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明清两朝在整个封建社会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中国的封建制度发展到了顶峰、君主专制统治达于极盛，但辉煌过后，便是衰亡之景。当时有识之士的思想学说，正预示了封建王朝日薄西山的命运。本文通过明中后期李贽和清中后期龚自珍思想关于童心说、人才观、变革论及御侮论思想学说的比较，论述了封建专制制度一步步走向灭亡和民主潮流日益兴起的必然性。
关键词：李贽；龚自珍；思想学说；封建专制制度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2-080-02
在明清两朝的中后期，封建统治日益腐朽、处处危机，国内的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市民反矿监税使的斗争此起彼伏。与此同时，外患不断，葡萄牙、英国等西方国家相继飘洋过海，不断侵扰我国东南沿海，北方的俄国也将扩张的魔爪伸向了我国东北的广大领土。面对着国家的内忧外患，一些有识之士逐渐觉醒，他们清晰地看到了封建专制制度的腐败，并提出了自己的思想和主张。这里拟就两人的思想学说进行比较。
一、童心说
李贽①是童心说的创立者，童心说可谓其思想中最鲜明、最核心的观点。李贽认为“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1]在李贽眼中，封建专制的统治严重污染了人的童心，面对着童心的缺失，李贽以“赤子之心”与理学对立，指斥“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2]。他提倡讲真话、表真心、做“真人”，认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3]李贽褒扬纯真无染的的原始本性，蔑视口是心非，矫揉造作的假道学先生，猛烈地抨击了“存天理，灭人欲”的荒谬与虚伪，讲求“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4]，要求满足人的合理欲求。童心说是对虚伪的程朱理学的无情批判，也是对那时盛行的假道学的深刻揭露，因此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和精神支柱。
龚自珍②是童心学说的继承者，他将前代优秀的思想遗产加以创新和发展，进一步把童心说作为批判封建道德，反对理学教条，争取个性解放的思想武器。面对着噤若寒蝉之景，龚自珍认为是腐朽垂死的封建制度污染了纯真感情、阻碍了思想发展、扼杀了社会生机。而这一过程“又非一日而戮之，乃以渐，或三岁而戮之，十年而戮之，百年而戮之”。[5]与李贽相比，龚自珍更敏锐地感受到了“童心”与“天理”的对立，面对理学“假”“伪”之风的泛滥，他曾感慨“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既壮周旋杂痴黠，童心来复梦中身。”[6]此处的“哀乐”、“真”、“童心”，正是个人情感的自然流露和真实写照。在龚自珍看来，偌大的清王朝已容不下一个“真”字，传统的伦理道德已被一个“伪”字所吞噬，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片万马齐喑的死寂之景。他的童心说，正是对封建禁锢的顽强抗击，更是对争取自由发展，实现个性解放的有力呐喊。
二、人才观
李贽的人才思想十分丰富。他不赞成以传统的封建道德和儒学标准来评定人才，认为按此标准选拔的人才难以担当治国重任。他认为人才必须具备识、才、胆三种素质。所谓“识”即指人的思想见解，“才”是指人的知识才能，而“胆”则指人的勇气胆量。三者密切相关、缺一不可。但识居于首位，才与胆都是由其所支配和统领的。故有“是才与胆皆因识见而后充者也”、“有其识，则虽四五分才与胆，皆可建立而成事也”[7]之说。明末社会的腐朽黑暗令贽痛感因明朝政府不能真正地识才、用才、爱才、惜才，“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措之戚，直驱之使为盗也。”[8]因此他迫切希望用自己的人才标准取代误国害才的用人标准，使那些真正的人才受国家重用，为国家出力。这种观点无疑是对明王朝摧残人才的一种控诉。
龚自珍也有着他独树一帜的人才观，他的人才观主要包括宾宾说和心力说两大内容。宾宾说是龚自珍通过评论历史上的君臣关系而提出的观点，“宾宾”一词，出自《古史钩沉论》，是指在君臣关系中，君主要以待宾客之礼来对有才能的臣子，臣子则只是君王的客人，始终拥有着独立的人格。宾宾说是对君为臣纲这种绝对关系的否定，它的理论核心是伸张民主主义的人格独立，是抗拒专制主义束缚的个性解放。这充分显示了民主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心力说则是龚自珍对人才自身的要求。他把人才的标准定在“心力”上，所谓“心力”即现在所说的主观能动性，“心无力者，谓之庸人。报大仇，医大病，解大难，谋大事，学大道，皆以心之力。”[9]与传统儒学中所倡导的人才标准相比，心力说带有明显的不受约束的突破意味。龚自珍“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诗句，正是他人才观的最好诠释。
李贽和龚自珍的人才观虽各有侧重，但二人评判人才的标准、爱才惜才的态度、聚才兴国的愿望是一致的，他们的人才观是对腐朽专制制度束缚、压抑、摧残人才提出的最强烈的抗议。
三、变革论
李贽不是一个固步自封、墨守成规的思想家。他所提倡的是“因其时，用其术”[10]的治国理论。他主张与日俱进、与时俱进，反对统治者因循守旧、抱残守缺的僵化思想和消极态度。李贽认为历史在不断地向前发展，这就要求人们必须“不蹈故袭，不践往迹”、另辟蹊径、大胆开拓，并且对于前人、圣人之言，也必须相应的有所创新和发展。基于此，李贽提出了“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的论断，并以“颠倒千万世之是非”的姿态示人。他认为一切都是依时而移、因事而定的，世间没有始终不变的事物，这就给儒家“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理论学说以沉重的一击。他反对保守、注重现实，强调“世无定时、我无定术”[11]。李贽的变革和创新思想是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与颠覆，也是留给后世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与李贽相比，龚自珍的更法改革思想更为完善与系统。所谓“天道十年而小变，百年而大变”[12]，他认定社会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并本着“一祖之法无不敝”[13]的可贵观念，在《壬癸之际胎观》中反复阐述了胶结、凝固、不变会导致国破家亡，不断强调《易经》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革理论。在龚自珍看来，一个社会兴亡的关键即在于更法变革，“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14]。在当时，清政府已到了“五行不再当令，一姓不再产圣”[15]的“衰世”，清王朝面临着“不变则亡”的尴尬，龚自珍认为清王朝正处于命悬一线的险境，改革是清政府“脱险”的唯一选择，他的更法变革思想正是针对清王朝经济的衰退、吏治的腐败、国防的废弛等现实状况有感而发的。龚自珍一生追求“更法”，虽至死未能实现，但却开了近代倡言改革的风气。诚如梁启超所言：“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却与有功焉；光绪年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16]
四、御侮论
李贽与龚自珍生活的明清两朝，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是一个忧患迭起、动荡不安的时代。此时的中国面临着外国侵略者的威胁，出于爱国主义的情怀，他们都主张积极抵抗，御侮强国。
李贽御侮论强调的是“民心可用，众志成城”。他认为广泛的群众基础是抗击外敌、保家卫国取得胜利的首要条件。明朝中后期，倭寇肆虐，不断地侵扰东南沿海地区。嘉靖三十九年（1560），李贽因其父病故泉州，回乡奔丧。历经艰险回到家乡却发现泉州城下战火纷飞。面对这样的形势，李贽顾不上行孝事，“墨衰率其弟若侄，昼夜登陴击坼，为城守大。”[17]李贽此举极大地鼓舞了泉州人民的斗志，大家同仇敌忾、日夜防守，最终击退了倭寇的进攻。泉州保卫战的胜利，更坚定了李贽重视人民力量、合力御侮的信念。
龚自珍生活的时代，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清政府腹背受敌，危机四起。因而龚自珍的御侮论更为务实，其核心是“加强武备，巩固边防”。根据当时沙俄犯边的形势，他撰写出《御试安边绥远疏》，提出了“以边安边”、“足食足兵”的方针。同时，他还探研了西北史地沿革，撰述了以卫国安边为主旨的《西域置行省议》，建议在新疆等地设省。但由于龚自珍人卑言微，他的建议并未受到重视。直到五十年后，李鸿章才感叹到“古今雄伟非常之端，往往创于书生忧患之所得，龚自珍议西域置行省与道光朝，而率大设施与今日。”[18]此外，龚自珍还呼吁清廷“备戒不虞，绸缪未雨”[19]。他支持好友林则徐南下禁烟，并在《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一信中，建议“宜以重兵自随”。[20]鸦片战争的爆发有力地显示了龚自珍的远见卓识。
李贽和龚自珍二人的御侮论的具体内容虽然不同，但都是他们爱国主义情感的鲜明体现。作为坚定的反侵略斗士，他们御侮抗敌的活动更衬托出了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和封建专制统治的日趋衰亡。
五、结语
通过对两人童心说，人才观、变革论及御侮论的比较，揭示出了封建专制制度一步步走向灭亡和民主潮流日益兴起的历史必然性。李贽和龚自珍作为封建社会末期思想界的两位巨擘，在国家面临内忧外患之际，猛烈抨击黑暗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为促进中国民主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如今专制已成为了反动与落后的代名词，民主继续蓬勃发展。在新的世纪里，我们更应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民主，在民主精神的引领下、在民主原则的指导下，和睦相处，共同发展。
注释：
①李贽，字宏甫，号卓吾，明代伟大的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及民主主义的先驱，福建晋江(今泉州)人， 其代表作有《焚书》、《藏书》、《明灯道古录》等。
②龚自珍，字瑟人，号定庵，清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诗人及改良主义的先驱，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其代表作有《己亥杂诗》、《龚自珍全集》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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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2][13][14][15][19]龚自珍.龚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1975：7，15-16，308，6，319，27，22.
[6][18][20]陈铭.龚自珍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121，32，172.
[1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