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多数在书斋、书院中终其一生的大儒们不同，王阳明能文能武，立德、立功、立言兼而有之，人称“真三不朽”。 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生于明成化八年（1472），卒于明嘉靖七年十一月（1529年1月）。祖籍浙江余姚，据说乃晋朝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后裔，自其父王华始迁居山阴。由于曾在余姚四明山阳明洞隐居养病，爱其地景致，故又自号“阳明”。
钱穆先生曾经说，宋明六百年理学，宋代是创始，明代是结束。阳明之学，有“王学”、“心学”之称，理学臻至巅峰。“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这几大核心命题，简易直捷，没有繁琐的训诂，没有抽象的思辨，直透大义、直指人心，影响不限于传统士大夫阶层，甚至下及于底层社会、普通百姓。他的弟子、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就是“灶丁”（煮盐工）出身；王艮门下弟子，很多都是农民、樵夫、陶匠。
与大多数在书斋、书院中终其一生的大儒们不同，王阳明能文能武，立德、立功、立言兼而有之，人称“真三不朽”。特别是“立功”一项，抚南赣、平宁藩、征思田，功名事业之盛，在历代大儒中绝无仅有，明穆宗颁赐铁券文书称他：“两间正气，一代伟人，具拨乱反正之才，展救世安民之略。”
何为第一等事
据说，王阳明出生颇不平凡。他的母亲郑氏怀孕，过了14个月仍未分娩。祖母梦见一位绯衣仙子驾着云朵，在仙乐声中将一位小孩子送到自己怀里，刚从梦中惊醒，就听到婴儿啼哭声，祖父王伦因此将孩子取名为“云”。王云一直长到五岁，也没有开口说过话。一位过路僧人说：“好个孩儿，可惜道破！”祖父恍然大悟，原来“云”字泄露了孩子出生来历的天机，于是据《论语》中“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一语，将孩子更名为“守仁”。
王阳明十岁这年，父亲王华举进士第一甲第一名，成为当年科举考试的状元。第二年，在京师做官的王华派人迎养王伦，王伦带着孙子北上。路过金山寺时，祖父与客人在月下饮酒，陪伴在旁的王阳明赋诗一首：“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
王学成立之前的王阳明，豪迈不羁，渴望超越的人生抱负。用钱穆先生的话来说，他是一个有多方面有趣味的人，“一方极执着，一方又极跳动”。
十二岁，入私塾，他问老师：“何为第一等事？”老师回答说：“读书登第，显亲扬名。”他则怀疑地说：“恐怕不是这样说，读书学做圣贤，才是第一等事。”
十五岁，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他出游居庸关，考察当地民风民俗、朝廷的边御方策，还与少数民族追逐骑射。当时国内盗贼四起，尚未成年的他甚至还想过上书朝廷，献谋献策，父亲斥之为狂，无奈作罢。
十七岁，前往南昌迎娶江西布政使参议诸养和的女儿。合卺那天，他却在铁柱宫与一位道士议论养生之说，相谈甚欢，居然一夜未归，误了洞房花烛之夜。
十八岁，携新婚妻子回浙江。途中拜谒当时的大学问家娄一斋，娄先生称“圣人必可学而至”，王阳明心有戚戚焉，开始留心圣贤之学。
二十一岁在京师，遍读朱熹著作，开始研究宋儒格物之学。宋儒认为一草一木都包涵至深的道理，“格物”就是穷究、穷尽事物的道理。于是王阳明对着院子中的竹子整整“格”了7天，不仅没有格出什么道理来，还大病了一场。他觉得圣贤有分，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便像别人一样，转而研究辞章。
二十六岁，北方边境甚急，开始留心武事，读尽兵家秘书，家中宴客，往往也喜用各种水果摆阵势，做“沙盘推演”。
二十八岁，第三次参加科举考试，中进士，在工部做官的第一件大差使，就是督建成化年间抗击蒙古北元名将威宁伯王越的墓地。王阳明用行伍之法管理民夫，空闲的时候还让他们演练“八阵图”。
三十一岁，做过几任小官后，告病回到浙江。当时他在京师的老友们都忙学古诗文，以才名相互标榜，他叹息说：“我怎么能用有限的精神，来做这些无用的虚文呢！”于是告病归越，在四明山阳明洞中隐居，练习导引之术。实际上，王阳明与佛、道两家的因缘极深，屡屡有离世远蹈念头。某天在洞中静坐，他觉得这辈子最放不下的就是祖母和父亲，也正是这一刻，他忽然明白了释、道两家的缺陷，他说：“爱亲恋亲，这个念头在孩提时代就有了。如果可以弃之不顾的话，就是断灭人的本性啊。”后来，在杭州遇见一位已经坐关三年的禅僧，王阳明对他说了一番爱亲本性的话头，僧人第二天就脱下袈裟回家了。
三十三岁，重回京师，在兵部任职，第二年开始授徒讲学。王阳明认为，当时的学者都沉溺于词章记诵，不再关心“身心之学”，于是他开始倡导圣学，教人立志成为圣贤。
三十五岁，正德元年（1506），明武宗当政，以刘瑾为首的宦官“八虎”把持朝政，正直的官员受到迫害。王阳明仗义执言，抗疏相救，结果被廷杖四十，下诏狱（关押钦犯的牢狱），随后又被远谪贵州龙场驿（今贵州修文），做一名小小的驿丞。流放蛮荒，是王阳明生活中的一次剧变，但同时也成为了他学问事业上的一个重要转捩――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龙场悟道”。何为第一等事？上下求索了20多年的王阳明，也终于在龙场找到了答案。
龙场悟道
王阳明逆阉宦、下诏狱，是武宗正德元年（1506）二月间的事情；他到达龙场驿，则已经是正德三年（1508）春了。中间整整两年时间，究竟发生何事？各家记载基本上都语焉不详。
根据其弟子钱德洪、王汝中辑录的《年谱》，王阳明出狱后，南下行至杭州，发现身后有刘瑾派出的刺客跟踪，于是假装投江自杀，实则登上一艘商船。在舟山遇飓风，经过一天一夜漂至福建，登岸后在一间寺庙中巧遇20年前在江西铁柱宫中相与论道的道士。王阳明本打算亡命天涯，道士劝阻说：“你还有亲人在世，万一刘瑾迁怒他们怎么办？”王阳明卜了一卦，得“明夷”，意思是“日入地中”，指贤人遭难，占卦者应该在艰难中守身持正、自晦其明。于是他决定不再逃亡，而是远赴谪地。这时，他写下了著名的《泛海》：“险夷原不滞心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随后，取道福建武夷山，折南京探望受自己牵连被逐出京师、时任南京吏部尚书的父亲王华，最后是正德二年年底回到杭州，正式准备前往龙场驿。
当时的龙场驿，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之中，峰际连天，飞鸟不通，虫蛇魍魉，蛊毒瘴疠。当地土著的语言?舌难懂，能够说得上话的，都是些来自中原的亡命之徒。初到驿站时，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只能自己搭建茅草房，后来觅得一处石穴，移居其中，名之为“阳明小洞天”。由于水土不服，随从尽皆患病，王阳明不仅砍柴作薪、取水为粥照顾他们，还诵歌诗、唱越曲、杂诙笑，想尽办法纾解他们的抑郁心情。
在这样极端恶劣的生存条件下，能否活下去毫无疑问是第一要问的问题。王阳明以为，人世间的一切得失荣辱，到了眼下这种地步，都已经无从说起，可以一一超脱，但“生死一念”，似乎还不能泯化为无。于是他造了一个石墩，发誓说：“我现在就听天由命吧。”他又自问道：“假如圣人处在今天我这样的境地，又会做什么呢？”他每天在石墩上面静坐沉思，直到一天夜晚，他在睡梦中恍惚觉得有人在自己耳边私语，不觉惊跃而起，从此大悟格物致知的道理。
王阳明的“龙场悟道”，是他思想上的一次重大转折。他悟出的是“心即是理”、“心外无物”的道理。朋友指着岩间的花树问他说：“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他回答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你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既然心即理、心外无物，那么“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优入圣域、成为圣人，便获得了内在的依据。年少时的庭前“格”竹，只向心外之物追索，忘记了心中用工夫。“龙场悟道”之所以成为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正因为“心即是理”是日后王学整个“知行合一”、“致良知”思想的基础。
王阳明开始用自己的新体悟来教化周围的汉人和苗夷。边疆蛮荒之地，渐渐有了弦歌之声。时间久了，当地的土著也亲近、敬重他。大家一起伐木构屋，建造了龙冈书院、君子亭、何陋轩（这是取孔子“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的意思）。过了一年，三十八岁的王阳明德声远播，贵州提学副使席书聘请他主持贵阳书院，他开始向贵州的读书人宣讲“知行合一”新说。
如果说“圣人之道，吾性自足”，那为什么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圣贤呢？王阳明认为，根源就在于被私欲掩蔽了本性，将“知”与“行”截然分成了两件事。他说：“知行本自合一，不可分为两事。这就好比我们称赞一个人知孝知悌，必然是他已经做过孝敬父母、敬爱兄长的事情；又好比知痛，必然已经痛了；知寒，必然已经寒了。所以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的开始，行是知的成果。”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不是单纯哲学思辨问题，而是关乎现实中的道德实践，针对的是言行不一、虚伪成性、追逐功名利禄的世风、政风、学风。很多士大夫“外衣冠而内禽兽”，“外假仁义之名而内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实”，那些号称贤士大夫的人，如果考察其立身行事，考察他平日在家训导子孙的言语，往往“汲汲焉惟功利之为务”，圣贤之学，十之八九，不过是资其谈论、粉饰斯文的道具而已。王阳明说：“今天下之不治，由于士风之衰薄；而士风之衰薄，由于学术之不明；学术之不明，由于无豪杰之士者为之倡焉耳。”可以说，王阳明要做的，就是做倡导好学术的豪杰之士。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正德五年（1510）春，贬谪期满，王阳明升任江西庐陵知县，他不仅学术影响与日俱增，还以文臣身份领兵征战，抚南赣、平宁藩、征思田，立下赫赫战功。
正德十一年（1516），由于政治腐败，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四省盗贼蜂起。朝廷一再派兵清剿，屡屡无功而返。四十五岁的王阳明临危受命，巡抚南赣、汀、漳等地，在短短一年之内，平定了祸害东南四省长达几十年的寇乱。
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江西宁王朱宸濠谋反。事出仓卒，王阳明沉着应对。他伪造兵部文书，假称朝廷早有防备，不仅破坏了宁王拥兵北上的计划，而且还为调集勤王军队争取了宝贵时间。自六月十四日（7月10日）宁王举兵叛乱，到七月二十六日（8月20日）被擒，前后不过才41天时间。而王阳明自誓师出征，到鄱阳湖大战生擒宁王，实际上只用了七八天时间，且是“以万余乌合之兵，而破强寇十万之众”。宁王谋反，本来极有可能酿成一场涂炭生灵的大动乱，却被王阳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灭了。
嘉靖六年（1527），在家赋闲的王阳明重被朝廷起用，前往广西处置田州、思恩少数民族叛乱。思、田之乱由酋长内乱演变为反叛。王阳明决定以招抚为主，到达南宁后就下令撤离朝廷调来的防守军队。作乱酋首本来就有归顺之意，见守兵尽撤，于是自动请降。王阳明不费一兵一卒平定了思、田之乱，大小酋首也仅仅是各杖一百而已。应当地百姓请求，他又顺手平定了八寨、断藤峡两处匪患。这两处匪患，自明朝开国以来，屡征不服，长年祸害地方百姓。八寨瑶民尤为彪悍。永乐皇帝时曾调几万军队进剿，也是劳而无功，而王阳明的两路进攻，动用的军队都不超过8000人。
在军事上，王阳明创造了文臣中举世无双的神话。《明史•王守仁传》赞曰：“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当危疑之际，神明愈定，智虑无遗，虽由天资高，其亦有得于中者欤！”他百战百胜的奥秘，后人概括为：“英敏天成，机权莫测，智计绝人，用兵神秘，训练严明，筹画精密。”对于自己的骄人战绩，王阳明却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平定宸濠之乱后的正德十六年（1521），五十岁的王阳明提出了“致良知”之说。
武宗正德皇帝早就想巡游江南，屡屡被大臣谏止。宁王谋反的消息传至朝廷时，他便打着讨逆旗号，自称“威武大将军镇国公”，率领万余军队前往江西。得知叛乱已平，张忠、许泰等人要求王阳明将宁王释放，好让武宗亲自在鄱阳湖与之交战，以显示皇帝的英明神武。王阳明不听，忠、泰等人便在武宗面前污蔑王阳明“必反”，是宁王同党，迫于形势才反戈一击！忠、泰等人托称搜捕余党，领兵进驻南昌，滥杀平民以充军功，百姓受到的骚扰更甚于宁王之乱。为了让正德皇帝早日回京，宸濠被擒一年后，王阳明重新撰写捷报，上疏称颂皇帝运筹帷幄于千里之外，全程遥控了平叛战争，并将忠、泰等人都列为平叛功臣。
宸濠之乱以及随之而来的忠、泰之变，王阳明时刻都命悬一线，这两三年的经历，是自贬谪龙场驿后的第二番磨难。龙场悟道悟出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宸濠、忠、泰之变则逼出了“致良知”之说。从此，王学有了独特的宗旨，卓然自成一家之言。所谓“良知”，是人皆有之的是非之心，是分别善恶之心。良知人人皆有，强盗也不例外，“虽强盗亦自知不当为盗，唤他做贼，他还忸怩”。而“致良知”，就是把良知用在日用伦常之中。王阳明称自己的良知学说，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的。他说，宸濠、忠、泰之变前，自己还多多少少有些“乡愿”的意思在，但经过这一番磨折，越发相信只有凭良知才能够“忘患难、出生死”，“就算全天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我也只依凭自己的良知行事”。
王阳明平定宁王叛乱有功，最初皇帝下诏封他为“新建伯”，岁支禄米一千石，给予诰券。但由于武宗驾崩、嘉靖当政，朝中高层明争暗斗，封赐结果成了空头支票；王阳明被朝廷冷藏，赋闲在家，直到嘉靖六年思田之乱，才又想起了这位“苟利国家生死以之”的能臣。不料广西之行，竟是王阳明一生的最后一程。平乱之后，他屡屡上疏请求还乡养病，朝廷一直没有批复。嘉靖七年十月（1528年12月），等不到朝廷旨意的王阳明，由南宁启程回浙。他最终还是没能回到家乡，十一月（1529年1月）病逝于江西南安。临终前，门人周积哭着问遗言，他微笑着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享年五十八岁。停柩南昌时，江西父老缟素带孝，哭声震天；回到余姚，每天前来吊唁的门人有百余人；下葬当天，前来送行的门人有千余人。
所谓“谤起功高，赏移罚重”，王阳明去世后，因小人诽谤，嘉靖皇帝下诏革其世袭，且宣布王学为“伪学”明令禁止。但是，直指人心的王学，越禁越行，嘉靖一朝，阳明祠、阳明书院遍布天下，“书院七十五所，祠四百二十所”，他生活过的浙江、江西、贵州、广西等地尤为集中。王学影响，如人所言：“正德嘉靖之后，天下之尊王子也，甚于尊孔子。”到了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下诏赠王阳明“新建侯，谥文成，锡之诰命”。明神宗万历十二年（1584），王阳明从祀孔庙，学术地位得到朝廷正式承认，此时距他离世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
王阳明说：“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后世将王学称为“心学”，无意中抹掉了这个“行”字。王学末流落入“良知现成”、“工夫无用”的空谈心性，并非王阳明本意。致良知的“致”、知行合一的“行”，都是实践，事功在实践中，天理在实践中，良知也在实践中。17、18世纪，在中国抛弃王学的同时，日本人却在“致”、“行”阳明学。作为日本现代化历程开端的明治维新运动，就是从阳明学中汲取了强大的精神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