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何这些千年不变的诗句，让人常读常新？ 因何如此少的文字，却能唤起我们丰富的感情？ 我看唐诗从牙牙学语的孩童口中流出，不禁激荡起心田种种莫名的豪迈和神圣之思。儿童或许是这世界上真正可与天地万物对话的人，纯洁的目光能看到成人看不到的东西。憨态可掬的儿童，让我联想到《皇帝的新衣》里那个揭穿真相的孩子，联想到西方关于儿童是天使，是人类之父的说法。那些生活在公元7到9世纪的诗人们的作品，能从21世纪的天使或人类之父口中，津津有味地背诵出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件神奇而充满玄奥的事情。这要比获得任何高尚的文学奖项都荣耀，并且具有潜在而无限的价值。究竟为什么，唐诗像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基因，在古老的中国世代传承？
事实上，当年唐诗恰好是一群天真烂漫、童言无忌的“孩子们”吟唱出来的――我说的是大部分唐诗作者们的心灵。他们生活在壮丽的大地山河之中，犹如生活在母亲的怀抱。李白一生都没有长大。李白在儿童时吟了一首月亮的诗：“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及长，羁旅他乡，又写一首古风：“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后一首除乡思外，与前一首同样单纯、明朗和天真。换言之，李白的思乡，依然是一种儿童的思乡。再看：“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成年的李白，尽管豪情万丈，气冲霄汉，可依然像孩子一样，对着大自然撒娇，对着浩渺雄浑的宇宙撒娇。
这是一些鲜活、跃动的赤子之心，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最优秀的遗产――“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以天地万物的存在证明我的存在，与天地万物和谐协调相处，洒脱豪迈地纵浪于大化之中。还有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位史圣，不仅让我们把自己置身于大自然之中，也同时置身于绵延的历史之中。这无疑是对人的本质的一种精辟的认识，一种人在大自然和人类历史的坐标中最为准确的定位。拥有这种思想理念的政治家管理国家，国家就容易包容、富有和强盛；拥有这种思想理念的诗人吟诗，诗作就容易壮阔、雄浑和博大。“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是杜甫对宇宙无穷和永恒的诗性观照。他的《江汉》：“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 《旅夜抒怀》：“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今人的诗很少有将乾坤和腐儒、将天地和沙鸥并列的，因为今人的创作理念和精神背景已经不是“天人合一”，而是别的东西。还有陈子昂的《感遇》：“故乡三千里，辽水复悠悠。”贾岛的《寻隐者不遇》：“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唐朝诗人的诗句，离不开山河大地，离不开悠远的历史，离不开苍茫的宇宙。他们是宇宙的赤子，真正是心游万仞，精骛八极；笼天地于形内，措万物于笔端。所谓“山水者，天地之才情；才情者，人心之山水”。
我做过一项实验，将《唐诗三百首》输入电脑，然后将“天地、日月、乾坤、江海、风雷、霜露、禽鸟、花树、沧桑、悠悠”这类字词删去，结果是《唐诗三百首》不复存在了。那一年，我参加一个唐诗书法展览会议，当我把这个结果告诉在场的参观者时，无不感叹惊奇。在宏伟、宽敞的大厅中，人们议论纷纷，说我揭示出一个赏诗、写诗的大奥秘。还说，不明白这点赏诗昏然，写诗不成。甚至有一位女大学生嚷叫，这是唐诗研究的重大发现，应该申请专利。一番调侃，既让我不好意思，也飘飘然。
我曾在诗词会议上遇到过一些诗人，兴致勃勃地修改杜牧的七绝《清明》。杜牧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修改者认为这首诗有冗词，“清明时节”，只说“清明”就可以了；“行人”当然是走在“路上”的。故应当改成五言诗：“清明雨纷纷，行人欲断魂。酒家何处有？遥指杏花村。”写文章不是要坚持简练的原则吗？何况诗！那么，杜牧为何不呢？难道七绝高手杜牧，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吗？每当这时，我就耐心地告诉对方，在皇权专制的农耕社会里，“清明”不专指季节，也指一种社会状态，类似“盛世”。如宋人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的“清明”。杜牧在这里专指清明节，更主要的是，在唐朝诗人的头脑中还有另一个原则，即“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远远大过了简练的原则。在本诗中体现这一理念的意象是“牧童”，“牧童遥指”。只有天真无邪的牧童意象，才能与生机蓬勃、浑然纯朴的大自然相匹配。修改杜牧诗的先生们虽有过剩的精力和热情，却不明白这一点。未窥门径，何论堂奥？
白居易的《琵琶行》、《长恨歌》称元和体，是一种入律的古风，平仄韵交替，每四句一换。像这样的叙事诗，你也许认为和“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沾不上边儿。恰恰相反，叙事诗如果不把人物和事件融入大自然中，融入沧桑的历史中，就很难有诗的魅力。我在读到“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几句时，受到了莫大的感动。那样凄清、惨白、惜别的月夜，那样苍凉、辽远、博大的宇宙意识和人性关怀，真让我的眼泪都禁不住要掉出来。还有“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断肠声”、“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暑天”……
在诸多唐人的诗中，莫不体现出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而李商隐的《漫成五章之二》，更有助于我们对唐诗本质精神的理解。诗曰：“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三才”即天、地、人，就是说李杜能使天地万象展示于诗歌之中。李商隐认为这是李白和杜甫的功绩，是对中国诗歌的大贡献。这真是把唐诗“天人合一”的精神本质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我读唐诗，还读出了唐朝诗人那种高超智慧的思维方式，这就是对仗，也叫属对。这是古人启蒙教育的内容。古人在启蒙教育就抓这个问题，可见这个问题的重要。常常是先生出上联，让学童对下联。人们多以为这是一种修辞训练，但我却认为是一种思维方式训练，智力训练。一个人的智力是包括观察力、感悟力、应变力、想象力、反省力、创造力，以及定力的综合，但最要紧的，是看在头脑中能否同时具有反向思维。比如，物理学中的物质和反物质；庄生梦蝶乎，抑蝶梦庄生？大街上人遛狗呢，还是狗遛人？写好诗的人和写劣诗的人，说到底也是思维方式高低不同。《文心雕龙》说：“反对为优，正对为劣。”属对训练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由单向思维变成反向思维，由一元思维变成多元思维，由平面思维变成立体思维。所谓“反向走笔，逆势成文”。这在方法论中叫“反求工程法”，西方哲学叫“思辨”。中国禅宗叫“二道相因”，即对立的概念并称。
唐诗的对仗句也体现出《老子》“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哲学观。三是关节，《易经》是每三组线段组成八卦，总体构成是象、数、理三部分内容。所以，不是二元，而是三元。屈原的《天问》：“阴阳三合，何来何化？”并不说阴阳二合。《庄子?齐物论》里“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句话，接下去讲的也是三，而不是二。《论语》讲“吾日三省吾身”、“三人行必有我师”、“举一反三”。荀子《解蔽》说：“心生而有知，知而有异，异也者，同时兼知之，两也，然后有所谓一。”道教讲“三清殿”，佛教讲“三世佛”。至于老百姓说的三就更多了：狡兔三窟、三思而行、事不过三……但中国传统哲学的三者，并非是平行并列的关系，最后那个“一”是新生成的。天地人，人是天地生成的。陈寅恪先生以黑格尔正、反、合的哲学范畴诠释中国的对联，中国启蒙先生也说对联是“穿鞋戴帽系腰带”。腰带就是横披，五律或七律中有对联，但没有横披呀？我说有，横披融化在标题或尾联中了，所以，依然是正反合。这是古人的智慧，也是唐人的智慧。
中国从宋代开始，能够读懂唐诗的人越来越少了。人们面对着唐诗这座灿烂耀眼的高峰，有难以逾越的畏惧，也有找不着北的迷茫。才高八斗的苏轼、学富五车的朱熹，都身体力行以哲理入诗，可是，宋人的哲理诗没有超过唐人。白居易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王之涣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何尝不是哲理诗？而且浑朴、大气。宋人另以词开辟了中国诗歌的新局面。北宋词人一副“神仙姿态”，苏轼、欧阳修、晏殊、柳永、秦观，以及南渡之前的李清照，莫不如此。“神仙姿态”是既尽情享受人生，又超凡脱俗。可以说这是对唐朝诗人“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在新环境中的转化。但他们把唐朝诗人的童心丢失了，变成既阅尽春色，也阅尽沧桑的世故老人。这从他们对待苦难的态度即可看出。唐朝诗人对待苦难就像儿童，不是大喊大叫，就是痛哭流涕。前者如李白，后者如杜甫、李商隐等。宋朝词人以苏轼为代表，对苦难是既能想得通，也能放得开，甚至是掩盖和回避的。辛弃疾和南渡后的李清照例外，他们是真正继承了唐诗本质精神的人。宋以后的诗从整体看就不堪了，或吟风弄月，无病呻吟，或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像元好问、纳兰容若、曹雪芹那样的大诗人，真是凤毛麟角。唐诗的不可超越，是注定的，因为后来的人们没了唐朝诗人那种赤子之心，“天人合一”的理念和高超的“对仗”思维，以及社会环境。
唐诗确实是中国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大树上绽放的绚丽花朵。其芬芳流韵不仅惠及世代国人，也波及日本、韩国、朝鲜、越南等国家。庞德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英美意象派的领军人物，虽然不懂汉语，但经常让人把唐宋诗词翻译给他听。他的那首风靡英语世界的诗《地铁站台》，有人认为就是来自一首唐诗的意象。这是那些曾经鄙薄唐诗的中国现代派诗人料想不到的。唐宋诗词是我们的母乳，也是常备的口粮。
我们在写两种诗――有字的诗和无字的诗。即使非诗人，一生也在写一本无字的诗。这便是人类“诗意的栖居”，是人类最道德、最高尚的生活。不在于从事何种工作，街头的掌鞋人和理发匠，他们的人生也可能达到很高的诗意。掌鞋人和理发匠如此，思想家和政治家也如此。谁能说开创了大唐贞观、开元盛世的君臣们，不是抒写了一部壮美璀璨的无字诗呢？甚至让我们感到，如果没有他们这部无字诗的辉煌，很可能也没有李杜等人有字诗的辉煌。好诗的合唱，其实是诗人和统治者多声部完成的。那时的长安被称为“世界的花都”，这是一个多么富有诗意的名字！王维写道：“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孟郊写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白居易的《长恨歌》咏叹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情爱悲剧，李商隐的七律《马嵬》却诅咒唐玄宗晚年的荒淫昏聩。儒释道三家在社会上并存，在诗坛上也并存。李白的道、杜甫的儒、王维的佛，还有白居易的刺世、杜牧的咏史、李贺的牛鬼蛇神、李商隐的迷离忧郁，都可以作为一种花在诗坛上争奇斗妍。那时诗坛的主旋律是什么？我看没有。要有，也是我说的三条：赤子之心、天人合一和“对仗思维”。这也不是上面强加的，而是诗人为写好诗的一种自觉。即使像李世民这样强有力的开国皇帝，一生竭尽其文功武治之能事，也没有做“精神领袖”和“思想教父”，更没有做“诗王”和“书圣”――虽然他也有好文章和书法作品传世。大概他认为那是宗教界、思想界、诗歌界、书法界自己的事情，皇帝应倾力于国事。在中国历史上，雄于诗词的南唐后主李煜，精于书画的北宋皇帝赵佶，都因不务正业――用今天的话说，角色定位不明确，而国败身亡。这真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在没有诗意的时代，也能写出好诗来，这正是诗人的伟大之处，也是高于统治者的地方。晚唐社会，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党争纠结。人的信仰、道德和精神面貌，一落千丈。李商隐以痛彻心肺的家国之思和人生体验，成为有唐一代诗歌艺术的集大成者、最杰出的哲学诗人。晚唐统治者的昏庸无能引发了以后长达半个世纪的社会大动乱，而李商隐瑰丽凄绝的诗章却影响和推动了五代词的发展。所以，统治者推动诗的发展，分别有正向和逆向、自觉和不自觉两种。两种情况都可能有好诗产生。即使统治者竭力以种种手段，压抑诗人的思辨力和创造力，诗歌也会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这也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
唐诗是中国文化的可再生资源，唐诗是读不尽的。
唐诗也让我确信，好诗是不朽的，比肉体生命活得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