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南亭》是郭国甫老先生于耋耄之年推出的又一部长篇力作。先生素来以创作长篇小说见长。上世纪50年代革命战争文学兴盛，其作《在昂美纳部落里》，曾被《读书》杂志评为“最受读者欢迎的1958年出版的小说”之一，并先后译成俄文本、英文本和法文本出版。其1990年出版的《梦回南国》，亦以诗意而怅惋的笔调叙写了一段美丽而遗憾的战时爱情，获得了广泛的赞誉。郭国甫先生的长篇小说，读之就像是“家乡一道好客的门户”，诱人深入到历史与个人、现实与理想交织中的南国。丰富的生活与战斗经历，对于大地之上人物命运的关注、风土人情之深谙以及人性之维的体悟，构成了作者旺盛创作的源头活水。
完稿于2010年10月的《百年南亭》在以往革命历史题材的基础之上又前进了一步，将时间跨度拉到改革开放以后。把笔触集中到了农村生活，以南亭地区的农村为背景，从日寇侵略时南亭农民的避难始，写到“新的世纪来临了”，行文如流水，体现了作者“史诗性”的审美追求。
海德格尔认为“作品存在就是建立一个世界”，而世界虽然有物的因素，却“并非现存的可数或不可数的、熟悉或不熟悉的物的纯然聚合”。我们只有通过“诗意的思”才得以把握这个世界，亦即把握作品。
一、现实主义笔法下的人性乌托邦
文学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是文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古往今来众多的理论派别对此多有阐发。陶东风则认为，文学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双向的建构关系，一种交互的对话关系，一种深层的交往关系”。因为文学活动无法再现纯粹的客观世界或是主观世界。文学活动的终极目的也并不在于再现所指的对象而已，而是通过再现的生活世界来达到“无限的、象征的、超验的世界”。
《百年南亭》以历史为经线，以农民生活为纬线，讲述了南亭地区三个村庄、四代农民之间的命运纠葛。历史年轮与故事情节齐头并进，时代发展与个人命运紧密相连。开篇，仲海与春来的爱情故事是最为吸引读者的线索。美丽善良的春来与勤劳耿直的仲海情投意合，竟受到仲海母亲玉芳的反对。按理，春来、玉芳都是小说中女性理想的化身。她们善解人意、相互欣赏。但是，由于春来的父亲何彦强是保长，玉芳虽好，却有着门当户对的传统思想，认定“富人和穷人好不长久的”。加之何彦强曾经打过玉芳的主意，守贞的观念使得玉芳心里落下障碍，无法接受春来。相较而言，春来敢爱敢恨，她建议仲海带她私奔。然而仲海身为长子，幼年丧父，家中还有弟弟妹妹，身上的担子使他无法离开，致使春来被迫嫁作他人妇。之后，便是滚滚而来的历史运动：土地改革、大跃进、合作社、放卫星、红卫兵运动、改革开放等，裹挟着人物起起伏伏。
小说主要采取现实主义的手法，“现实主义强调文学对社会现实的依赖，进而，要求文学对社会现实进行忠实的再现。当然，这种再现并不是直接或简单的复制，而是通过选材、描写与典型化等不同的方式来进行的。现实主义文学强调在真实境遇中将普通人的现实问题呈现出来，近距离地观察文学的社会性背景和生活的复杂性细节”。可以看出，作者对社会历史复杂、尖锐的过程进行了忠实的再现。如成立高级社，“劳动记工分，敲锣上工，吹哨子下工，干部不劳动，坐在树荫下聊天、吹牛，说是开碰头会，工分最高，10分，9分。群众在田间、路边坐着……男人不愿耘禾，派妇女去耘禾……”作者避免了革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的单一取向，没有简简单单的非此即彼，而是将革命的复杂性、矛盾性、必然性与偶然性展现了出来。
此外，跌宕的历史也成为人性的试金石。围绕着仲海的三个重要女人：玉芳、春来、灵芝，几乎都是真善美的化身。看似过于理想，却也符合文学的“可然律”。
亚里士多德说：“‘可能的’一义就是那个并非必假的。另一义就是那个真的，又一义是那个可能是真的。”“诗比历史更加真实”，历史描写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而文学描写可能发生的事情。于是，文学作者便可在历史与诗写的平衡中寻找到自己的表达方式以及精神寄托。
玉芳、春来等女性形象的光辉构成了《百年南亭》中的人性乌托邦，体现了作者的审美理想。与此同时，小说中存在明显的二元对立模式，善与恶截然对立，且传达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传统价值观念。
二、 历史与文学的共生缠绕
“居今识古，其载籍乎？”中国的“史传”传统由来已久。相传黄帝轩辕之世，就有仓颉担任史官。在古代，左史记事，右史记言。《春秋》作为记事的经典，当时，受到世人的极度重视。若是褒见一字，则贵逾轩冕。若是贬在片言，则比斧钺砍杀的分量还沉重。过去编写史书的目的在于“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可见史传文学的先天功能与规范便是为政治服务。然而，由于创作主体的个性特征与生命体验不同，史传文学得以突破其教化功能。《史记》“究天人之际”可谓上升到审美与哲学的高度，历史与文学得以深度地交融。而历史与文学叙事的共生缠绕，成为中国作家，尤其是严肃文学作者的一个情结。
《百年南亭》作为反映农村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取法“史传”传统，体现在其实录精神以及教化人心的社会作用之上。关于作品的“实录精神”，上文已经提到过。在一些特殊的历史时期，“实录”往往考验着一个作家的良知。历史题材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其中所涉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甚至决定着该类艺术作品的成败。可以看出，《百年南亭》在这一点上做得比较成功。它以历史发展为线索，贯穿了南亭四代农民的命运。其中，一代和二代的南亭农民经历了最多的历史波折，但是他们安土重迁。尤其是仲海“只低头求土，不抬头求人”，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情感。第三代刘兆阳和刘雨涛去临近的省城打工，第四代庭伟、马林恭等去了更远的广州打工。但是工厂效益不好，工作不稳定。另一方面，南亭历经劫难，元气大伤，何友才等人贪图眼前的利益，想要出卖南亭的田地，其他农民反对，却看不到出路。庭伟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之下，通过自学，研究设计出南亭的规划图，回村当了村长。南亭又有希望了。
虽然是大团圆的结局，但是作者在叙述过程中并没有对历史进行美化，而是以文学的方式推进了历史与人性的反思。印象尤深的是南亭的书记陈平说的一段话：“工作上要分清大事、小事；大事要胆小，小事可以胆大。……上面的话，上面的红头文件是大事。……下面的事，是小事，处理时，胆子可以大点。仲海开荒，处理他，他不听，可以放手让群众斗。斗了他，错不到那里去。”马光问，死人是大事还是小事，他说：“你问这话什么意思？死人不是大事，也不是小事。天不下雨，粮食少收了点，饿死个把人，你说是大事？还是小事？”如此狡黠、投机的作风令人咋舌，最终落得有家也不能回的下场。还有何化安的作威作福，其子何友才的不得人心，都提供给我们“福在积善，祸在积恶”的历史经验。
值得一提的是，郭国甫先生的《百年南亭》与以往的小说相比，在“宏大叙事”的方法上做了一次有意味的纠偏。虽然他亲历过战争，但是他没有卖弄经历，也没有讴歌英雄主义，而是以平视的视角去关注南亭地区普通农民的生活。从小处写起，慢慢铺陈开来，如此，真实反而容易呈现。
总而言之，《百年南亭》以“质而实绮”的语言深刻地反映了南亭地区的村庄巨变，展现了历史沉浮中南亭农民的穷苦、艰难、挣扎与奋起，折射出万事随转烛之命运下人性之明暗。只是这个维度发掘得还可以再深一些。
责任编辑：陈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