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往关于媒体与社会抗争的研究，多以中产阶级的成功个案为研究对象，并得出媒体对社会抗争有积极作用的结论。这些研究时常忽略了抗争主体的阶级分化，对农民、工人阶级鲜有关注。我们的研究发现，不同阶级所在的社会位置导致了其所掌握的媒体资源和媒体素养的差异，进而影响了媒体对社会抗争的报道。我们认为，阶级是影响媒体与社会抗争关系的重要变量。媒体“边缘化”或者积极报道社会抗争，与抗争主体的阶级身份息息相关。本文通过对若干农民和中产阶级环境维权个案的定性比较研究，致力于观察两个阶级新媒体运用能力、传统媒体近用能力和策略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对维权抗争的组织、诉求的表达、抗争合法化过程的影响。
关键词：媒体；社会抗争；阶级化
中图分类号：C91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2)02－0080－06
一、媒体、阶级与社会抗争
随着新媒体的崛起，媒体在社会抗争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得到关注。尤其是在中国的语境下，媒体成为社会抗争诉求表达和合法化的重要资源。在传统媒体时代，社会抗争者往往通过与媒体的互动来表达抗争诉求，以期获得曝光和社会关注，并进而引起政府当局的关注。而在新媒体时代，互联网成为社会抗争者自我表达甚至组织动员的重要平台。本文将这种主要通过媒体平台进行诉求表达和行动动员的抗争方式定义为媒体抗争。
现有的关于中国媒体和社会抗争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两个路径：一个路径从弱势社群与传媒关系的角度出发，重点探讨弱势社群的媒体呈现。认为媒体倾向于关注社会上位置显要的人群，而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和政策参与往往被媒体加以片面化和非理性的报道(李艳红，2006)。另一个路径则主要关注媒体与社会抗争的关系。学者们探讨系列成功的都市中产阶级的业主维权行动，认为媒体有助于将社会抗争问题化(Cai，2010)；形成行动者的身份感(孙玮，2007)；增强其社会动员能力和文化资本，甚至成为社会抗争的存在形式本身(曾繁旭，2009)。也有学者指出了新媒体在社会抗争中扮演重要角色，认为论坛、QQ群、手机短信等新媒体成为社会抗争的重要媒介，甚至可能成为社会运动的新的动员结构(黄荣贵、桂勇，2009)。但是这一路径关注的都是都市中产阶级，而不涉及农民。
综上所述，目前的这些研究缺乏对不同阶级在社会抗争中的媒体运用状况进行比较，忽视了阶级的分化以及不同阶级媒体资源和媒体近用能力的差异，并探讨阶级分化及传播资源的不平等对社会抗争造成的影响。
基于此，我们的问题是：媒体在社会抗争中的积极作用是否具有阶级性?如果抗争的主体换成农民或者工人阶级，是否媒体还能在抗争中扮演如此积极的角色?换言之，中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在抗争中所拥有的媒体资源和运用媒体的能力是否存在落差?这种落差又意味着怎样的社会后果?
为了回应以上问题，本文拟以环境维权议题为例，因为这是当下中国非常活跃的议题领域，且维权主体涉及不同阶级，便于我们个案的对比，并从中探求农民和中产阶级在媒介资源和运用方面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对抗争诉求的表达、自我抗争形象的塑造、社会动员话语塑造和合法化过程的影响。本文选取的个案主要有六个：其中两个为农民议题，四个为中产阶级议题。本文采用在线参与式观察和虚拟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跟进维权农民和中产阶级的QQ群和论坛；与此同时，我们亲身参与到若干维权议题当中，并对若干抗争者进行深度访谈。另外，还对相关的媒体报道进行收集，以便多侧面还原事件的动态过程。
本研究发现，中产阶级和农民在社会抗争中媒体运用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部分：其一，对新媒体的运用上，两个阶级存在明显的数字鸿沟；其二，与传统媒体的互动上，中产阶级一般更有策略性；其三，在制造媒体事件，进行抗争性表演方面也存在风格差异，进而导致诉求表达和抗争形象的巨大差异；其四，在争夺媒体框架的能力上，农民与中产阶级在框架互借的过程中存在非对称性。下文将主要围绕着四个方面展开，结论和讨论部分我们尝试探讨这种传播弱势对弱势社群的影响，指出这种传播弱势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
二、新媒体：数字鸿沟
中产阶级与农民在抗争中的媒体近用能力的落差，使得潜藏着的数字鸿沟问题显现出来。在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议题上，中山大学的郭巍青教授通过对白云区李坑的实地考察，写了《中山大学教授郭巍青李坑垃圾焚烧厂考察记》一文，留下了“同一个广州，南部北部，强弱差距很大”的感慨。他发现，“番禺的白领们上网，论坛和博客上的讨论火爆激昂。但是永兴村(李坑垃圾焚烧厂所在地，笔者注)的村民不会这一手，也就没有对外传播的主动权。因此他们对记者的来访特别寄予厚望，相应地，也会特别失望。”
而在湖南镉中毒议题中，由于村民们对互联网并不熟悉，所以无法运用网络表达诉求。幸而从当地走出去的一位清华学子挺身而出，为此议题专门写了个博客，才使得网络上有了声音。但毕竟不是作为运动主体的村民的亲自运用，所以并不能在运动的动员和组织方面发挥作用，只能作为发布一些新闻报道的阵地。
而中产阶级则与此差别巨大。从“厦门PX项目议题”、“上海磁悬浮项目议题”、“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厂项目议题”和“番禺垃圾焚烧厂项目议题”中，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对互联网、手机新媒体的熟悉，中产阶级形成了基于媒体平台的新的组织方式。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社会抗争可以摆脱对实体组织的依赖，在虚拟平台上完成组织和动员，例如我们个案中提到的QQ群、论坛等。这种新的社会运动组织模式，拓展了社会网络。将人际关系网络延伸到互联网的虚拟网络。而虚拟网络与现实人际关系网络的一一对应和互动，促进了运动的发展。
在运动的前奏，论坛主要起信息预警的作用。这一作用主要体现在转载集中各种相关信息(包括传统媒体的报道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网站的信息)，引起业主的普遍关注和讨论，凝聚共识，为集体维权行动的产生奠基。
在运动发展过程，维权业主基于网络论坛这一平台，发布开会通知、行动计划方案、每一时段的工作安排、动员业主参与、招募活动志愿者、募集资金、反馈活动的情况。论坛成为发布信息的窗口，成为指挥中心，使得活动的整个过程更透明，目标更清晰，步调协调一致。
而运动的高潮期，传统媒体对工程的质疑的一系列报道，经论坛转载，赋予了维权业主运动的合法性，特别是对类似的成功维权案例的报道，启发了他们的思路，也鼓舞了士气，营造氛围。
三、传统媒体：近用能力和策略差异
在中国这样一个转型期国家中，弱势群体与媒体的关系出现了分裂的特征，比如不同类型的媒体对于弱势群体的呈现和报道框架就出现了很大的分化，传统党报往往倾向于表现有关部门对于农民群体的慈爱以及弱势群体的感恩涕零，从而强化了现有体制的合法性；而一些市场化的精英媒体则可能从农民群体的立场来报道相关议题，凝聚公共舆论，从而促使政府做出政策调整(李艳红，2006)。
但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些报道都是意见领袖代言的结果，而非农民自身 发声，农民大多没有很好的媒体近用机会和近用策略。总体而言，农民没有能力很好运用新媒体，故而对传统媒体十分依赖，希望籍由媒体的报道，能够带来上级官员的关注，进而促成问题的解决。但事实必然不尽如人意。一味向来访的媒体记者诉说悲情，没有很好的框架策略，也不擅长制造媒体事件，村民的诉说只能成为媒体记者任意剪裁的新闻素材。
与农民相比，中产阶级不仅与传统媒体保持良好的互动，还积极利用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进行互动，为传统媒体提供信息补贴。比如在番禺民众反对垃圾焚烧议题中，从一开始业主就积极与传统媒体互动，并有着与传统媒体互动的策略。姚姨可能是所有广州番禺业主中和媒体打交道最多的。上了央视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她就像番禺业主的代言人，很多电视台都连线采访她。包括亚洲卫视、凤凰卫视等一些知名媒体。
另外，业主论坛也成为中产阶级近用媒体、设定框架的一种新的模式。在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议题中，江外江论坛成为传统媒体关注的焦点。在运动过程中，论坛发布了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成为媒体记者重要的新闻线索和素材。而且，论坛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框架构建的过程。维权业主们的框架在论坛的讨论中逐步成型，而媒体记者进入到论坛中，不知不觉的就会被潜藏在信息背后的框架所包围，因为记者所接触到的信息都是有明确指向的，与维权业主框架相符合。
四、媒体形象：阶级化的表演性抗争
农民和中产阶级运用媒体能力的差异，尤其体现在媒体事件的制造上。由于制造媒体事件能力和想法的差异，形成了风格迥异的表演性抗争景观。
农民阶级多采用下跪、自焚等手段来表达诉求，大多颇为悲情。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无暇顾及权利，往往是外界力量挤压到生存底线时，农民才为了生存被迫反抗。农民环境维权更多的时候是基于生存伦理而非权利意识(于建嵘，2009)。
在“湖南镉污染”议题中，浏阳镇头村村民集体抗争的诱因正在于镉污染直接威胁其生命健康，并已有村民因污染而毙命。这已经超出其可能容忍的生存底线。而其诉求表达为：“要求检查身体，进行生活补助”。而地方政府罔顾民意，并没有兑现承诺。农民作为备受欺压的弱者，采用了较为激烈和非理性的手段表达抗议。比如上街堵路、强行滞留执法人员、发生冲突、围堵政府等对抗性手段。
在农民环境维权的抗争中，弥漫于媒体之上的往往是一种“诉苦文化”(应星，2001)。通过一种悲情的叙事博取读者的同情心，通过情感动员建构读者对议题的看法，并以此获得道德的正义。
而中产阶级的环境维权，一方面有其具体的利益诉求，比如项目迁址；另一方面又有其公民权利的诉求，中产阶级会打出纳税人、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为其维权提供合法性，并以公民的身份积极开展政策倡导。譬如2009年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议题。总体而言，中产阶级的维权呈现“理性维权”的特征(于建嵘，2009)，希望采取合法的、制度内的途径解决问题。体现出趣味化、富于创意的表演性抗争形式和文化。
五、媒介框架：框架借用的非对称性
中产阶级和农民在与媒体互动过程中，都进行了框架借用。框架借用是指一个群体由于自身策略性构框的需要，往往借用同在一个主框架下其他群体的框架(黎相宜，2009)。由于抗争的主框架是一致的，都是反对垃圾焚烧厂的建设，所以广州李坑的农民作为弱势社群企图借用中产阶级的抗争框架，以期帮助自己解决问题；而番禺的中产阶级作为精英熟谙动员的策略，则借用农民的框架，以叙说悲情。
但是，在框架互借的过程中，也存在着非对称性(黎相宜，2009)。受限于自身的组织和表达能力，李坑农民在借用番禺中产阶级的框架时相对被动，必须依赖中产阶级为其“代言”；而中产阶级借用农民框架是为了表达其自身的抗争诉求。因此，借用的结果往往是中产阶级“过滤”和“裁减”农民的利益诉求，而充分表达中产阶级自身的诉求。
这种框架借用的“非对称性”最终体现在媒体的报道上。在媒体的处理中，李坑的悲情叙事框架只是中产阶级的一个道具和武器，服务于番禺垃圾焚烧厂这一中心议题。中产阶级关切的番禺垃圾焚烧厂最终停建，但是却没有多少关于李坑垃圾焚烧厂的改进措施见诸报端。
六、结论和讨论
本研究主要有以下发现：其一，在社会抗争中，中产阶级和农民在新媒体的运用上存在明显的数字鸿沟，中产阶级善于运用互联网平台形成抗争的组织和动员；其二，在与传统媒体的互动上，中产阶级一般更有策略性，并将其与自身抗争的合法化结合起来。而农民由于媒体资源的缺乏和媒体素养的缺失，与传统媒体形成了不对等的互动关系；其三，在制造媒体事件方面，两者也存在风格差异，进而导致诉求表达和抗争形象的巨大差异。农民在媒体上呈现出苦大仇深的抗争形象；而中产阶级则恰恰相反，体现出温和、风趣的抗争形象；其四，在争夺媒体框架的能力上，农民与中产阶级在框架互借的过程中存在非对称性。农民的媒体框架经常被“过滤”，而中产阶级的框架被媒体比较充分的表达。
从数字鸿沟到传媒资源，再到个人的媒体素养，农民都处于弱势地位。媒体在农民的利益表达中所能发挥的作用依然有限，不容乐观。值得注意的是，传播弱势也将导致弱势社群的利益表达机制更加不通畅，并进一步固化其在社会结构中的不利位置。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推进以及社会利益分化，弱势群体的数字将可能大大增加。从有关机构统计结果来看，目前我国弱势群体的规模介于1.4亿到1.8亿之间，约占全国人口的11％－14％(黄茂军，2003)。于此背景之下，如何扭转弱势社群的传播弱势，值得我们的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