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于1979年出生在湖北省长江边上的一个偏僻贫瘠的小山村里，以下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小妹，妈妈体弱多病，长年卧床不起，一家六口人全靠爸爸一双手养活着，其窘境是可想而知的。看着村里的小姐妹们十六七岁就找了婆家，然后便是嫁人、生子，出门干活、回家煮饭，不甘平庸的我便在自己幼小的心灵里立下了誓言：一定要有出息。而对于一个世代蜗居大山的孩子来说，要想走出这重重大山要想出人头地，唯一的途径就是读书考大学。由于自己的刻苦努力，从小学到中学，我的成绩一直都是优秀的。
1995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县重点高中。
在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爸爸闷坐在门槛上抽了一天的旱烟，完了，长叹一声，无奈地对我说：“萍儿，咱家实在太穷了，你弟妹又多，你娘她又长期离不开药罐子，我看这书你就别念了吧。”我红着眼圈噙着眼泪说：“爸，你要不让我上学，我就从独孤崖上跳下去。”爸爸没再说话，只是又无奈地长叹了一声。1995年9月1日，我揣着爸爸用一头耕牛换来的学费走进了县一中。
在这所高中里，教我们语文的是一位叫章文的男老师，三十来岁，人长得白净高雅，学识渊博，博古通今。讲课时旁征博引，妙语连珠，深受同学们的喜爱。一段日子下来，我发现班里有许多女生都在悄悄谈论着他，暗恋着他。听说有几个城里的女生还偷偷给他写过情书呢，可他就是不为所动。
说老实话，我那时也很仰慕他喜欢他，总希望他注意到我，但又害怕他注意到我，因为我那时是只丑小鸭，又没钱打扮，根本无法和那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城里的女同学相比。我只能远远地看着他，默默地想着他，偶尔得到他不经意地一瞥，我也会兴奋得好几晚睡不着觉。我那少女羞涩的情窦就这样被这位博学多才风度翩翩的语文老师给撞开了。为了引起他的注意，我常常开夜车，加倍地努力，把各科成绩搞得十分优秀。尤其是语文成绩和作文成绩，几乎每次考试都是满分，我也因此受到了他的多次表扬。
1996年下半年，我已经读到了高中二年级。一天下午，弟弟突然赶到学校哭着告诉我说父亲在山上伐树不小心摔下山谷，已快不行了。我几乎惊呆了，忙向学校请了假，随弟弟一起搭车赶回了家，但父亲却已在半小时前闭上了眼睛。
等忙完父亲的丧事回到学校时，我也瘦了一圈，功课已落下一大截，成绩更是一落千丈。父亲的去世、家庭的困境、生活的拮据，早已使我穷于应付心力交瘁无心学习。就在我快要坚持不下去而辍学回家时，章老师把我叫进了他的办公室。
他让我坐下，又倒了杯热茶给我，然后在我对面坐了下来，对我说：“你家里的情况我是昨天才从你邻村的同学那儿了解到的。”他轻声责怪我说，“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不跟老师讲呢？”“我……我……”我低着头，嗫嚅着，却一句话也说不上来。“老师知道你家里经济情况不好，但你要坚持下去。”他掏出一把饭票塞到我手中，“拿着吧，不够再到老师这儿来拿。老师会帮你申请助学金的。”
看着章老师那关切的面孔，我心中百感交集，叫了一声老师，就扑在他宽厚的怀抱中嘤嘤地哭起来。章老师轻轻拭干我脸上的泪花，拍拍我的头，微笑着说：“不要这样，小萍，你的成绩一直很好，只要坚持下去，是一定能够考上大学的。”我咬着嘴唇，用力地点了点头。
在这之后的很短一段时间内，在章老师加班加点的补习下，我很快把自己曾经落下的功课补了上来，我的成绩又开始在班上遥遥领先了。不久，章老师又为我争取到了学校的300元助学金，使我原本捉襟见肘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更加令我感激的是，章老师见我为了节省开支每顿只吃青菜萝卜汤，便常叫章师母做些好菜把我叫过去吃。
他家住在学校的一栋教师宿舍楼里，章师母是个贤慧温柔和蔼可亲的女人，原是学校附近某国营企业职工，现在下岗在家。他们有一个五岁的女儿，很乖巧，姐姐姐姐的叫得我很甜。每次去章老师家，看着他那并不宽裕的家庭，想着他每个月都要接济我几十元伙食费，我就有种想要流泪的冲动。我真的很庆幸自己在失去父亲的同时，又得到了章老师父兄般的关爱。我不止一次地在心里暗暗发誓：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好好报答章老师这一片关爱之情。而现在，我惟一能做的就是拼命学习，争取考出好成绩。
皇天不负苦心人。终于，在1998年的高考中，我以全县总分第三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了武汉大学中文系。当接过由章老师转交给我的武大录取通知书时，我当着众多师生的面，深深地跪在了章老师跟前，泪如泉涌……
2
1998年下半年，我跨入了大学校园。在大学里，我一边勤工俭学努力学习，一边与章老师保持着书信来往，常向他汇报学习和生活情况。而从他断断续续的来信中，我也知道了他的一些情况。在我高中毕业后不久，他也停薪留职去了南方。先是在深圳街头摆地摊卖些便宜衣服，后来开了一家服装店，再后来就有了一家自己的制衣厂。制衣厂由小到大，生意十分红火。听说他事业有成，我也替他高兴，心想章老师熬了半辈子清苦了几十年，现在总算熬出头了。
2002年夏，我大学毕业，受聘到家乡县城的一家报社做记者，与我一同应聘来的还有一个叫文质彬的小伙子，23岁，毕业于湖北大学新闻系。不知是由于刚参加工作人地生疏生活孤寂，还是年轻人比较容易沟通，总之，我与小文很快相恋了。
但不妙的是，报社的效益一天比一天差，那点微薄的工资不要说维持家用，就连自己的日常生活也难维持下去。到后来，干脆连这点微薄的工资也发不出了。这时，远在深圳的章老师得知我的窘况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叫我去他那儿工作。
2002年年底，在这个万家团圆的时刻，我和小文却一起离开了家离开了亲人，踏上了南下的列车。
在深圳，章老师热情的接待了我们。我被安排在办公室做文员，小文则当了生产部的主管，两人的工资都比在报社时高出好几倍。在我暗暗庆幸自己找到了一份好工作的同时，心中又多了一份对章老师的感激之情。
今天被人称为“章总”的章老师，早已不是以前那个清贫如洗的穷教书匠了，他在深圳买了楼，妻子和女儿也接来了。现在，他出入有车，腰挂手机，身穿名牌，一副大款派头，唯一没变的是他那份对我父兄般的关怀与爱护。
时间的车轮一转便是三个月。2003年3月的一天，晚上8点多，我仍在办公室的电脑前敲着一份财务报表。这时，章总办公室的门忽然打开了，他一边活动着全身筋骨放松自己一边走出来，看见我他吃了一惊：“咦，小萍，还在加班?”我说：“是呀，有份文件今天要打印存档。”他问：“还有多少没打完?”我忙说：“马上就打完了，您还有什么吩咐么？”他笑笑说：“不是，我想请你一起出去吃宵夜。”
我本想告诉他今晚小文约了我去看任贤齐的演唱会，但最后我说出来的话却是：“好吧，您稍等！”他说：“不急，我等你！”他搬来一把凳子坐在我身边，看着我一下一下地打着文件。我心里一慌，打错了好几个字。
9点钟，我们来到了新华餐厅。章总泊好车，带我走了进去。餐厅经理显然熟识他，远远地就迎住了他。我们坐下，章总叫了几样精致可口的小菜，还有一瓶酒。
我俩面对面，默默地吃着。
餐厅里流淌着轻松浪漫的音乐，气氛很好。
我虽自念高中起就熟识他了，但像这次这样在这么浪漫的气氛中两人这么靠近却还是第一次。我抬眼悄悄看他，只见他与当教师时相比，儒雅中又增添了几分成熟与稳重，那双明亮的眼睛依然是那么的有神。想想高中时暗恋他的那份少女情怀，我脸上忽然有种火辣辣的感觉。
这晚，他喝了许多酒。喝着喝着，他忽然放下酒杯，重重地叹了口气。我怔了一下，忙问：“章总，怎么啦？”他又仰头喝了一大杯酒：“没什么。”
“不，我看得出您有心事。”
他目光一黯，轻叹一声道：“我在想自己拼命地工作拼命地赚钱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怔了一下，不知他怎么会忽然有这种感慨。他接着说：“我拼命地赚来这么大的一份家业，又有什么用呢，连一个继承的人也没有。”我这才明白他是在感叹自己只有一个女儿，却没有一个儿子传宗接代继承他的事业。
我安慰他说：“章总，您女儿乖巧懂事，长大了照样可以助您一臂之力呀！”“唉，女儿再好，终究是人家的媳妇，又怎能与儿子相提并论呢！”我心里对他这种思想颇不以为然，正想给他讲一番“女子照样能顶半边天”的大道理，他却摆手道：“好了，今天不要提这些不开心的事了，来，咱们干一杯！”左一杯，右一杯地干下来，待到11点钟我们吃完时他已是酒气冲天醉意朦胧了。我也喝多了一点，头晕晕的。
我扶着他走出餐厅，他却连停车场的方向也找不到了。幸好餐厅的经理跟他熟识，知道他喝醉了不能驾车，便帮我叫了辆出租车。二十分钟后，出租车在章总的家门口停了下来，我把他扶下车，按了半天门铃却不见章师母出来开门。章总这才想起来说：“她带着女儿回娘家去了。”他掏出钥匙去开门，插了几次都找不到锁孔，最后还是我动手帮他开了门。
章总的家里依然保持着朴素的本色，并不显得十分奢华。
我把东倒西歪的他扶到席梦思床上，又打来热水，替他把脸擦干净，然后帮他脱鞋宽衣，盖好毛毯让他在床上睡觉。就在我做完这一切准备转身离去时，章总忽然捉住了我的手。我还没反应过来，便被他拉入了怀中，压在了柔软的席梦思床上。
令我吃惊的是自己当时居然连一点反抗的动作也没有，甚至连一点点反抗的意识都没有，甚至内心深处还有一种隐隐的渴望。
我至今也没弄明白自己当时那么顺从他甚至迎合他，究竟是为了报答他一直以来对我的关爱之情还是内心深处那份刻骨铭心的初恋情怀在作祟呢？不管怎样，不该发生的事终究是发生了。第二天早上醒过来，我看着雪白床单上的那一团鲜红的落英，眼泪还是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我的哭声惊醒了章总，他睁开眼睛看看赤身裸体的自己，又看看我，似乎这时才完全清醒过来。没等他开口，我便一头扑在了他怀中，哭得更大声了。他抱紧我，双手温柔地抚摸着我光光的脊背，柔声说：“萍，别哭了，你放心，我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我、我会离婚娶你的！”“真的？”我仰着一张泪脸问他。他在我鼻子上吻了一下：“当然是真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我要你为我生一个儿子，生一个像他老爸我一样英俊潇洒聪明能干的儿子……好么?”
“嗯!”我这才破涕为笑，羞涩地点了点头。
他一翻身，又把我压在了身下……
3
自从发生那件醉酒之夜的故事之后，章总便不再让我做那看似轻松体面实则复杂繁琐的文员工作了，而是把我调到他的办公室做了他秘书。虽说是秘书，但实际上一天到晚无事可做，只是偶尔陪他出去应酬一下。渐渐地，我发现厂里的员工看我的目光有些怪怪的了，但我并不在乎，我并不是一个因别人的目光和议论而改变自己的人。
出人意料的是，小文听到这些风言风语之后，对我反而比以前更好更体贴了。他的心思我是知道的，他实在爱我太深，他害怕我有一天会离他而去，只要有一线希望，他都会坚持爱我到天荒地老。这份痴情让我感动，又让我内疚不已。
两个月后的一天，我忽然发现自己每月该来的东西这个月没有来。我吃了一惊，忙跑去医院检查。医生对我说：“恭喜你，太太，你有喜了！”“真的？！”我又惊又喜，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出了医院，我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之情，忙跑进路边的一个公共电话亭给章总打了个电话。
章总一听，极为兴奋，忙问我现在在哪儿？我说在医院门口的一个电话亭。他忙不安地说：“哎哟，宝贝，你现在可不比平常了，现在是孕妇了，可不能到处乱跑，你在那里千万别动，我马上开车来接你。”
我扑哧一笑：你这么紧张干什么，我还没到寸步难行的地步呢。他一本正经地说：不行，为了你为了我儿子，为了你们母子的安全，我一定得亲自去接你。“你与那港商的生意不谈了？”“港商算老几，有我儿子重要吗？”
挂了电话，斜靠在电话亭的玻璃门上，不知不觉间，我的眼泪又流了下来。
第二天，章总说什么也不让我去上班了。他在制衣厂附近租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给我住，并且雇了个小保姆照顾我。
2003年秋季的一天，他带我去医院做了B超检查，医生确定地说我怀的是一个男孩。这下，章总更是把我当心肝宝贝一样供着了。以前他每星期只有一个晚上跟我在一起，现在他几乎每天晚上都泡在我这里不走，公司的事全部交给了属下的几名经理，家里的老婆孩子也不要了。一想到他老婆，一想到那个温柔贤淑为人和善的章师母，我心里便升腾起一阵深深的愧疚之情。我真的不想伤害那个善良的女人，更不想拆散那个美满的家庭，但事到如今，我还有退路么？
又过了几天，章总决定为他未出世的儿子申报一个深圳户籍。但申报表拿到手，“父亲”一栏怎么填却把他给难住了。因为他离婚的事还毫无头绪，跟我正式结婚更不是一时三刻能办成的事，这一栏当然不能填他的名字。看着他忧心忡忡的样子听着他的长吁短叹，我觉得是自己该为他做点什么的时候了。
一天晚上，在一阵缠绵之后，我告诉他说我想结婚。他说你该不是想让我犯重婚罪吧？我说不是和你结婚，是和别的男人结婚。他一急从床上跳了起来：“阿萍，你不是说真的吧？”我微微一笑，把他按倒在床上，然后伏在他宽厚的胸膛上，柔声说：“你别这么敏感好不好，我的意思是说我先找个男人结婚，这样我去做产前检查和申报孩子户籍就方便多了。等孩子出世了，你离婚了，我再离婚与你结婚，这不是个好办法吗？”
“可是……”
“放心，除了你之外，我不会让别的男人碰我一根头发的。”
他这才稍稍放心地拥着我睡下。
在我的肚子渐渐大得快要十分明显的时候，我和小文闪电般结婚了。
4
就在那套三室一厅的房子里，就在那个无奈的新婚之夜，待亲人和朋友散尽之后，满面红光的小文搂了我就往床上走去。他把我轻轻放在床上，激动地脱去我身上的衣裙，然后便热烈地亲吻着我，抚摸着我的全身。但我的心里却一丝激情也没有。我轻轻地推开他，穿好衣服，然后坐在他跟前，用平静的声音把我和章总的关系以及我们借他这个父亲的名义为我们尚未出世的儿子办理深圳户口的计划向他和盘托出。
听我讲完这一切，我发现小文呆若木鸡般地坐在那里，脸色由红转白，由白转青，怀疑、吃惊、恐惧、失望甚至仇恨的神色在他那双闪烁不定的眼睛里不断变幻着。最后，我在他跟前跪了下来，求他原谅我，原谅我们。他什么话也没说，只是长叹一声，抱着一张毛毯踉踉跄跄地走到客厅的沙发上睡觉去了。自从新婚之夜起，我们这对名义上的夫妻就开始分房睡了。
第二天，章总来看我，我一头扑在他怀中嘤嘤大哭了起来。章总吓了一跳，忙问我怎么了，是不是小文他欺侮你了？我摇摇头说：没有，只是我觉得我们太对不起他了。他松了口气，拍拍我的头说：“没事，我会在其它方面加倍补偿他的。”不久后，章总提升小文为厂长。但我知道，这些优厚的待遇与我给小文心灵带来的创伤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怀着一种愧疚的心情，除了夜晚的性生活以外，在其它方面，我尽量做到如一个贤淑温柔的好妻子一般照顾着小文，但我知道他是不领情的，这从每次看到章总来这里在他眼皮子底下跟我缠绵时他眼中流露出的那种厌恶与仇恨的目光中，我是能感觉出来的。人生没有回头路，事到如今，我只有照着预定路线一路走下去。
2004年2月18日的晚上，我的腹中忽然一阵如翻江倒海般的疼痛。小文犹豫了一下，还是把我送到了医院，医生告知我要临产了。接下来，我被医生推进了产房。躺在医院雪白的病床上，我的心情既紧张又兴奋，想到儿子出生后的情景，想到假若我与章总结婚后我们一家三口快快乐乐过日子的情景，我的眼泪便止不住地往下流着。
仿佛经历了一个世纪般长久的撕心裂肺的阵痛，终于一声清亮的婴啼打破了黑暗，迎来了一个崭新的黎明。但在这黎明里，我来不及睁开眼睛看我的孩子一眼，便晕厥了过去。等我醒过来时，天地间又是一片黑暗了。
产房里静悄悄的，只有小文坐在床前对着贴在医院墙壁上那“禁止吸烟”的牌子拼命地抽着烟。我用虚弱的声音问：“小文，他呢？”“哪个他？”“就是章总。”“你还提他？”小文忽然抬起头来，眼睛里闪动着愤愤不平的光，“你还提他？”“他、他怎么啦？”“哼，自从他知道你为他生了一个女儿之后，他就没来看过你一次。他整个人都好像从地球上消失了一般怎么找也找不着了。”
“什么？我、我生的是女儿？”我再一次昏厥了过去。
好不容易熬到难难满月――我给我的孩子取名叫“难难”，意思是苦难中出生的孩子，我一出院，就直奔章总的办公室。但我被告知他去了香港。后来我又抱着女儿去找了他几次，要么不在，要么就是被保安挡住不让进去。直到此时此刻我才彻底明白自己被这个无情无义的男人玩弄了抛弃了。他接近我的目的，只是想借我给他生个传宗接代继承衣钵的儿子。现在适得其反，他当然再也不屑理会我了，也许他现在正对另一位无知女孩说着曾说给我听过的甜言蜜语正想从她身上圆他的儿子之梦呢。
2004年五一劳动节后不久，我因无钱缴房租，很快便被房东从那套房子里赶了出来。背井离乡举目无亲身无分文拖儿带女，我陷入了人生的绝境。
这时，文质彬忽然无声的出现在了我身边。因为我的缘故，他也已被章文炒了鱿鱼。他把我们母女俩接回了他的出租屋，然后收藏起他一个大学生的傲气与自尊，以他瘦弱的身躯和坚强的意志去码头做苦力来养活我们娘儿俩。那一刻，我感动得泪如雨下。从那时起，就在他那间破旧简陋的出租屋里，我们这对曾经名不副实的夫妻，过起了真真正正恩恩爱爱的夫妻生活。
那段日子，我看得出小文过得很累，但也很幸福。我也一样，在满世界寻找真爱都毫无所获甚至被击打得遍体鳞伤的时候，才发现真爱原来就在你身边，才发现那个真心实意爱你为你抚平伤口的人，居然就是那个被你伤害得最深最痛的人。
但是，好景不长，我做梦也没想到的是，我在被第一个男人骗了的同时，居然又被第二个男人骗了，而且比第一次骗得更惨。
那是2004年9月初，难难半岁时的一天，法庭忽然传唤了小文。原来，因为一起人为的医疗事故，公安局拘留了半年前为我接生的那个医生。在审查的过程中，那个医生败类交待了他被小文用金钱收买在产房用一个女婴换走我生下的男婴的事实。
得知真相的我，再一次晕倒在地。命运与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5
当笔者问及阿萍现在的生活情况时，她告诉笔者说：现在女儿难难已一岁多了，长得很乖很惹人喜爱，她已和女儿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她并没有去寻找儿子并换回来的打算。她把小妹从老家接了过来照顾难难，自己则到附近一所中学上班。虽然每月一千多元的工资要维持三人的生活还要寄些钱回去补贴家用有些捉襟见肘艰难拮据，但她还是生活得很安宁很充实很满足，因为无论怎样，自己养活自己总比依靠别人养活自己要好得多。
当笔者问及她所爱的男人和爱她的男人把她推入这人生的绝境，她有什么感想时，她沉默了许久。她轻叹一声，说：也许害了我的人并不是别人，而是我自己，是我自己太不知自重自爱了。
最后，她对笔者说：“希望你把我的故事写出来，让众多在南方这块热土上奋斗的打工姐妹们明白，一个女人若不知自重自爱和自立自强，她迟早是要吃亏的。”
责 编：蔡祖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