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晋厉公三年（前578年）三月，晋国主导下诸侯会集，准备联兵伐秦，出兵前举行祭祖、祭社之礼，祭毕受?，以此为背景，刘康公所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缘于对成肃公接收?肉不敬的批评。从历史背景和文本内容来看，“祀与戎”是指祀礼与军礼，均属礼制范畴，具体落实为祭祖、祭社之礼，都与祭祀相关。自《汉书》至《清史稿》，正史中的引用大多指属于礼制范畴的祀礼与军礼，保留其原始含义。受《孙子兵法》及其注释影响，“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指渐由祀礼与军礼扩大为祭祀与战争，并成为目前最为常见的解释。
关键词：“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原始语境
《左传•成公十三年》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1 言简意赅，常为后人引用而成习见之语，今人一般将“祀与戎”理解为祭祀与战争，如沈玉成《左传译文》云：“国家的大事情，在于祭祀和战争。”2本文拟依据相关材料，从历史背景与文本内容出发，试对原始语境下“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含义做一探讨，并分析原始含义在后世引文中的保留和扩大问题。
一、历史背景：晋国主导下的诸国攻秦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为刘康公在鲁成公十三年（公元前578年）三月所言，这一年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为晋国主导下的诸国会盟攻秦，刘康公所言也以之为背景。
晋国自晋文公城濮之战（公元前632年）后，长期称霸中原，但其东有齐国、西有秦国、南有楚国、北有戎狄，常处于多线作战状态，其中又以秦、楚对晋国霸权威胁最大。崤之战（公元前627年）后，秦晋联盟彻底破裂，秦一直试图东进图霸，晋国则力图保持霸权，双方在以桃林、崤函等为中心的陕东、豫西、晋南地区频繁征战，40年间秦晋之间先后发生崤之战、彭衙之战、王官之战、河曲之战、辅氏之战等战役。城濮之战（公元前632年）后，楚国北进称霸之心依旧，晋、楚在以郑、宋为中心的两国缓冲地区交锋不断，50年间先后发生城濮之战、晋成公元年救郑之战、晋成公七年救郑之战、?之战、晋景公五年伐郑之战等战役。总体来看，秦晋争霸战争中，桃林、崤函等地区长期为晋国控制，并在桃林建筑城塞，以加强对该地区的防守能力，秦军始终被阻于关中，未能将势力扩展至中原。但秦国频繁的东进挑战极大地牵制了晋国，使其不得不在西线保持相当数量军力，而不易同时应对其他战线上对手的挑战。晋楚争霸战争中，由于秦国的牵制，加上郑国长期叛服不定，晋国自城濮之战后获得的霸权则有削弱趋势，?之战（公元前597年）获胜后，楚庄王一度称霸，在中原争霸斗争中暂时占了上风。
晋厉公（公元前580―573在位）即位之初，为稳固霸权，避免多线作战的不利态势，试图缓和与周边诸国特别是秦、楚之间的紧张关系，“厉公元年，初立，欲和诸侯”。1晋厉公首先选择秦国为结盟亲和对象，“厉公元年……与秦桓公夹河而盟”，2此即“令狐之盟”，然而对于此次结盟，秦桓公始终缺乏诚意，不肯涉河至会所，夹河而盟，归则叛盟，《左传•成公十一年》载其事云，“秦、晋为成，将会于令狐。晋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盟晋侯于河东。晋??盟秦伯于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齐盟，所以质信也。会所，信之始也。始之不从，其何质乎？’秦伯归而背晋成。”3《史记》卷三十九《晋世家》云，“厉公元年……与秦桓公夹河而盟。归而秦倍盟，与翟谋伐晋”；4
《史记》卷五《秦本纪》云，“二十四年，晋厉公初立，与秦桓公夹河而盟。归而秦倍盟，与翟合谋击晋”。5
与之相反，晋厉公即位后，晋国与楚国关系得到有效改善，双方在宋国结盟，一段时间内和平共处，往来频繁，《左传•成公十二年》详载其事云，“宋华元克合晋、楚之成。夏五月，晋士燮会楚公子罢、许偃。癸亥，盟于宋西门之外，曰：‘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胙国。’郑伯如晋听成，会于琐泽，成故也……晋?至如楚聘，且莅盟。楚子享之，子反相，为地室而县焉……冬，楚公子罢如晋聘，且莅盟。十二月，晋侯及楚公子罢盟于赤棘。”6
秦桓公背盟后，北结狄族，南联楚国，试图在东、北、南三个方向上分进合击晋国，使其疲于应付，“秦桓公既与晋厉公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与楚，欲道以伐晋”。7对此，晋国针锋相对，一方面通过与楚国结盟，消弭楚国可能的攻势，减轻南线压力；另一方面打击与秦联合的狄族，“狄人间宋之盟以侵晋，而不设备。秋，晋人败狄于交刚”，8削弱其势力，使其无力南侵。至此，晋国通过外交与武力并用，分化、击破秦国南北两翼的盟友，北狄、南楚反而向晋国通报消息，吕向绝秦，言此事云，“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会。君又不祥，背弃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雠，而我之昏姻也。君来赐命曰：‘吾与女伐狄。’寡君不敢顾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于狄，曰：‘晋将伐女。’狄应且憎，是用告我。
楚人恶君之二三其德也，亦来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来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虽与晋出入，余唯利是视。’不谷恶其无成德，是用宣之，以惩不壹。’”9
秦国背盟在先，三面进攻计划又破产，不得不独力面对晋国，在道义与实力上均处于不利地位。晋国乘秦孤立之机，因势率齐、宋、卫、鲁、郑、曹、邾、滕诸国伐秦，晋厉公三年（公元前578年），“三月……公及诸侯朝王，遂从刘康公、成肃公会晋侯伐秦”、“夏四月戊午，晋侯使吕相绝秦”、“夏五月，公自京师，遂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10鲁成公十三年（公元前578年）三月，刘康公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即以诸侯伐秦、大战将起为历史背景。
二、周、晋关系与伐秦战役中
周王室的态度及作用
晋厉公三年（公元前578年），晋国率诸侯会师周都洛邑，准备西进伐秦。晋国与周王室关系密切，这体现在历史渊源、勤王平乱和现实利害3个方面。
（一）历史渊源。晋为姬姓诸侯国，始封于周武王子、周成王弟唐叔虞，《史记》卷三十九《晋世家》云，“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11因而《左传》中周王对晋侯常以“叔父”相称。
（二）勤王平乱。晋厉公即位之前，晋国曾两次平定周室内乱。晋文公即位之初，东周王室有子带之乱，周襄王奔于郑，狐偃劝晋文公云，“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继文之业而信宣于诸侯，今为可矣”，晋文公随之勤王平乱，“三月甲辰，次于阳樊。右师围温，左师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温，杀之于隰城”，1周襄王酬功赐晋以阳樊、温、原、?茅之田。晋灵公在位时，再度平周王室内乱，立周匡王，“周顷王崩，公卿争权，故不赴。晋使赵盾以车八百乘平周乱而立匡王” 。2
（三）现实利害。周王室东迁之后，威权不再，但仍为诸侯国形式上的共主，具有一定号召力。晋国临近东周王室领地，晋国军队可以迅速调动至王室领地，因而晋厉公之前晋国两次出兵均在较短时间里平定东周王室内乱。晋国需要周王室的大义之名以便争霸中原，弱小的东周王室也需要晋国武力稳定局势、保持共主地位，两者可谓各取所需。反观秦国春秋初方立为诸侯，由于晋国的有力阻击，秦国势力长期未及中原，距王室领地较远，对周王室影响力较小。
基于以上因素，较之秦国，晋国与周王室关系更为密切。城濮之战后，晋国献楚俘于周王，王室投桃报李予以重酬，“献楚俘于王，驷介百乘，徒兵千。郑伯傅王，用平礼也。己酉，王享醴，命晋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赐之大辂之服，戎辂之服，彤弓一，彤矢百，?弓矢千，?鬯一卣，虎贲三百人。曰：‘王谓叔父，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晋侯三辞，从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扬天子之丕显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觐”。3而秦穆公称霸西戎后，周天子仅以金鼓为贺，“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过贺缪公以金鼓”，4亲疏厚薄显而易见。晋厉公即位后，继续维系与东周王室的关系，不惜作出部分让步，晋厉公元年（公元前580年），“晋?至与周争?田，王命刘康公、单襄公讼诸晋……晋侯使?至勿敢争”，5晋厉公让?田与周王室，不以强权争夺，不偏私?至，保存了王官之邑与王室体面。
晋厉公三年（公元前578年），晋国率诸侯会师王都洛邑，准备西进伐秦。晋国以洛邑为诸侯会师处，一方面由于洛邑地处中原腹心，较之晋都曲沃更便于中原诸侯就近集结；另一方面也在于取得周天子支持，获得大义名分，使师出有名。由于秦国叛盟、谋晋在先，加上晋、周之间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利害关系，对于此次晋国主导下的诸侯攻秦，周简王明确予以支持，并派遣刘康公、成肃公直接参与其中。作为形式上的诸侯共主，周天子的支持态度有利于凝聚诸侯人心，使诸侯联军占据道义制高点，取得大义名分，“三月……公及诸侯朝王，遂从刘康公、成肃公会晋侯伐秦”、“夏五月，公自京师，遂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6
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原始含义
由上可知，晋厉公三年（公元前578年）三月，刘康公、成肃公作为周天子代表参与晋国主导的诸侯伐秦，此时却发生了成肃公“受?于社，不敬”之事。7关于受?，杜预注云，“?，宜社之肉也，盛以?器，故曰?。宜，出兵祭社之名”、孔颖达疏云“宜者，祭社之名，?是盛肉之器。受?于社，受祭社之胙肉也。《周礼•掌蜃》：‘祭祀共蜃器之蜃。’郑玄云：‘饰祭器之属也。《春秋》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尚来归蜃’。蜃之器以蜃饰，因名焉。’郑玄云：‘蜃可以白器，令色白。’是盛以?器，故曰‘?’也。既言‘宜社’，又自解宜名。《释天》云：‘起大事，动大众，必先有事乎社而后出，谓之宜。’孙炎曰：‘有事，祭也。宜，求见?也。’是宜者，出兵祭社之名。”8
春秋时期虽称礼崩乐坏，然而周礼依旧是社会基本准则，指导、制约贵族言行举止。晋厉公三年（公元前578年）三月，晋国主导下诸侯会集，准备联兵伐秦，出兵前举行祭祖、祭社之礼，祭毕受?。在这种庄严肃穆场合，作为周天子代表的成肃公却受?不敬，大为悖礼，不仅有损周天子形象，削弱诸侯凝聚力，也容易影响晋国与东周王室关系，可能被认为有意不合作乃至刻意阻扰，不利于伐秦行动。这种情况下为维护王室形象，维系晋国与东周王室关系，刘康公作为周天子的另一代表，严厉批评成肃公受?不敬之举云：
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以之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勤礼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敦笃。敬在养神，笃在守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戎有受?，神之大节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1
这段文字是刘康公参加出兵前祭社之礼，祭毕受?场合所言。细读不难发现刘康公所言以“命”领起，以“礼”为中心，条理清晰，层次分明，先言“动作礼义威仪之则”有“定命”之效，再分述人有能者，养其威仪礼法，以往适于福，或本分之外更得延长也；有不能者，败其威仪礼法，而身自取祸，或本分之内仍有减割也，此即谓“能者养以之福，不能者败以取祸”。基于礼之定命之效，君子当然取能者而不取败者，以求福畏祸，因此君子勤礼以临下，而勤礼莫如临事致敬，致敬则体现在供奉鬼神之中。
刘康公随后提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与其说话语境，即诸侯伐秦前祭祖、祭社之礼密切相关。春秋时期诸侯国出兵之前举行隆重的祭祖、祭社之礼，以求得庇佑，师出有名，祭毕则以社肉颁赐众人，谓之受?，如《左传•闵公二年》云“帅师者，受命于庙，受?于社”，杨伯峻注云“《晋语》韦注云‘将行告庙，受戎命也’……古代出兵祭社，其名为宜，祭毕，以社肉颁赐诸人，谓之受?”；2《左传•庄公八年》云“春，治兵于庙，礼也”，杨伯峻注云“此治兵仅指授兵而言。授兵必于太庙，隐十一年传‘郑伯将伐许，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宫’可证”；3《周礼•大祝》云“大师，宜于社，造于祖，设军社，类上帝，国将有事于四望，及军归献于社，则前祝”，4郑玄注云“《尔雅》曰：‘起大事，动大众，必先有事乎社而后出，谓之宜。故曰‘大师宜于社，造于祖，设军社，类上帝’。《司马法》曰：‘将用师，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以祷于后土、四海神神?、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然后冢宰征师于诸侯曰：某国为不道，征之，以某年某月某日，师至某国。’”
军祭之礼有祷词，多言敌国无礼背盟，己方师出有名，祈祷神灵庇佑，如鲁襄公十八年（公元前555年）晋国率领鲁、宋、卫、郑、曹、莒、邾、滕、薛、杞、邾诸国伐齐，《左传•襄公十八年》载其军祭之文，“晋侯伐齐，将济河，献子以朱丝系玉二?，而祷曰：‘齐环怙恃其险，负其众庶，弃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将率诸侯以讨焉，其官臣偃实先后之。苟捷有功，无作神羞，官臣偃无敢复济。唯尔有神裁之！’沉玉而济。”5鲁成公十三年（公元前578年）晋国率领齐、宋、卫、鲁、郑、曹、邾、滕诸国伐秦，与伐齐形式相若，祷文当相似。
刘康公所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与诸侯伐秦前祭祖、祭社之礼相关，祭祖属于祀礼，《周礼•春官•大宗伯》云“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郑玄注云“事，谓祀之，祭之，享之”；6祭社属于军礼而又以祭祀为主要内容，《周礼•春官•大宗伯》云“以军礼同邦国。大师之礼，用众也”。7因此“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的“祀与戎”并非泛指祭祀与战争，而是指祀礼与军礼，均属礼制范畴，具体落实为祭祖、祭社之礼，都与祭祀相关。这样解释紧扣“礼”之中心，符合刘康公这段话以“礼”评论之旨，紧密承接前文“君子勤礼”、“勤礼莫如致敬”、“敬在养神”，又自然引出后文“祀有执?，戎有受?，神之大节也”。
四、执?、受?：“在祀与戎”的
具体体现及因礼为预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一语缘于刘康公对成肃公接收?肉不敬的批评， “在祀与戎”的具体体现为执?与受?，此即“祀有执?，戎有受?，神之大节也”。杜预注云，“?，宜社之肉也，盛以?器，故曰?。宜，出兵祭社之名……?，祭肉”；孔颖达疏云，“宜者，祭社之名，?是盛肉之器。受?于社，受祭社之胙肉也……《诗》咏祭祀之礼云：‘为俎孔硕，或?或炙。’又曰：‘旨酒欣欣，燔炙芬芬。’毛传云：‘傅火曰燔，祭肉有燔而荐者，因谓祭肉为?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宗庙之祀，则有执?；兵戎之祭，则有受?，此是交神之大节也……执?、受?，俱是於祭末受而执之，互相见也”；8杨伯峻注云“?，祭祀宗庙之肉，祭毕，分与有关人员……执?与受?均为与鬼神交际之大节”。1
祭品分享是祭祀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祀有执?，戎有受?”，执?与受?均为与鬼神交际之大节，以表明祭祀者与祭祀对象的沟通与关联，参与祭祀者接受祭肉应敬而受之。例如鲁僖公九年（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主持葵丘之盟，周天子赐祭肉于齐桓公，“王使宰孔赐齐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赐伯舅胙。’齐侯将下拜。孔曰：‘且有后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劳，赐一级，无下拜！’’。对曰：‘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恐陨越于下，以遗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2此时齐桓公已是春秋霸主，周天子以齐桓公年老为由，命其接受祭肉时无需下拜，然而齐桓公依旧“下，拜；登，受”，敬而受之。
执?与受?不仅是与鬼神交际之大节，也是贵族亲近的重要礼仪场合。《周礼•春官•大宗伯》云“以??之礼，亲兄弟之国”，贾公彦疏云，“兄弟之国，谓同姓诸侯，若鲁、卫、晋、郑之等，凡受祭肉者，受鬼神之佑助，故以??赐之，是亲之同福禄也。郑总云‘??，社稷宗庙之肉’。分而言之，则?是社稷之肉，?是宗庙之肉……此文虽主兄弟之国，至于二王后及异姓有大功者，得与兄弟之国，同故僖九年夏，王使宰孔赐齐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赐伯舅胙。’注云：‘胙，??肉。’周礼以??之礼亲弟兄之国，不以赐异姓。敬齐侯，比之宾客。又僖公二十四年，‘宋成公如楚，还，入于郑。郑伯将享之，问礼于皇武子，对曰：“宋，先代之后也，于周为客，天子有事??焉，有丧拜焉。’是二王后及异姓有大功者，亦得??之赐，是以《大行人》直言‘归??以交诸侯之福’。不辨同姓异姓，是亦容有非兄弟之国亦得??也。”此次联合伐秦的诸侯国，或为姬姓之国，“兄弟之国，谓同姓诸侯”，如晋、郑、鲁、卫等；或为“二王后及异姓有大功者，得与兄弟之国”，如齐、宋等，因而统以??之礼。
晋厉公三年（公元前578年）三月，晋国主导下诸侯会集，准备联兵伐秦，出兵前举行祭祖、祭社之礼，祭毕受?，分享祭品，这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与戎”的具体体现，但作为周天子代表的成肃公却“受?于社，不敬”，在上不敬仰神灵，在下不亲和诸侯。刘康公严厉批评成肃公悖礼之举，并因礼设预，预言成肃公将死，“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左传》中常有人物因无礼之举而被预言身死，这些预言多在之后不长时间里得到应验，刘康公这个预言也不例外。两个月后，“成肃公卒于瑕”，3诸侯联军伐秦获胜而归，成肃公并未战死在秦国战场，却在胜利后的归途之中逝世，史书未载其死亡原因，由于成肃公之前受?不敬之举直接触犯晋国，影响伐秦行动，而其卒地瑕又属于晋国土地，成肃公之死可能是晋国报复之举。
五、原始含义的保留与扩大
由上可知“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一语缘于刘康公对成肃公接收?肉不敬的批评，原始语境中的“祀与戎”并非泛指祭祀与战争，而是指祀礼与军礼，均属礼制范畴，具体落实为祭祖、祭社之礼，都与祭祀相关。“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言简意赅，常为后人引用而成习见之语，其所指也渐由礼制范畴的祀礼与军礼扩大为祭祀与战争，下面即以正史中引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祀与戎”所指，探讨其原始含义的保留和扩大问题。
如下表所示，自《汉书》至《清史稿》，正史中引“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凡16次，“祀与戎”大都指属于礼制范畴的祀礼与军礼，共有14次，常为正史中《礼志》、《礼仪志》等部分所采用。这种情况下的“祀与戎”所指皆与礼有关，原始含义得以保留，如《隋书》卷六十六《源师传》云，“师整容报曰：‘此是龙星初见，依礼当雩祭郊坛，非谓真龙别有所降。’阿那肱忿然作色曰：‘何乃干知星宿！’祭竟不行。师出而窃叹曰：‘国家大事，在祀与戎。礼既废也，何能久乎？齐亡无日矣。’”4若与战争有关，则特指军礼，如《清史稿》卷九十《礼志九》云“三曰军礼。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周官制六军，司九伐，权属司马。而大军旅、大田役，其礼则宗伯掌之。是因治兵、振旅、茇舍、大阅之教，而寓?、苗、?、狩之仪，以为社、?、?、?之祭。”5
正史中所引“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只有两次是指祭祀与战争，分别见于《北史》卷二十六《宋弁传》和《明史》卷三百二十《朝鲜传》。这种情况下的“祀与戎”所指逸出礼制范畴，原始含义得到扩大，从目前材料来看，这种拓展理解在南北朝时期已经存在，但少见于正史，正史大多保留其原始含义。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指逸出礼制范畴而与战争紧密联系，可能与《孙子兵法》及其注释相关。《孙子兵法》开头即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杜牧注“兵者，国之大事”云“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1这就在“国之大事”的共同前提下，将“戎”与“兵”等量齐观，忽视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出现的历史背景和具体语境，消解了“戎”本身的礼制色彩。受其影响，今人一般也将“祀与戎”理解为祭祀与战争，如沈玉成《左传译文》云“国家的大事情，在于祭祀和战争”。2
[作者王学军（1986年―），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210093；贺威丽（1982年―），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210097]
[收稿日期：2011年12月1日]
（责任编辑：曹胜高）
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成公十三年”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61页。
2 沈玉成：《左传译文》，“成公十三年”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30页。
1 司马迁：《史记》卷39，《晋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679页。
2 司马迁：《史记》卷39，《晋世家》，第1679页。
3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成公十一年”条，第854―855页。
4 司马迁：《史记》卷39，《晋世家》，第1679页。
5 司马迁：《史记》卷5，《秦本纪》，第196页。
6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成公十二年”条，第856―858页。
7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成公十三年”条，第865页。
8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成公十二年”条，第856页。
9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成公十三年”条，第864―865页。
10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成公十三年”条，第859―861页。
11 司马迁：《史记》卷39，《晋世家》，第1635页。
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僖公二十五年”条，第432页。
2 司马迁：《史记》卷39，《晋世家》，第1673页。
3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僖公二十八年”条，第463―465页。
4 司马迁：《史记》卷5，《秦本纪》，第194页。
5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成公十一年”条，第854页。
6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成公十三年”条，第860―861页。
7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成公十三年”条，第860页。
8 左丘明撰、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27，“成公十三年”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54―755页。
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成公十三年”条，第860―861页。
2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闵公二年”条，第271页。
3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庄公二年”条，第173页。
4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25，“大祝”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73页。
5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襄公十八年”条，第1036页。
6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18，“大宗伯”条，第450页。
7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18，“大宗伯”条，第466―467页。
8 左丘明撰、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27，“成公十三年”条，第754―756页。
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成公十三年”条，第861页。
2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僖公九年”条，第326―327页。
3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成公十三年”条，第866页。
4 魏征、令狐德?：《隋书》卷66，《源师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552―1553页。
5 赵尔巽：《清史稿》卷90，《礼志九》，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657页。
1 孙武撰、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计篇》，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页。
2 沈玉成：《左传译文》，“成公十三年”条，第2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