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国内的非政府组织(NGO)发展迅速，众多针对非政府组织管理的研究日趋丰富。现今针对NGO发展策略的研究，多强调政府认同和支持的重要性。然而，这些研究多是建立在官办NGO研究基础上，忽视了草根NGO的生存和发展策略。本研究基于三个草根NGO的社会资本分析，认为对于草根NGO来说，行政主导并不能成为其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更加重要的是扎根在公民社会中，利用NGO自身社会资本的建构和动员，以完成NGO不同的使命和目标。
关键词：社会资本；NGO发展策略；公民社会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2)02－0215－08
一、导言
当前我国进入了后总体性社会阶段(孙立平、晋军、何江穗，2001)，公民社会的雏形逐渐形成。民间组织，尤其是NG0的发展，成为公民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现今国内对NG0发展策略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强调政府的重要作用，期望行政主导推动NG0发展(康晓光，1999)；二是重视组织内部的能力建设，提高组织内外的信任关系，压缩成本(朱建刚，2004)；三是横向的合作，包括与企业、社区和基金会的合作(邓雅丽、王金红，2004)。
本文简要回顾了现有的NGO发展策略研究以及社会资本理论，借用哈皮特和戈沙尔(Nahapiet＆Ghoshal，1998)提出的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通过三个草根NGO的质性探索性研究，得出当前公民社会雏形阶段，草根NGO发展策略的关键因素。
二、NGO的发展策略回顾
NGO与政府的关系一直是该领域研究的一大热点，许多学者也寄希望于在政府主导下，推动NGO的发展。康晓光(1999)等提出了“行政吸纳社会”的模型，认为中国市民社会社团组织的构建依旧是行政主导的。郭国庆和刘彦平(2003)通过与国外非营利机构的发展和管理模式进行比较，认为政府在NGO的发展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因此我国NGO当务之急是定位组织自身与政府的关系。NGO的内部管理则被放在了次要地位。以上研究中很难找到NGO组织本身的影子，NGO内部成为一个黑箱。
学界同时也不乏重视NGO自身的研究。朱建刚(2004)从对热爱家园和绿色希望两个草根NGO的实证研究中得出，草根NGO内部分享的信念逻辑是一个NGO能持续高效运转的重要因素。信念认同使得组织消耗更少的成本来运作。与信念相比，他认为草根NGO并不是十分重视资金问题，因为志愿者并不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一研究虽然让我们看到了草根NGO如何来调整组织内部关系来适应外部环境，但是研究对NGO筹资必要的否定显得比较片面。
除了政府政策和NGO自身建设对NGO影响巨大以外，还有的研究重视了中国正在不断孕育的市民社会。邓莉雅和王金红(2004)对广东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部的研究时，提出随着社会主体的增长，社会将成为NGO资源的主要供给者。但该研究只是提出了对社会的理论期待，并没有过多的讨论社会环境是如何为NGO提供了生存机会。
近年来，学界出现了将社会资本概念引入NGO研究中，来分析NGO的社会环境，如王平(2011)通过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对两类基层社会服务NGO的社会资本进行了比较，但并没有涉及NGO应如何使用社会资本，以及社会资本不同对他们的影响。总体看来，对NGO的社会资本的研究还停留在较为浅层的比较研究，而没有深入到NGO自身的生存策略中。
三、本研究的社会资本概念框架
社会学家最早是用“社会资本”来弥补“经济资本”这一概念的解释力不足，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则对“社会资本”概念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用于解释经济与社会的一个重要变量(陈柳钦，2007)。当前国际学术界对社会资本的研究主要分为两大派别，一是普特南的主张：社会资本是公民参与和社区层面的公民社会健康指标，强调社会网络，互惠规范，相互的帮助和信任，被称为“新托克维尔主义”(newTocquevillians)(Edwards et al，2001)，二是科尔曼(coleman1990)与布迪厄的观点，认为社会资本是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网络。
在测量社会资本这一方面上，边燕杰将社会资本分为纵向联系、横向联系和社会联系(边燕杰，邱海雄，2000)。但是边燕杰的建构缺乏对符号维度的考虑，而且对于横向联系和社会联系的区分缺乏合理性，所以本文采纳哈皮特和戈沙尔(Nahapiet&Ghoshal，1998)的研究框架来区分社会资本的维度。他们将社会资本划分为三个维度：一是结构维度(structure dimension)，二是关系维度(relation-al dimension)，三是认知维度(cognitive dimension)。
本研究结合哈皮特和戈沙尔提出的三种社会资本的维度，进一步将其细化：
一是结构维度，又称为结构性嵌入，是指行动者之间联系的整体模式，强调社会关系网络的非人格化一面。将NGO看作行动者，可探究：纵向结构的社会资本与横向结构的社会资本。
二是关系维度，又称为关系性嵌入，是指通过创造关系或由关系手段获得的资产，包括信任与可信度、规范与惩罚、义务和期望以及可辨识的身份。该维度强调社会关系网络人格化的一面，即与社会联系的行动者有关，表现为具体的、进行中的人际关系，是行动者在互动过程中建立的具体关系。本研究将组织领导者和有机结合的组织看作行动者，探究领导者的社会关系和以组织身份拥有的社会关系。
三是认知维度，是指提供不同主体问共同理解表达、解释与意义系统的那些资源，如语言、符号和文化习惯。认知性社会资本的作用首先体现在组织内部，NGO通过理念对内管理与提高行动能力，其次体现在NGO向潜在可提供帮助的群体所传达的信息上，即我们要考察NGO与社会其他群体交流使用的符号的价值，其深层次因素是和整个社会的符号运用体系紧密相连的。在此维度之上，可分为机构理念与规范以及向社会传达的符号。
四、研究方法和个案描述
本文通过质性研究中访谈与实地观察来搜集资料，通过理论抽样来选择个案。我们选择个案的标准有两个，一是他们都是草根NGO；二是力求其使命和组织结构化具有较大的差异性。
个案1，协助者，是一家为流动人口提供志愿公益服务的机构，为民政部下属的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社会公益委员会注册公益团体会员，该组织一直在倡导本土社会工作与社会组织发展创新，2009年，协助者的模式在沿海两大城市复制成功，并于2010年正式在民政局注册。
个案2，关爱家园，是一家民办非企业慈善机构，创办者史校长02年开始帮助流浪儿童，渐渐发展到了100多人，09年得到了民政局的认可，10年挂靠到了中国福利教育基金会，成立了关爱基金，用于资金筹款，但该组织并没有在民政局注册。
个案3，小黄帽，是由北京高校的大学生志愿者及工友组成的志愿团队，针对建筑业农民工提供阶级动员和维权服务。小黄帽是一个基本依靠学生完成自 治的NGO。该社团并没有在民政局注册，也没有从政府或政府的科研项目中获得运营资金，而通过社团合作高效动员志愿者来压缩成本。
五、使命、组织、策略一三个草根NGO的社会资本异同分析
1、NGO社会资本的比较分析架构。
表一通过表格的形式展现了三个组织的社会资本差异，然而社会资本和NGO的发展策略是什么关系?要考察三个组织是如何运用社会资本的，首先要研究三个组织的目标使命是什么，进而判断组织靠什么策略来完成自己的使命，谋求生存和发展。而一个组织的生存策略主要是通过内部结构化程度和外部环境的互动体现出来的，具体分为和政府的关系、和服务对象的关系、和资助者的关系等不同利益相关者构成的一个互动网络(斯科特、戴维斯，2011)。这成为我们分析NGO发展策略与社会资本的关系的基本概念逻辑。
2、三个组织的使命差异
协助者的目标群体是农民工，重视农民工的文化建设，对外的理念是以“助人自助”的方法来让受助群体持续的发展下去，强调基于社区发展与建设，推行社工的本土化。这对协助者员工的专业技能和资金就有较高的要求。协助者机构理念是对内强调加强工作技能的学习，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有社工资格证，员工能力普遍较强。因此协助者发展的关键是从外界获得财力的支持。
关爱家园的目标群体是流浪儿童，因为是非营利性的寄宿制慈善机构，关爱家园需要足够的物资来维持学生的日常生活，同时因为流动资金的缺失，关爱家园不得不尽量降低人力资本。关爱家园的老师虽然通过某些仪式，构建了情感认同，不易离职，但是组织人手较少，且工资偏低，难以招到新人手，因此关爱家园不仅需要外界财力的支持，还需要人力的支持。
小黄帽的目标群体是农民工，重视农民工阶级身份和维权意识，对内强调集体的力量，通过激发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来动员学生进入工地服务。因为小黄帽是一个学生组织，如何在大学生中建构一种责任感和凝聚力对组织使命实现来讲就显得相当重要。
可以看出，三个组织都能通过一定的方法来加强团队内部的建设。但三个组织想要使组织良好的运转，外部稳定的支持是必要的，无论这类支持是物力的、还是人力的。
3、三个组织的结构化程度差异
结构化程度可以通过考察组织的结构社会资本来考量，进一步又可以细分为纵向社会资本与横向社会资本。
纵向的社会资本强调与政府的正式关系。从纵向的社会资本来看，协助者于2010年6月在民政局注册，成功从一个草根NGO转为被政府认可的NGO，其挂靠单位是北京市民政局。建立了看似比较牢固的纵向社会资本的流通网络，本应该即将有大量的资本流入协助者，但协助者的负责人表示政府提供的资金和2010年还未注册前并没有发生较大改变，协助者的主要资金来源依旧是海外基金会，而与国内基金会的合作仅成功过一次；关爱家园虽然没有在政府注册，但民政局早在2009年11月就已经认可了关爱家园对待流浪儿童的收养教育方法。关爱家园也及时利用和政府的关系，2011年初，关爱家园成立一个“关爱基金”，挂靠在中国社会福利教育基金会下，但政府几乎没有向关爱家园购买过服务@，关爱家园的负责人表示，组织百分之九十五的资金都是自筹的；小黄帽作为高校学生社团，没有和政府交流过，小黄帽的负责人表示，小黄帽完全没有必要接受政府的帮助。
横向结构资本重视一种制度化的横向合作，即与企业、基金会或其他NGO组织相互间已经有了长期并且可以借鉴的合作方式或制度。从这一点来看，协助者自07年之后在两大城市相继复制了自身的组织模式，但由于地理因素，三个组织之间虽然建立了制度上的亲缘关系，但合作较少，仅能交流工作经验。与国外企业、基金会的合作则是短时间、暂时性的，因为国内没有正式的合作渠道，需要靠非正式的人际网络来获得项目；关爱家园同样不是通过正式的渠道筹集物资，关爱基金现有的捐赠资金总量仅有几千元，根本无法维持关爱家园的基本运作。小黄帽与其他高校仅有松散的合作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是通过制度来强化的。
不论是纵向还是横向结构社会资本，三者的差别都比较大，协助者明显是结构化程度最高的，不仅已经注册，且在其他地方还有类似的机构，关爱家园次之，小黄帽最弱。但研究发现，三个组织均无法使用自己的结构社会资本来为组织发展提供所需的资源。因此，考察非结构社会资本――关系社会资本与认知社会资本就显得尤为重要。
4、三个组织非结构社会资本的使用
1)协助者
协助者充分利用了关系社会资本中领导集团的人际网络。协助者善于利用一般不起作用的理事会中的成员，通过理事会中较为出名的教授、企业家，来跨越结构的障碍，建立桥接，更新自己的组织网络，与新的企业团体和政府官员建立联系，协助者注册成功这一件事就是依靠理事会的弱关系。协助者主要负责人李海，在成为协助者负责人前，是一名记者，这为他积累下了较为丰富的人脉，自03年以来，即在NGO界享有一定的声誉，即使在现今李海努力使协助者独立运转时，项目的资金依旧要靠他才能保证。
鲁石：“李老师主要决定组织方向，和整个机构的管理。还有一个筹募资金，如何从基金会那里得到项目，他会负责一下。”
同时，财务状况的提升也为协助者提供了提升团队能力的机会，协助者07年得到了海外基金会的大力支持，机构的团队建设也大大超过06年。这为协助者进一步推行社工的本土化这一目标提供了人力物力的支持。
2)关爱家园
关爱家园充分利用了认知社会资本中“向社会传达的符号”。NGO在运作过程中，伴随着不断向外传送符号进行互动的过程，如果符号象征意义符合大众的文化价值取向，NGO就更有可能得到更多的资源。而NGO所能传递的最重要的符号信息就是组织所从事的事业，也就是服务群体的特征。关爱家园的符号传递从2007年开始。直到现在，关爱家园的新闻报道仍屡见不鲜，关爱家园的史校长擅长宣传，关爱家园的媒体曝光率远远高于协助者和安全帽。而之所以校长能做到，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关爱家园里的孩子，他们虽然并不都是流浪儿童，但是一律被打上了“流浪儿童”的符号。史校长也谈到了与企业的合作问题：
史校长：“我个人认为，中国的公益和企业是离不开的。关键是用这笔资金做什么?这中间有很多商业的活动，但也起码解决了很多问题。”
经过史校长或直接或间接地宣传，各个企业发现了这一条履行公众认可的社会责任的途径，纷纷结合自己的业务和关爱家园展开各类合作和捐赠。明星为塑造公益形象，往往愿意选择类似关爱家园性质的NGO进行志愿服务。关爱家园巧妙的利用了自己拥有的认知社会资本，依靠大众对流浪儿童这一符号的同情，与很多企业达成一种交换，从而得到大量物资，维持组织的运转。
3)小黄帽
小黄帽因其扎根于高校之中，组织所能使用的最丰富资源正是学生，因此如何最大限度的团结高校学生，成为小黄帽需要解决的问题。小黄帽通过调用组织的关系社会资本，构建一个良好的以组织身份拥有的社会关系。这一资本侧 重于将整个组织看作是一个人格化的构成，组织通过内部的制度构建或者理念建设，为组织的目标服务。
高校学生作为现今社会上志愿者的重要来源，具备了高素质，低成本和较强的学习能力的特点，小黄帽发动各校的学生参与其中，把各校的不同资源通过学生这个渠道整合起来。小黄帽通过封闭的网络，在志愿者之间形成一种内部的互惠体制，不仅社团之间交流的机会多，参与程度强，而且学生志愿者在参与活动过程中，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从而建立起一套较为稳固的组织化的社会关系资本。
刘鹏：“我们会办的像读书会还有建筑工人关爱日这样的活动，也是作为各校三农社团交流的平台……有些NGO只是想把志愿者拉过来帮助他们做活动，但小黄帽这边，会不断的帮助志愿者有自己的成长。”
现今，小黄帽已经和十几所高校建立了非制度但有稳固的情感基础的合作关系。每当小黄帽举办活动时，可以通过寻求其他学生组织的协助来降低自身的运作成本，小黄帽的负责人坦言，组织基本实现了零成本运作。
六、研究结论与展望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出，不论是组织化程度高的协助者，还是组织化程度低的小黄帽，都无法发挥结构社会资本的作用。草根NGO的发展策略，主要是利用公民社会中的资源，通过非结构性社会资本，尤其是关系社会资本与认知社会资本动员资源，谋求发展。我们把它概括为去行政主导性发展策略。协助者依靠关系社会资本中领导者的人际关系与国外基金会建立联系；关爱家园依靠认知社会资本中的符号传递来塑造符合公众价值导向的社会形象，吸引国内企业和志愿者的加入；小黄帽则利用封闭的内部互惠关系，积累关系社会资本中的组织间良好的互动，以推动组织每一次活动的低成本运行。
政府在这三个草根NGO的发展中并未扮演重要角色，虽然三者与政府的关系密切程度均不相同，但纵向结构的社会资本在组织发展中均失效。究其原因，正是中国社会从总体性社会向后总体性社会过渡中孕育出的公民社会雏形，为草根NGO提供了发展的土壤。在后总体性社会中，虽然国家放松了对资源的控制，但国家对公民社会的发展依旧抱有不信任的态度，作为公民社会标志之一的草根NGO，自然也很难得到政府的信任，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现今草根NGO的纵向结构的社会资本失效的原因。赞同政府主导NGO发展的学者忽略了一个事实，资本能正常的流通必须已建立起规范的流通渠道，并且二者之间存在充分的信任。对于草根NGO来说，纵向的结构社会资本无法起到作用，在于政府依旧没有建立起良好的政府购买机制和信任机制。首先，虽然政府逐年增加对解决民生问题的投资，但资金多流向了官办非营利组织；其次，政府本身对于草根NGO的运作模式不甚了解，无法对现有的NGO项目做准确的评估，这也使得政府不愿意将资金投入到草根NGO中。
本研究的结论不是否定政府开放注册和资金扶助的必要性，而是说在一个公民社会雏形阶段，等待政府的青睐和资助会错失NGO的发展机会和策略，不如积极依靠自己的社会资本网络积极筹划发展。当然，本研究结论建立在探索性质性研究方法基础上，不具有统计上的代表性。然而，本研究的结论比较契合后总体性社会公民社会雏形状况，对草根NGO的发展有较强的启示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