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以来，以村民直接选举与自治为核心的中国农村政治改革与发展，使农村研究成为跨越学术的公共性话题和国内外多学科关注的焦点，处于学术公共意义上的“显学”地位。这一时期的中国研究几近进入一个言必称乡村民主的“草根时代”，也涌现了一大批富有成效的研究成果。然而，在世纪交替之际，在村民自治的兴起与被称作三农问题的农村问题凸显几乎遭遇到同步过程时，农村政治研究的显学地位和公共色彩消失，面对层出不穷的贿选以及对基层民主向上突破的价值期待的落空，许多学者发出了“基层民主已死”的哀叹，农村政治研究虽然还在继续，但农村政治研究该向何处去？纪程的力作《话语政治：中国乡村社会变迁中的符号权力运作》，对于我们思考农村政治研究的拓展进路和方向颇具启示意义。
纵观以往的农村政治研究，从研究进路上来看主要有以下三种理论视角：一种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这种研究进路和分析框架的确提供了学术研究的便利，也产生了一大批有价值的成果，但中国的农民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以公民社会权利对抗国家的意识，即便那些以政府为对象的上访者也是因为“中央规定是这样的，而我们得到的不符合国家的规定”才走上上访路的，因此，我们看到村民自治组织经过二十多年的发育成长，农村社会在组织化以及自治方面并没有明显的改观。另一种是用现代国家建构理论来解释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徐勇教授的“下乡”系列为我们理解1949年以后中国乡村社会中的国家遭遇提供了有力的解释，但在面对强有力的国家整合之时，基层社会以不同的方式建构的自主性空间往往被有意无意的忽视了，乡村社会的基本面目究竟是什么样的，依然是模糊不清的。还有一种比较常用的理论框架是新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该理论认为，制度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体制创新，对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制度创新的直接结果是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基于这种前设和假定，遂形成了为时人所归纳出来的针对村民自治制度价值的“突破口”说、社会基础说、示范效应说、形式训练说、中国特色民主说等诸种观点。这些学者的观点大都带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实践效能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以村民自治制度为核心的基层民主的发展并没能撬动高层政治转型。
在农村政治研究从喧嚣归于沉寂之后，正在学界对农村政治研究陷于迷惘之时，纪程的农村政治研究的力作让人眼前一亮，他的《话语政治：中国乡村社会变迁中的符号权力运作》（以下简称《话语政治》）以一个县为个案，通过对个案县的文本资料和大量个人访谈基础上的口述资料的分析，厘清了土改以来农村社会被建构的过程以及农村社会被建构所形成的表达性现实。“一个外来的政治力量如何把农民动员起来，使其成为社会变革的积极参与者，这是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任何力图有所作为的政治力量面临的一个最具挑战性的问题”[1]。动员农民虽然依靠的是解决农民的土地，但不能简单地认为解决了土地问题就自然地动员起了农民。从《话语政治》一书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有效的动员机制和微观权力运作技术。一个是说服机制，中国共产党改造乡村社会的过程，也是“阶级话语的嵌入”到“国家话语的灌输、渗透”的过程。其微观的权力运作表现为话语权力渗透的过程，从“诉苦”“刨穷根”到“翻身”“斗地主（富农）”，农民的“天命”思想被割除，“阶级”意识开始凸显。在被建构的“受压迫、受剥削――诉苦、刨穷根――觉醒、复仇”的认知逻辑之下，使农民将“斗地主”这一过去视为“大逆不道”的行为当作“革命行为”。村庄话语空间在土改过程中被重构，全新的“阶级话语”取代了旧的基于习惯上的传统话语，成为弥漫在村庄社会生活中的主流话语。过去的“财主”“东家”“大肚子”――“老百姓”“客家子”“穷爷们”的称谓和划分在土改后变成了“地主”“富农”――“贫农”“雇农”。另一种为区隔机制。布迪厄指出：“符号权力作为一种构建现实的权力，要通过诉诸于人的视界原则和区分原则，从而建立符号秩序，并昭示人们事物的法定意义是什么。”[2]“划成分”实际上是一个人为的改变乡村社会成员的身份地位及乡村社会关系的过程。在农民的身份和等级由国家（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标准来进行识别的过程中，国家获得了对乡村控制和管理的重要手段。因此，作为一种微观权力机制，正如作者所调查的，“在当地划分阶级成分从来就没有一个严格统一的标准”[3]。在这一过程中，那些掌握了阶级话语技术并主宰划成分过程的干部成为了新的乡村精英。
国家通过符号权力建构乡村社会有没有边界呢？如果有，它的边界在哪里？“中国共产党通过‘阶级话语’这一工具开始对底层农民进行动员，并由此掌握了乡村社会的话语权，又利用话语权逐步赢得了在乡村社会汲取资源、控制秩序、整合农民的合法性”[4]。那么阶级话语和革命话语为什么崩溃消解？其崩溃消解的原因是什么呢？作者在《话语政治》一书中，通过对比土改时期和人民公社时期的阶级话语，提出了“表述性阶级话语”这一概念，所谓“表述性阶级话语”是指“阶级话语”已经失去了现实的基础，地主、富农阶级或早或迟的已经消失在农村社会生活中，“靠历史记忆维系的阶级结构变成了一幅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模糊不清的图景”[5]。从人民公社时期表述性阶级话语到继起的“文革”时期革命话语的泛滥，由于从一开始革命话语中的很多概念就是含糊不清的，而且随着运动的发展，这些“革命话语”及其概念中掺入了越来越多的主观随意性，使表达性和客观性现实日益背离，使阶级话语和革命话语沦为谋利的工具，从而丧失了合法性，最终导致了革命话语的完全崩溃和消解。
《话语政治》一书深入到了乡村社会内部，让我们看到话语作为一种符号权力是如何运作并渗透到乡村社会的。布迪厄认为，符号权力是通过言语建构给定事务的能力，是使人们视而不见和闻而可信的权力，借助于特殊动员手段，它可以使人获得那种通过强力才能获得的东西的等价物。通过话语分析这一视角，使我们个人的视界得以扩展，让我们看到乡村研究中客观主义―结构主义解释中所存在的问题，注意到乡村研究中象征领域或话语的文化和表达的维度以及乡村社会被建这一事实，从而“使我们能够认识到隐藏在一个特定‘问题’背后的各种状况，并使我们意识到该‘问题’的‘本质’与它的‘(各种)解决方案’本身乃是基于它的各种假设：正是这些假设使得那个‘问题’得以存在”[6]。同时，话语分析可以让我们深入到乡村社会内部，了解乡村社会本身是怎么样的。《话语政治》通过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话语、关系话语以及乡村干部腐败、村民自治、计划生育等方面的话语，看到现代转型中的乡村社会的本来面目。
纪程的《话语政治》一书，运用话语分析这一研究路径有效地拓宽农村政治学研究的新视野，提升乡村研究的洞察力和对研究本身的反思性。但作者过多地把关注点放在乡村社会以外的建构性话语维度上，乡村社会里村民本身是如何认识理解这些建构性话语的？比如，村民是如何看待权利、民主的？通过口述资料深入到乡村社会内部，从农民的话语、农民的行为出发研究农村政治，才能对农村发展甚至中国的未来给出最有力科学的解释。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裴宜理从语义学的角度，探讨了中国人的“权利”观念，她指出，中国人的权利概念更多的是从国家那里获得所需福利的愿望，甚至中国人的“政治公民权”（比如选举权、举行游行集会的权利等等）通常也被理解为政府授予的特权而非自然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在美国，甚至根本上是经济问题的示威都是从公民对抗专制的权利这一角度而非社会经济上的考量来为他们的行动进行辩护的。她从中国人的权利观念出发，对中国的社会稳定以及政治发展做出了富有洞察力的解释。在农村政治学研究开启了多元路径之后，深入理解农民行为、乡村社会，从农民行为本身出发来研究农村社会稳定、农村发展甚至是基层民主问题，才是农村政治学研究的方向。正如徐勇教授所一贯主张的：“在中国，只有理解农民，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只有理解农民行为逻辑，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政治的发展轨迹。”[7]
注释：
[1]何高潮：《地主?农民?共产党――社会博弈论分析》第1页，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 Bourdieu. Pierre，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Cambridge：Polity Press，1991，p170.
[3][4][5]纪 程：《话语政治：中国乡村社会变迁中的符号权力运作》第54、19、78、7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6]樊红敏、贺东航：《农村政治学研究范式的检视与拓展》，载《学术月刊》2007年第6期。
[7]刘义强：《田野中的政治：农民、民主与国家――徐勇的中国农村研究》，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