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顺利闯关的秘诀是：拿投资、抗危机；抢时间、换内需。为此，当务之急中国政府应该作出更大的努力。 第一，是给中国企业减税，尤其是要给下游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行业中的企业减税。如果政府感到这样做会增加政府的开支，预算上无法平衡，那么，我们可以采取非对称性的税收结构调整的方式来推进，即增加上游垄断性行业的税收来“补贴”下游竞争激烈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成本负担。否则，由此带来的大量下游制造业和服务业资本的退出会增加今后虚拟经济非理性繁荣的风险。
第二，整顿以物流业为代表的上游垄断行业的扩张态势和“以价补量”的盈利模式，并提高上游行业对民企的开放程度，通过上下游企业公平竞争环境的构建，来确保下游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生存空间。
另外，即使在某些情况下，处在下游的少数国企、央企和大型民营企业自身有能力来吸收高成本的进货方式，而暂时做到不抬高价格去转嫁成本，但是，这种排斥竞争的扭曲的经营模式任其发展下去，就必然会挤出大量弱小而有发展潜力的民营企业，最终，行业一旦形成垄断，就一定会以各种高定价的方式，把前期积累的成本负担都转嫁到没有选择余地的消费者头上。
第三，开拓企业多元化的营销市场，来摆脱当下中国内需客观上渐进发展的格局所带来的消费不足问题。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政府曾花了巨额的资金想推动本国金融体系改革和产业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但是，由于所有的“转型努力”都是在一个没有增长的环境中推进，结果，除了自己背上了巨额的财政赤字以外并没有得到他们所期待的改变市场悲观情绪的结果。中国政府今天要汲取日本的经验教训，不要小视经济增长下滑所可能留下的长期化的负面影响。
虽然，中国经济步入“创新型”社会和“高消费”时代还有一段漫长的艰苦历程要走，操之过急，不仅事倍功半，而且还可能事与愿违，但是，这不等于说我们现在就可以松懈完善这种高质量的“稳态增长，’所需付出的前期努力。
尤其是为了形成大量创新型的实用人才，中国政府更应该付出大量精力和财力来改革现有的教育体系和增强现有的研发机制。
否则，“人口红利”随着的时间的推移渐渐消失的过程不等于我们就可以自然过渡到知识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高端产业中。另外，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和社会福利资本的低效运营都可能会造成中国社会整体抗衡风险能力的衰退和由此产生过度储蓄的现象。
第四，针对当下城乡发展的失衡格局、个人贫富差距的扩大现象等，若没有一个健康的激励机制和市场化的收入再分配的合理渠道加以缓解和消除，那么，中国经济的转型成本和成功的概率就会大打折扣。
第五，为了尽快让中国的贫困地区和中低收入阶层完成它们的原始财富积累，从而顺利步入到现代化的社会和中产阶层的群体中。
中国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与否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管怎样，目前投资方面我们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谋求财富增长所形成的内生动力)，确实能给中国经济探索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赢得培育内需、深化改革所需要的宝贵时间和增强自信、齐心协力所不可或缺的良好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