族渊源是七子形成的基础，而这七个家族在文化资源上的优势互补更是七子诗歌互动的重要因素。七子中孙星衍、赵怀玉、杨伦、吕星垣、徐书受，都出生在本地有影响的大家族中，这些世家大族都曾出现过在本地甚至是全国的文化场域有着举足轻重的人物。未在本地出生的洪亮吉，其父为国子监生；黄仲则之父为县学生。这些文化家族“训练它的年轻人去学习和磨炼既能成功地在中央为官，也能在地方维持地位的基本技能。因此，文化应该被看做是提供了一种活动技能”，而最能体现这种技能的，无疑是在人际交往中以诗文来传情达意、交游唱和。文化尤其是“文学成就是象征地位和在精英中形成群体的关键要素”。
再次，诗人性情相投也是一个不容忽略的因素。地域、家族为七子交游提供了外在的客观便利，但是，七子频繁唱和的更主要因素，应该在于其内在的性情相投。七子性情，尽管程度有异，但均有尚奇、狂放的一面。洪亮吉曾云：“余少日在外家读书出塾后，即喜为诗，语虽不雅驯，然颇不可一世，大约余气最盛。”以他的性情，“言狂宁失座上欢，性分屈曲非能堪”。孙星衍亦曾云“干杯醉我上北邙，不及容我生前狂”，其狂名远播。《梧门诗话》记云：“渊如工篆书，苦求之者众。尝口占云：‘美人笑与名人字，一样千金买不来。’由又曾自制柱帖句，索诸城相公书，世皆以为狂。其旬曰：‘能来定是知名士，欲读曾无未见书。’”杨伦“所与交者皆当时奇杰，同里洪稚存、孙渊如两太史相与齐名。诸君放言高论，倜傥不羁，兄顾恂恂迂谨，退处后尘，卒之尚奇者，莫能过之”。黄仲则“狂傲少谐，落落难与众合”，其诗自谓“望气已欲三舍避，余力尤 作千夫强。古人但恨不我见，那与世论争蜩螗”。洪亮吉谓徐书受“少为奇童”，“读书数行并下，年十六补博士弟子员”，未及弱冠，作诗自有狂气，其自谓“狂来吐气如云烟，庶猛且鸷无当前”。吕星垣“诗直举胸臆，空依傍，清雄逸艳，不名一家，心太慧，骨太峻，才太豪，气太盛故”。而七子间惺惺相惜，“我狂亦有朋，我饮亦有处”，朋辈之间的默契以杨伦语堪可形容，所谓“吾侪异世好，逐冷甘避热。狂踪勇能贾，不惜屐齿折”。对于七子而言，各各以“众口任悠悠，私衷常恻恻”、“我亦平生颇自奇，白眼甘受途人嗤”㈣自负，颇有“十年胸底埋虹霓”之气概，如此相近之性情，才有七子诗歌交游繁于他人之可能。
二、地域文学群体诗文交往的主题取向
七子因地域之缘、家族之亲、性情之近，空间距离、心理距离均相对趋近，“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他们的诗文交往中，正可见出盛世下层文人的苦乐圆融。
第一，诗酒之乐。尽管清代文字狱曾给江南文人带来重创，但是，事过境迁，时至清中叶，社会日趋稳定，文网渐松，文^诗酒之会氛围日渐浓厚。“每当书古谈今，灯凉酒温”之际，“濡豪而醉墨争飞，击节而惊花乱落”，饮酒高吟，展示自身才华，文人之乐，无复过此。七子在“评诗争论唐以前，传酒何辞爵无算”的雅趣之中，尘世之累暂得抛却，“名山事业付阮屐，敝屣功名笑嵇锻”。甚至是黄仲则这样的“咽露秋虫，舞风病鹤”也纵隋大笑，“下穷重泉上碧落，人间此乐谁当知?此时独立忽大笑，正似梦里一吸琼浆时”。如此生活，给与会之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洪亮吉有诗记云：
城东酒楼一十六，城中少年出相续。酒翁叹息酒妪愁，可惜少年皆远游。少年谁最狂，雅数孙与黄，就中短赵差有检，结束身手趋吟场。东风吹春入酒楼，当时少年百不忧。三更酣春楼上头，红烛光满楼前洲。骑龙弄凤世不惊，只有酒家知姓名。……
此诗长达四十六句，诗中对年少生活的回忆，尽写其时高楼痛饮、文酒之会的快意人生。而七子诗作中，时可见其于酒垆斋头聚会欢饮、逞狂使气走笔赋诗的精彩篇章，如赵怀玉《亦有生斋集》之《初雪屠二洪大过访用聚星堂韵》、洪亮吉《卷施阁集》之《四月二日黄二景仁邀同人于法源寺饯春即席同赋得钱字》、徐书受《教经堂诗集》之《偕毛桐华、董蕙畴、张槎宾、钱云门、李屺岩、程翔苍及予斋头小饮，凡八人，戏同用少陵韵纪事》之类，不一而足。他们或依韵而写，或分题赋诗，或和韵唱酬。文酒之会，成为他们取得情感认同及自身才华演练展示的绝佳时机。
第二，别离之感。清代中叶，文化人在其时已经呈现出过剩的现象。功名路上，求进者众，甘退者寡。商衍鎏述及“乡试之中额”，各省不同，少者数十，多者也绝不过两百”。而清时人口激增，中举之难，异乎以往。以乾隆九年为例，江南乡试规定每额中举人1名，准录送应试生员80名，此科(甲子科)应中额定114名，参试者应为9120名，但实际上应试生员往往大大超过此数，一些被学政淘汰的生员，又会疏通总督、巡抚等达官要员关系而得以参试，而中额比例并不因此扩大。如此一来，若想中举，几乎是百里挑一。七子正如清代所有下层文人一样，为功名所累、为生计所迫，或游学，或作幕，大多居家甚少，而在外为多，于七子而言，别离便是无可避免之事甚或成为常态。
比如黄仲则，二十岁离乡游学作幕，至二十五岁末归里，其间另有四次归里，合计在家一年左右，二十六岁春离家后便再未归里。洪亮吉也大致类似，成年后南北奔波，平均每年居家也仅两月左右。赵怀玉、徐书受、孙星衍、杨伦、吕星垣等同样也每多羁旅之苦。行者处“亲串每怜多聚散”之际，自是无可奈何，“风尘何敢畏艰难”。此日为行者，风尘难避，他日又成居者，送人离乡，“才携斗米归堂上，便挂征帆指石头”。更甚者，彼此均客游他乡，若有幸，或可共处一隅，靠友朋相伴，酒杯同举，聊作排遣。若不幸，孤身漂泊，别思涌上心头，如杨伦之“欲去仍还坐少时，东风吹柳一丝丝。淡云微雨孤舟夜，人世能经几别离”所感慨，人生驹隙，哪里经得起岁月摧磨?思朋念友，往往于“此时忆君颜不华，醉里扰扰人声哗。遥程岂止无一花，青草路断飞黄沙”的孤凄之中黯然销魂。繁盛的乾隆时代，除了少数人天然得享盛宴，普通士子，为了功名富贵，为了光宗耀祖，无不把最好的时光抛洒在逼仄的科举之途上，而安慰、温暖心灵的友朋之隋，也常常只能借一纸书信、一诗一歌聊作宣泄。
第三，出处之难。读书应试，必须要有相当的经济支撑。士子们往往要_面应试，一面负起养家之责，艰难困苦，可以想见。功名可以不要，家庭的责任却不能轻抛。七子或则母病妻愁，或则亲老家贫，所谓“排遣中年易，支持八口难”。赵怀玉高吟的“人生痛饮余莫顾，明日拍浮任何游”的洒脱注定是酒客狂言，内心难掩的是“英雄困蓬茅，贾贩登荐绅。通塞亦偶然，已矣甘沉沦”的愤懑。现实艰难使得黄仲则悲吟“茫茫来日愁如海，寄语羲和快着鞭”，洪亮吉痛感“心事累君身累世，茫茫愁日又无边”。功名受挫之辱，经济困顿之累，使得下层文士内心无力平静，面对“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的窘境，注定高远的理想只能搁置一边。进，前途不明，读书求仕并不必然成功；退，养家之责难卸，养家之道难寻。“学贾非所长，学剑非所喜，学农昧菽粟，学律恶鞭棰”。此忧，正是其时不第文人的普遍性焦虑。纠结于七子心头的疑问恰如黄仲则诗中所发“风波一失万里长，落落行藏谁共商”、“大陆浮沉且未休，吾侪身世将安托”，各人也只能是故作达观，“吾辈行藏难料。便一任，路旁鬼笑”。
出处抉择之难，成为七子诗文交往的主旋律之一，实际上，他们的此类诗歌正是反映了未第文人面对的普遍困境。借助诗文交往，同人间相互慰勉，“沿洄望去棹，俯仰悲前哲。出处未可期，持愿?高洁”，这是他们抗争困境的极其重要的精神资源。
三、地域文学群体诗文交往的多重意义
七子的诗文交往，基于地域、家族、性情之因而显得特别频繁、密切，这种交游，对于七子各自的诗歌创作来讲，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折射了士人形象。自古而今，人们在选择交往对象时，多趋向于选择志同道合者。以文人而言，阅历、修养、学识、才华、性情等方面往往决定彼此之间交往的深度与情感的浓度。七子的交往，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笔者曾据黄仲则《两当轩集》之《先友爵里名字考》对其交游之人作简要统计，见下表：
从科名来看，总计有88人：内中有状元如毕沅；获进士者，有44人之多；举人20人；诸生23人获功，接近交游总数的七成；加上未列科名列其官职者，二者合计则超过七成。七子中其他人来往对象也大致如此。由此可以说，七子之交游诗文，正是其时士人形象的反映。一则可见其时士人的日常生活，饮酒酬唱、游览赏玩、谈艺论诗、挥洒翰墨之类风雅之事，正是士人醉心流连的生活方式。这种高雅精致的生活，划开了士人与俗世的距离。他们囊空如洗，却可以典衣沽酒而毫不足惜，世人可能视之为不知死活，他们却甘之若素。赵怀玉《典衣行为洪秀才作》即有所 谓“人生痛饮余莫顾，明日拍浮任何游”之语，黄仲则《晓雪》、《典衣行》也曾写及典衣沽酒之事，此种处世态度实也可作其时士人心灵史的真实记录。不过，风雅的文人生活终须世俗生活领域的支持，典衣沽酒固可极一时之乐，而现实生活的重担，却会结结实实压在肩头。七子中赵怀玉、黄仲则、洪亮吉、吕星垣等均曾举债度日，类似赵怀玉所云“只愁债主立门前，归去教人败酒兴”的遭遇不乏其例。饱读圣贤之书，仍要食人间烟火。尽管七子直接触及民生生活的诗歌并不太多(这也是文人诗歌常常饱受诟病的一大缘由)，但是，他们的诗歌，对自身生活的描写记录，实质上是乾嘉时期数量日益庞大的士人生活的反映，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反映了底层百姓的生活之难。
第二，扩大了文坛影响。七子中洪亮吉、黄仲则在里中扬名较早，人龙城书院后，得邵齐焘之赏识而渐播名于外。洪黄之交，正以诗歌为媒介，洪亮吉记云：“岁丙戌，亮吉亦就童子试，至江阴遇君与逆旅中，亮吉携母孺人所授汉魏乐府钤本，暇辄朱墨其上，间有拟作，君见而嗜之，约共效其体，日数篇，逾月君所诣出亮吉上，遂订交焉。”可见，两人正是在交往中以诗歌写作练习的方式找到了感情的契合点。洪亮吉与孙星衍之交亦类此：“渊如少岁诗笔最狂。稚存与友人处见其一篇，叹为奇绝，因与订交。嗣后，两人踪迹出入，类无不偕。”七子正是这样由个体而群体，因诗文交游互动逐渐扩大影响。洪黄曾入太平知府沈业富幕，而汪中、章学诚等也曾客于此，沈之延誉，令洪黄声名渐扬，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二二《沈既堂先生迁居图记》日：“(沈业富)爱才乐育，培养气类，殆于性命休戚其间，官翰林，不通贽谒，而于后生末学，有一艺之长，则称道不去口实。及守太平，一时远近名士，如水趋渊，若洪编修亮吉、黄廪膳景仁、顾进士九苞，初未为人知，先生望气先识。”而七子有或先或后、或长或短的京师之游，更令七子声名渐广。黄仲则最先于京师扬名，其人都后得朱筠揄扬，与王昶、翁方纲等都中名流及其门下弟子，时有往还，声誉日高，被誉为诗坛主盟。包世臣《艺舟双楫》卷三谓“都下言诗，必推黄、胡”(黄即黄仲则，胡为胡眉峰)。赵希璜《四百三十二峰草堂诗钞》卷十三亦有“诗坛牛耳执黄郎谓仲则”之语。至翁方纲等人结都门诗社，首邀黄仲则、洪亮吉入会。朱?《知足斋诗集》卷十四《题黄仲则遗稿?小序》：“予闻常州有四才子之目，日洪北江亮吉、黄仲则景仁、吕叔讷星垣、孙季仇星衍，其乡人假借以为伯仲叔季云。四人皆游竹君先兄之门。”七子大致如此，与都中名流往还，在文酒之会、游山历水中，诗文交游酬唱频繁而影响渐广。七子群体的形成过程，也正是其交道渐广的必由之路。群体形成伊始，只是享誉于里中，伴随其交游圈子的扩大，名声传播遂由里中而江南、而京师，范围日益广、影响日益大。《梧门诗话》、《蒲褐山房诗话》、《随园诗话》、《北江诗话》、《寄心龛诗话》、《晚晴?诗汇》、《听松庐诗话》等多家诗话对七子诗文的评述，均留下了七子有力影响于当时及后世的印迹。
综上所述，从七子的交往诗文，既可以看到其诗所传达出的复杂而真实的心灵世界，也可以看到其诗成为其生命状态的呈现；既有对文人雅士诗酒唱和生活的喜爱与流连，也不乏对世俗生活之难的体认与记录。他们的作品，毋庸置疑打上了时代印痕与个性特征。作为地域文学群体，七子的文学崇尚并不固守一种。这与他们广泛交游大有关系。他们的文学创作以地域文化为起点，渐次融汇到乾隆中叶繁盛的风雅之事中。在他们的交游唱和中，可以窥见清代诗坛的四大流派或重或轻的影响。七子中才气最高、成就最大的黄仲则、洪亮吉、孙星衍三人先蒙常州龙城书院山长邵齐焘垂青，得其精心指点。邵齐焘诗歌冲淡闲适，近神韵一派；七子几乎均有作幕经历，重要幕主有朱筠、王昶、毕沅等人，而王昶、毕沅均出沈德潜门下，格调一派对七子影响自不可等闲视之；至于性灵一派，与七子关系也相当密切，《随园诗话》中对七子几乎均有夸赏；而七子京师交游中，与肌理派掌门翁方纲及其弟子也来往颇密。七子与格调派、神韵派在典雅之气上的好尚相通，与性灵派的重性灵之趣不谋而合，与肌理派同宗宋诗之意趣也有契合之处。如果说清代是一个集大成的时代，那么，七子的文学创作正可作为一个有力证明。再换个角度来看，清代诗坛的四大流派并非水火不容，其内在血脉仍有可以包容贯通之处，七子与之广泛交游、持续唱和应该可以说明这一点。而地域性的文人群体，在主流诗派势力笼罩之下，借助广泛的交游，展示自身创作实力，从而在文坛脱颖而出，毗陵七子庶几可以作为一个典型例证。
参考文献：
[1]叶舟，清代常州城市与文化：江南地方文献的发掘及其再阐释[D]，复旦大学，2007
[2]胡朴安冲华全国风俗志[M]，上海：广益书局，1923
[3]刘师培，论学论政[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
[4]许隽超，黄仲则年谱考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5]赵怀玉，亦有生斋集[M]，续修四库全书1469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6]洪亮吉，更生斋集[M]，续修四库全书1468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7]孙星衍，孙渊如先生全集[M]，续修四库全书1477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8]黄仲则，两当轩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9]张球，汤成烈，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37册[M]，上海：上海书店，1990
[10]洪亮吉，外家纪闻[M]，古今说部丛书影印本第5集[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11]许纪霖，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12]杨伦，九柏山房诗集[M]，嘉靖十七年遂初堂刻本
[13]洪亮吉，卷施阁集[M]，续修四库全书1467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4]法式善，梧门诗话[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15]左辅，念宛斋集[M]，嘉庆二十三年裕德堂刻本
[16]徐书受，教经堂诗集[M]，嘉庆四年刻本
[17]吕星垣，白云草堂诗钞序[M]嘉庆癸亥年刻本
[18]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19]黄葆树，等，黄仲则研究资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 吕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