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2010年出现的逃离北上广现象是一种无奈，那么最近涌现出的重返北上广现象则带着一种别样的滋味。当年留在北京上海广州的莘莘学子们在经历了拼搏与奋斗之后，在一线城市为自己挣得了一席之地，但几年之后，面对一线城市的生存压力，他们发现家乡的同学们过得似乎更加舒服和安逸。都说幸福在比较中产生，经过比较，他们中有些人选择放弃一线城市，回到家乡。但当他们回到家乡后却发现：中小城市的物价也在飞速上涨；在一线城市中积攒多年的职场经验根本不适用于中小城市；家乡的教育、医疗、投资环境、公共服务等明显落后于一线城市……这些现象导致了他们对家乡“水土不服”。于是，他们调整心态，重新规划后，在2012年年初，为了事业、家庭、爱情，选择了重返北上广！
事业篇：在机遇更多的地方拼硬实力
受访人：宗宇楠
年龄：32岁
路径：北京-安徽某市-上海
重返理由：北上广是有能力的人的天堂，我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家乡变成天堂，只能将自己变成有能力的人，留在北上广！
2005年，宗宇楠大学刚毕业，就在北京一家大型公关公司谋得了危机管理专员的岗位，虽然工资只有三千多元，但相比其他同学来说，已经算很好了。那时他是同学中的佼佼者。
梦想去大城市工作的人很多，但最终绝大部分大学同学都回到家乡。毕业的头两年，每次回老家，宗宇楠多少有点自豪，但到了毕业的第四年，他的成就感慢慢地被挤压没了―――这四年时间里，宗宇楠目睹了一个个在老家工作的同学结婚生子；也耳闻了一个个高中同学考上当地的公务员或有了事业编制。虽然到2009年，宗宇楠的工资涨到了八千元，比起老家许多同学的工资确实多不少，但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加上工作压力，让宗宇楠一点也感觉不到优越。
宗宇楠预感到，如果留在北京，他在接下来的三年内，顶多升级成资深危机管理经理，即便年薪涨到二十万，十年内也很难在北京买得起房子，如果回到老家，他就有可能进入政府机关工作，也可能在三年时间内打下事业基础。权衡了很久，宗宇楠觉得还是老家的事业上升轨道更稳定一些，竞争也没有那么激烈。于是，2009年，宗宇楠收拾好行李，登上开往老家安徽某市的列车。
回到老家后，宗宇楠在一家热水器公司做策划，月工资一千八百元，他准备一边工作，一边考公务员。从2009年到2011年6月，每年的公务员考试以及事业单位考试，大大小小约八九场，宗宇楠每次都参加了，但均没有考中。后来，通过各种关系，他进入了某社保局工作，月工资两千元。
工作稳定下来后，宗宇楠开始深入思考留在社保局工作的意义―――他所在的整个城市没有一家单位真正需要他擅长的专业，他在北京积攒下的人脉资源与经验，在这里毫无用处。在北京习惯了快节奏的生活，在老家优哉游哉的日子，让他觉得简直是在浪费生命。除此之外，当地的物价也进入飞涨阶段，每个月两千元的工资让他觉得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进入社保局工作的第一个中秋节来临前，单位一位前辈提醒宗宇楠该对领导意思一下，宗宇楠有些错愕。他问前辈需要意思多少，前辈伸出两个手指头，宗宇楠问：“两百元？”前辈笑了：“你觉得两百元现在能拿得出手吗？”
就在宗宇楠开始犹豫是不是真要给领导送两千元时，有人给宗宇楠送礼了，送礼者想请宗宇楠帮忙办点事情，临走时塞了一千元的红包。拿着这一千元红包，宗宇楠心惊肉跳了好久，最后把钱退给了送礼的人，并提醒对方，一切按程序办事。最终，宗宇楠因为没有给领导送礼，从办公室被调到了办事大厅。
前辈劝宗宇楠想开点，因为在小城市人际关系更重要，工作能力倒是其次。此时，宗宇楠心里有两个选择在斗争，一边是只要肯付出就会有回报，只要有能力，就会有很大发展空间的大城市；一边是收入较低，得靠圆滑的处事能力保住工作的小城市。很自然地，宗宇楠心里的天平开始偏向前者。而且，他认为自己以前之所以在北京没有大的发展，主要是心里一直有退路，所以不够努力。如果把退路斩断，自己说不准会爆发出很大的能量来。
2011年12月初，宗宇楠向上海几家公司投去简历，很快有两家公司有意请他年后入职，而且待遇均不低。如今，宗宇楠已经辞掉社保局的工作，去了上海，他发誓，今后绝不逃离，一定要在上海扎下根来！
高瑜，知名社会学家、心理学家
专家声音：
如今，公平问题是困扰年轻人选择一线城市还是中小城市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国际化程度高，社会的公平机制发展得相对完善，因此，在一线城市工作，相对而言会有一种公平的感觉，有付出就会有等值的回报，企业相对重视应聘者的知识含量、专业能力，真正有能力的年轻人很容易在这里找到施展才华的平台。此外，政府招录公务员、国有企事业单位进人，由于权力制约和舆论监督机制相对完善，与小城市相比，也显得更加公平公正。
此外，产业布局和产业机构带来的上升空间的困惑在年轻人中也普遍存在。中小城市的产业基本集中在重工业、农业以及一些比较低端的第三产业上，提供给高学历人才的岗位和机会并不多，即便工作能力相当不错，也会缺乏施展能力的平台和良好的上升空间；而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垄断着相关产业设计、金融与高层管理等诸多资源，起点高，是技术创新、商业创新最活跃的地方，平台大，机遇多，上升空间自然也更大。
家庭篇：逃离压力，下一代将遭遇更大压力
受访人：郑建鑫
年龄：34岁
路径：广州-宜春-广州
重返理由：如果不能在一线城市站稳脚跟，我们的孩子将来可能更加艰难！
2010年，广州的房价一路高歌猛进，8月底，郑建鑫和妻子关琳在天河区看中了一套小户型的房子，总共需要八十万元，首付得十六万元。郑建鑫筹够了现金，和关琳去中介签约，结果到了中介公司后，业主突然打电话过来说先不签了，要再看看行情。
从中介公司走出来的时候，郑建鑫和关琳沮丧得谁也不肯多说一句话，广州的夏天溽热，两个人感到无比烦躁。坐在公交车上，郑建鑫心不在焉地打开手机，看到微博上说房价马上还要飙升，他一脸厌恶地关掉了手机，偏过头望向窗外。
有房有车，该有多好。可如果留在广州，什么时候才能有房有车呢？想到这里，郑建鑫彻底没了信心。当天晚上，郑建鑫跟关琳商量一起回老家，因为回老家后，房子和车子不仅很快都会有，而且能多陪陪父母，带带孩子，在那里生活，似乎比在广州要舒适得多。
关琳表示赞成，两个人的老家都在江西宜春，回老家工作，也是两家老人的心愿。10月底，郑建鑫带着老婆和孩子一起回到了宜春。11月初，郑建鑫在宜春一家地产公司找到一份文案工作，月工资两千多元；关琳则在一家化妆品公司做财务。
孩子要上幼儿园，平时由郑建鑫的妈妈来负责接送，11月中旬的一天，关琳外出公干，回来的路上顺便去接了孩子。回家后，郑建鑫问关琳孩子在幼儿园怎么样，关琳表示担心，因为在幼儿园里，老师基本上就是教孩子画画、识字，她去接孩子的时间有点早，就在一旁听着，结果听到老师在教育一个孩子时说：“小草怎么能这么画呢？小草应该是长有两三片叶子的，这样画才是小草，明白吗？”郑建鑫问：“老师只是教孩子画画和识字吗？”关琳说估计是，因为她看到小黑板上的课程安排里没有别的内容。
如果是在广州的幼儿园，肯定会为孩子安排音乐、手工等课程，而且老师更加尊重孩子的想法，老家幼儿园老师的教育方法太生硬了。听到这里，郑建鑫心里有点忐忑不安：当初决定回老家工作，是不是考虑得不太周全？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让郑建鑫更是纠结―――2011年3月6日，郑建鑫妈妈的肚子痛得难受，到医院一检查，结果为肠部有恶性肿瘤。郑建鑫吓出一身冷汗，他没敢告诉妈妈，跟关琳商量后，决定带妈妈去南昌的大医院再检查一下。结果，这次在南昌诊断的结果只是肠粘连。回宜春的车上，郑建鑫直呼万幸，但与此同时，他对老家的医疗水平开始心生不满。
一天，郑建鑫跟广州一个朋友在MSN上聊天，朋友得知他回了老家后，大呼惊讶，直截了当地跟他说：“你怎么这么禁不住压力呢？你想想看，你现在回去是舒服了，但如果你想让下一代过得更精彩，估计只能靠他自己努力了。你要是在广州坚持下来，那就不一样了，虽然辛苦一些，但将来孩子的起跑线不一样。”
听了朋友的话，郑建鑫彻头彻尾地觉得，当初逃离广州是个错误的决定！
2011年8月，郑建鑫辞掉了地产公司文案的工作。他让妈妈在老家带孩子，自己和关琳先回了广州。他准备和妻子在广州多赚些钱后，先买套小户型的房子，毕竟，广州的房价已经不涨了，买房总算有了希望。买了房后，他就会立即把孩子接来，让孩子在广州接受更好的教育。
孙小艳，中科博爱研究院教育专家、思维方法研究专家
专家声音：
应该承认，在不少中小城市，教育理念还是相对保守的，而在一线大城市，很多学校已经引进更加人性化的教育理念，教育更具开放式姿态，出国留学的机会也相应多一些。但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大城市的好学校名额紧张，如果想获得名额，需要参考户口、房产等指标。
医疗卫生方面，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中小城市的医疗卫生水平远远不及大城市，以至于很多人都会选择去大城市看病。生活在大城市，随着医疗保障体系的逐渐完善，今后还能享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当然了，大城市生活成本也明显比中小城市高出许多，这是不争的事实。
爱情篇：因为爱，他们返回了上海
受访人：董蕴
年龄：29岁
路径：上海-聊城-上海
重返理由：一线城市给我的存在感和认同感更强，我要回去，那里有真正的自己！
2010年8月，张乐浩带着妻子董蕴一起回到老家山东聊城。
张乐浩和董蕴均出生于1983年，两人相识在上海。张乐浩就职于一家广告公司，董蕴则在文化传播公司做编辑。夫妻俩月收入共计一万多元，不算低也不算高。张乐浩和董蕴家庭条件都不是很好，无法提供经济支持，靠着两个人的收入，买房子遥遥无期。董蕴是江苏女孩，一直希望过安稳的生活，而张乐浩的家人也一直希望他能回老家工作。
2010年，逃离北上广的浪潮来袭，张乐浩和董蕴认真探讨了一下回老家工作的想法，他俩认为回老家生活节奏慢，工作压力小，生活压力肯定不大，可以更好地享受生活。于是，两个人于2010年10月一起回迁到了张乐浩的家乡聊城。
回到家乡后，张乐浩在当地一家重工业公司做秘书，董蕴则在聊城一家报社谋了一份编辑工作。两个人的工作都还不错，收入在当地也还可以，比起上海虽然差了一大截，但综合两地的消费水平，生活质量还是要超过上海，加上两个人之前的积蓄，一年之内在市区付首付供套房子不成问题。
生活看似将走上安稳平静的轨道，但在美好的表面之下却波涛暗涌。
以前张乐浩和妻子都在上海，回家次数很少，现在他俩回到了聊城，离家只有一百多公里路，几乎隔两周就要回去一趟。每次回家，吃饭成了最让人头疼的问题。张乐浩的家人是地地道道的山东人，早上是清一色的煮面条，中午和晚上除了馒头还是馒头，饭桌上，每餐都是雷打不动的一个菜，像是用酱油腌制出来的，黑乎乎的一片，吃两口，能咸到肠子里。这让董蕴很窝火，她自小在江苏长大，每顿都得吃米饭，而且向来口味清淡。慢慢地，董蕴不愿意跟着张乐浩回老家了。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平时的生活中。在聊城，董蕴根本没有自己的朋友圈子，张乐浩的同学很多，虽然他经常带董蕴参加一些聚餐，但他们讲的都是山东话，董蕴根本听不懂。
更让董蕴烦心的是，张乐浩的同学绝大多数都有了宝宝，张乐浩的家人也催得急，但董蕴从来没有想过在三十岁前要孩子。张乐浩家人认为董蕴的想法简直不可理喻；张乐浩的同学朋友得知后，则笑得特别诡异。
2011年五一假期过后，董蕴正式跟张乐浩提出，要回上海工作，她说：“在上海虽然苦一点，累一点，但我能找到存在感和认同感，我要回去，那里有真正的自己！”5月4日晚，两个人几乎彻夜未眠，聊了整整一夜。张乐浩也觉得，自从回了老家，董蕴似乎成了一个被孤立的对象，处处都与这里格格不入，而他自己，其实心底里也有很多不适应，每次看到董蕴郁郁寡欢的样子，只好劝她开心点，但这种劝言却太过于苍白无力。渐渐地，董蕴变得脾气很大，两个人时有争吵。他俩仔细分析了原因，并不是他们的婚姻出了问题，而是环境使然。
最终，张乐浩决定听从董蕴的意见，一起回上海生活，为了他们觉得痛苦，但却能够适应也乐在其中的生活，更为了他们的爱情。
2011年10月，张乐浩和董蕴从山东济南飞往上海。飞机舷窗外，白云翻滚，张乐浩和董蕴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王妍，情感咨询顾问、知名心理学家
专家声音：
一线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之间，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是很不均衡的，在一线城市，文化生活更加丰富，而在中小城市，能够提供的公共文化环境相对单调，在一线城市生活惯了的人很难适应，找不到认同感。
人与社会的认同感是相互的，不适应环境自然得不到认同，就像两种生态环境中生长的植物。一个物种能够适应两种生态环境固然最好，但若无法适应，也大可不必强求，回到适合的生存环境中去更有利于发展，对家庭、事业都是如此。
家并不是两个人的小世界，也是社会的一分子，这个分子要融入社会这个大环境中，才能和谐美满。文中女主人公无法适应丈夫老家的生活习惯、社交圈子，自然就难以找到幸福感。他们选择回到一线城市是对的，在那里，他们有共同的社交圈子，共同的奋斗目标，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更容易相互扶持着走向幸福。
《天下男人》提醒：
对绝大多数人而言，逃离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是对大城市高物价尤其是高房价的用脚投票。然而，正如围城效应：站在城外的人想进来，呆在城里的人想出去。人们很快发现，中小城市的生活成本相比于实际收入而言并不低。如果说大城市的人们在用尽全力地打拼生存空间，那么在不少中小城市，人们一半以上的时间则耗费在了人际关系和处世方法上。只有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人才能逐步摆脱关系网，获得相对独立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越大的城市，人的自由度越大。
“付出终有回报”、“凭自己的实力打拼”……这些口号成了一线大城市的文化缩影。很多已经习惯了大城市文化环境的人回到家乡后，纵然是天天喝茶、看报，恐怕内心的幸福指数也未必有多高。
大多数年轻人认为一线城市是个人生能量核聚变的梦工场，自由和人生价值都有可能在这场核聚变中以链式反应的速度加倍实现。
别忘了“想到”与“得到”中间还有个“做到”，这个“做到”就是一个人为了自己理想而奋斗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充满了艰辛和汗水，但是这个过程永远是美丽的风景，永远是人生中值得回味、可以激励自我的最佳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