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社会主义时代的今天，诗学地理和诗歌精神在加速度前进的“拆迁队”和城市推土机以及进化论的时代幻觉面前已经日益憔悴、破碎与消弭。 1
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诗歌写作的“新生代”出现或被集体推出。在一个写作方向和诗歌趣味愈益涣散的媒介化和“去地方化”的“小”时代，《滇池》此次推出“云南新生代诗歌大展”其意义和启示是显豁的。尤其对于那些“未名”状态但具有持续“生命力”的诗人和现象的“发现”与关注肯定是具有不言自明的时代意义和美学价值。而我们不能不注意到新世纪以来新媒体下写作看似繁复的无力和疲竭，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博客、微博、微播、手机直播等平台的发展诗歌写作已经达到了空前的个人化、自由化、电子化和技术化的令人“欢欣鼓舞”的时期。在这种“泛写作”或消除了写作难度与敬畏之心的“低写作”潮流的影响下，我们不但很难看到语言精粹、想象奇特、技艺超拔，而且在思想的先锋性、前沿性、独立性和自由性的探索上都相当出色的作品，反而是大量复制性的“山寨”写作的雪崩之态。应该意识到新世纪以来的诗歌观念和写作路径看似已经相当繁复和多元，诗歌写作也是在差异和多个向度上展开，诗歌的技艺和语言自觉也似乎达到了新诗发展以来较为乐观的时期，但是在近些年所涌现的一些诗学问题、甚至在某些人看来大是大非的问题已经揭示出目前的诗歌生态并不乐观。而且，伴随着国家主流话语的“另类”呈现和商业文化资本的涌入，诗歌问题已经不是单纯的文学自身的问题，而是与政治文化、商业、传媒、大众文化、话语权力、诗歌趣味、诗人社会身份等极其含混、暧昧而又不容分说地纠缠在一起。在一个写作越来越多元和无序的今天，实际上人们对诗歌的认识与批评都不容乐观。尤其是在“个人化”的美学视野下一部分诗人过分沉溺于“个体”的幻觉并坠入到“不及物”的迷阵之中。与此同时，在新世纪以来更多的诗人投入到底层、打工、草根、弱势群体、城乡结合部、棚户区、乡下的“现实主义”的民生写作的时代伦理潮流之中。尽管曾出现了少量的优秀诗人和文本，但是更多的却是在不断复制的同类题材写作中诗人普遍丧失了诗人的真实体验、想象能力以及知识分子良知和诗歌写作的“底线”。
面对着此次《滇池》集体推出的60位诗人的文本，我想任何一个所谓的批评者都会有难以置喙之感。我也不能例外，所以只能谈谈个人的零碎观感。这未免有“隔岸观火”之嫌。而这些诗人则一起以诗歌聚落的方式不仅呈现了个体写作的差别，而且也呈现了围绕着“云南”（不是自然地理意义上的“云南”，更多是文化基因和潜隐状态的“集体记忆”和“当代回溯”）展开的群体意义上的精神地形学和一个个灵魂的成长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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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面对这些差异极大的诗人和诗歌文本，我首先感兴趣的是这些诗人和“云南”之间的关系。
我想任何一个诗人的写作都不会“诗出无名”，其写作的背后肯定有一个巨大的底座――“巫师的后代 不用温习经典就变成诗人”（晓龄：《交替的手印》）。或者说，当去除这些诗人的名字，只从文字的通道进入，我们能否看到一个个不属于其他地方而是带有明显的“云南地方”的根性质素和精神征候吗？
当然，我并不是一个拒绝全球化和城市化的狭隘的“地方主义”者。而问题是中国越来越多的诗歌已经呈现出看似自由却实际上不断趋同化的写作趋向。换言之，中国当下的诗歌不是个性越来越明显，而是被置换和消费的部位越来越多。无论是草根写作、底层写作、（新）农村写作，还是城市化以及翻译体式的全球化写作，这些诗人和诗歌的面目已经模糊，声带已经虚假，甚至连血液都是荷尔马林的味道。我们已经分不清张三和李四的区别，分不清河北和北京的区别，分不清南方和北方的差别。海德格尔曾强调的地理学者不会从诗歌里的山谷中去探询河流的源头，但是我想合格的尤其是优异的诗人应该能够通过诗歌话语的方式反观、回溯甚至命名、发现、挽留和“虚构”一个不断远去和受到挑战文化地理的“故乡”与“出生地”。基于此，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不是地方产生了作家，而是作家通过写作产生了一个个“故乡”。而这个“故乡”和“出生地”又是如此胶着地与个体生命、现实境遇和历史烟云融为一体又相互打开。我一再强调地理和地方作为一种知识、精神基因与诗歌之间的关系。不是说这与诗人的个性和创造性是表象化或相冲突的，而二者恰恰是共生容留的关系。只是，这种关系在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写作中未能得到有效的确立和发展。这让我不能不想到智利诗人聂鲁达的一生尤其是后期诗作更为关注普通甚至卑微的事物。他的眼光不时地回溯到他遥远的南方故乡。故乡的这些自然景观和平凡事物成为他诗歌写作的最为重要的元素和驱动力。聂鲁达的一生就是时时走在回望故乡的路上，南方的雨林、植物和动物都成为他诗歌创造中伟大的意象谱系，“我从幼小的时候起，便学会了观察像翡翠那样点缀着南方森林朽木的蜥蜴的脊背；而凌空飞架在马列科河上的那座高架桥，则给我上了至今无法忘怀的有关人的创造智慧的第一课。用精致、柔美、会发出声响的铁带编织成的那座大桥恰似一张最漂亮的大琴，在那个明净地区散发着芳香的寂静中展示它的根根琴弦”。在阐释地理环境、“故乡”知识与诗歌写作以及诗人性格之间的关系时，我不是“环境决定论”者，也非“环境虚无论”者。而是我更愿意注意到诗歌与文化地理和“精神风水”之间复杂而深具意味的结构。而全球化和城市化正是以消弭地区特征、文化区域、民族根性和地理景观甚至个体思想方式的“地方化”和差异为前提和代价的。我们已经目睹了个体、差异性和地方性、民族性在这个新的“集体化”时代的推土机面前的脆弱和阵痛。由此，“在地方”的写作就具有弥足珍贵性，当然也具有不言自明的尴尬性。由此我更为认可罗伯特•佛罗斯特所说的人的一半个性是地域性，而这种已然不是单纯空间属性的、更多带有文化象征层面的地域性写作显然在新世纪以来遭受到了限制甚至规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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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昆明、大理、丽江、芒市、瑞丽、昭通、文山、玉溪、迪庆、曲靖、临沧、普洱、绥江以及德钦、大理苍山、玉局峰、杰卓山、基诺山、佤山、梅里雪山、狮子山、格姆女神山、龙马山、乌蒙山、倚邦山、布朗山、哀牢山、傈僳族教堂以及澜沧江、怒江、牛栏江、昭鲁大河、伊洛瓦底江、白水、普渡河、瑞丽江、金沙江、普厅河、白龙潭等一个个地理坐标上，我们的诗人们是否看到了“方言”和一个个群落的“母语”以及携带的全息密码的难以挽回的消失？是否注意到同一化的“普通话”改写着山寨、部落后裔的记忆和根性？是否注意到文字中的历史和历史中的文字正在一同“义无反顾”的末日一般的消失？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诗人文本中大量的象征性的地方性场景，而这些城市和工业化语境中的曾经令人反复感怀的意象在诗人的世界中更多是经过哲思的过滤和折射。这些物象已经不可避免地被诗人放大。由此而发声的诗歌声则既是喑哑的又是高亢的。一个个地方更多是作为连接历史与现实，家族与时代的一个背景或一个个窄仄而昏暗的通道。在欲望和虚无夹击中“向后眺望”不能不是诗人的选择。而强大的诗歌精神和“出生地”的根性元素却都尴尬地成为“空荡荡”的被追悼的词。具有开阔的容留力和不断盘诘的摩擦甚至惊恐的心理场景的诗歌在一些诗人那里得到弥足珍贵的再现。而正是因为“地方性”在一些诗人那里可贵的恢复和重新确立，这些诗人的“地方诗学”也呈现出了个性化和差异性以及不可替代的有效性与重要性。布罗茨基说诗歌是对人类记忆的表达，这句话在当下语境中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转换为诗歌是对“地方知识”的记忆。一条条河流之下是痛苦的亡灵，而诗人内心的闪电成为唯一能够照彻这里的亮光，而这些亮光则由一个个针尖组成。我们这个时代并不缺乏为金钱感动得流泪的人，而是缺乏一层层剥开时代洋葱而泪流满面的人。阅读这些云南新生代的诗歌，我在一些诗人那里看到日常化的真实的生存场景和想象性的“地方”场域。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设置大量的戏剧性、想象性但同时更具有强大的暗示能量和寓言化的场景。在这些苍茫的场景中现身的人、物和事都承载了可观的心理能量，也更为有力地揭示了最为尴尬、疼痛也最容易被忽视的时代华表之下的肮脏和真实的内里。实际上，这些经过语言之根、文化之思、想象之力和命运之痛所一起“虚拟”“再生”的景象实则比现实中的那些景观原型更具有了持久的、震撼的、真实的力量和可以不断拓殖的创造性空间――“我的缓缓向前包含流逝/包含瑞丽江上的明亮和轻/也包含你的手握着的/我沉重难支的某年某日/绢帛包佩玉/包含染而无尘，病而不倒//风与芦苇共居/风止于寂静/上午跟着下午，一天跟着另一天/200米水域上的明亮跟着轻/江水以及里面的天空/被安宁渡得如此之深//只取其中一滴也是一样”（吴佳琼《瑞丽江上的明亮和轻》）。我们在其中感受更深的则是一种寓言化的命运的力量。实际上全球化和城市化就是以取消地区特征、文化区域和地理景观甚至个体思想方式“地方化”和差异为前提和代价的。而这些诗人对“地方性”知识的重新阅读、发现甚至建构，正在形成不可替代的精神“基地”和根性地形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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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宿命是，众多诗人成了“乡愁”的携带者和方言“母语”的“腹语术”的练习者（如胡正刚的《水缸里的月亮》，爱松的《妈妈，我变了》、《这不是我的家》，李贵明《去维西同乐》等）。当然，我这里所说的“乡愁”远非一般意义上的对故乡的留恋和反观，而是更为本源意义上的在奔突狂暴的后工业时代景观中一个本真的诗人、文化操持者，一个知识分子，一个隐忧者的人文情怀和酷烈甚至惨痛的担当精神以及面对逝去之物和即将消逝的景观的挽留与创伤性的命名和记忆。一种面对迷茫而沉暗的工业粉尘之下遭受放逐的人、物、事、史的迷茫与坚定相掺杂的驳杂内心。无论是面向物化或精神化的“地方”还是面对广阔而布满荆棘的“现实”，诗人除了具有观察、感受、发现和语言创设能力之外，还必须具有一种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才能。这种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不仅呈现了诗人个体生命的真实纹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个体视阈中生命、历史和社会的真实内核。据此，个体、历史和社会在个人化的记忆观照中获得了更为真实可信的空间。那么，与这种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所牵扯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诗人的精神成长史。个体所经历的岁月和历史正如梦游的远山和流水不断浮现于诗人的记忆与诗行之中。
这个时代我们真的需要“回乡偶书”吗？这些云南的新生代诗人们自觉或被动地与灵魂、现场、地理、生存、文化和历史产生了多层次的精神交叉和不停的摩擦。而冰冷、黑色、虚无、苍凉、疼痛，这无不象征了这一“云南”场域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下生活史、思想史和诗歌写作史的驳杂底色。一些带有乡村背景的诗人在理想主义的乡土晚景的失落和欲望勃起后工业时代的夹缝之中，在精神的自我挖掘、奔突和深度沉潜中发现了时代的宿疾，同时不可避免地担任了带有时下人所认为的“老旧”特征的近于孤独的“书写者”的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60位诗人的意象谱系。这些意象基本上是在上中下三个维度展开的。在“上”的是天空、星辰、日月、教堂、寺庙、飞鸟、经卷；在“下”的是乡村、城市、广场、城中村、地下室、街区、城乡结合部、家族、墓地、花园、蚂蚁、青草、植物、蔬菜、玻璃幕墙、地铁、高铁；居“中”的则是高低起伏的山脉（如胡正刚的《群山和众神》，祝立根的《苦山》）和流淌不息的长长短短、深深浅浅的河流（如吴佳琼的《瑞丽江上的明亮和轻》、《过瑞丽江》，晓龄的《丽江三部曲》，红布条儿的《爱物 苹果》中的普厅河，少君的《白龙潭》，杨斌的《滇东北的河流》等等）。这三个维度的意象构成实则是一体同构的，它们同时呈现了诗人聚落繁复的诗歌视域和纠结的内心思考、写作境遇与时代命运。这些诗歌在不断印证着一个不断重复的时代话题，同时这也是一个时代诗人所必须面对的难题。换言之，我们都在谈论诗歌与时代、诗歌与现实的关联，而我们却时刻在漠视这些日常生活化的真实景观，但是它们都无不处于不断消逝和灭亡的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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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在文章中反复强调一个没有时间感的诗人和诗歌是不可思议的和不可靠的。而这些来自云南或与云南相关的诗歌显然时时处于校正时间的刀刃之上（如他们诗歌中经常出现的时间性场景以及“明天”、“后天”、“秋天”、“中年”等词语就是证明）。他们不能不时时处于苍茫时间河流的怀想、寒冷与疼痛之中。时间的强大不断在诗歌中得以凸显，而凡常生命以及事物背后无处不在的阴影和命定性的寒冷无不证实了生命的“失语”状态。这不能不让我想起斯蒂芬•欧文在《追忆》中说――“在诗中，回忆具有根据个人的追忆动机来建构过去的力量，它能够摆脱我们所继承经验世界的强制干扰。在‘创造’诗的世界的诗的艺术里，回忆成了最优秀的模式。”这种时间感不仅呈现了生命个体面对残酷的黑色时间的痛苦、冥想以及对宿命性的渗透与磋商，而且这种时间感还呈现了诗人对自身、灵魂、出生地和历史的深层次的观照与反思。
当然，有些来自云南的诗人，其诗歌性格并未带有明显的“云南”的签章烙印，但是他们的诗歌仍带有个人化的潜隐的地方文化基因。而从美学自身衡量，有的诗人无疑已经形成了个人性的风格（如樊忠慰的谣曲性，陈衍强的“现实感”，唐果的自想性，吴佳琼的沉静质地，尹马的组诗《宫》非常优秀）。我们看到与此相应的是诗歌写作在多元的维度中又不约而同地呈现出对日常和无“诗意”场景的关注和重新发现。当下诗歌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了一种“日常化”的“心象诗学”。具体言之就是无限提速的时代使得目前的各种身份和阶层、经历的诗人面对的最大现实就是日复一日的平淡而又眩晕的生存语境。所以无论是从题材、主题还是从语言和想象方式上诗歌越来越走向了“日常化”和“内心化”。诗歌的写作背景大体是具体化、日常化、个人化的，而这种具体化和日常化的过程并不意味着诗人沉溺于琐屑的生活细节的漩涡之中，而恰恰相反，一些诗人努力在反思、超越和拒绝这些琐屑的日常生活所形成的强大的惯性力量所制造的眩晕与茫然（如唐果的《到高高的山顶觅食》、《天空扔下一只鸟来》）。这些诗作都是来自于平淡的甚至琐碎的日常场景，在一些评论者看来属于日常叙事的一类。但是在我看来这些日常景象在诗人的过滤和整合之后获得了一种更为普遍的象征意味、寓言精神、精神底色和浓重的生存阴影与心灵渊薮。中国诗歌批评界实际上一直误解了“先锋”这个词。甚至在有些诗人和评论者看来“先锋”就是脱离日常语境的“自言自语”和“自铸伟词”。而这些云南的新生代群体的诗歌则在重新提醒着人们实际上到底先锋与否并不重要，关键在于诗人在日常的生活之流中以怎样的常人难以企及的姿态进行诗歌的发言甚至质问。在我看来，优异的诗歌写作无论是在精神型构、情绪基调、母题意识、语言方式、抒写特征还是想象空间上，它的基调始终是对生存、生命、文化、历史、宗教、民族、信仰甚至诗歌自身的无以言说的敬畏和探询的态度。很多诗句都同时通向了遥远的本源性写作的源头和更为驳杂的不堪的“当下”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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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值得思考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曾一度并不缺乏对各民族的“母语”予以追念和书写的诗人，尽管这一传统曾经在集体化的去地方化的时代遭受到了空前的挑战和冷落。但是写作本民族的诗歌（文学）并不乏见，但问题的关键却恰恰在于很多关涉宏大的“民族”旨向的诗却缺乏个人的体温和生命的真切热度。我们可能看到了一首首用高蹈和玄学性的时代“大词”所构成的民族诗作，然而我们却没有在这些文字中领受到真切感人的个体生命膂力。
说句实在话，我对这60位诗人中的个别作品也并不太满意。
值得注意的是，诗歌写作中频频出现的乡村场景和意象。而在新世纪以来，随着底层、打工、草根和乡村题材成为新一轮的道德神话和时代圭臬，跟风的、复制的、矫情的所谓“民生”写作铺天盖地。相反，我们看到的真实的、个性的，既具有个人深度又具备时代高度的诗作却是乏善可陈，数量和质量之间出现了如此反讽的时代图景。这正是我想强调的，在当下中国写作“底层”和“新农村”等具有现实介入题材类型的“当代性”诗歌是需要的，我们需要具有直面现实和担当精神的诗人，但是我们需要的又不是简单的“伤痕性”的、“感动”的、“疼痛”的诗歌和简单庸俗的时代伦理道德的“苦难”和空洞的能指。显然阶级文学的传统和中国的“新左派”所关注的底层、控诉贫富差异在“底层”和“新农村”的写作中得到了最为及时和有力的呼应。甚至在一些诗歌中，打工者、底层、农村和弱势群体成了被反复展览人性“丑陋”的空间。需要指出的是，“底层”和“新农村”概念是与所谓的中产阶级诗歌相对立而出现的，过于强烈的阶级归属和道德属性使得这些作品在整体性上出现了思想探索性的下滑。在当下的各种杂志和媒介中，这种类型的诗歌写作已经是以惊人的速度复制。甚至这种带有阶层和苦难叙事的写作类型已经成了新一轮的主流话语。由此可见，在后社会主义时代和新移民运动的语境中，“新农村”和“底层”等已经不再是中性的题材问题，这一人们谈论的“公共话题”显然被赋予了更多的意识形态的色彩和道德论倾向。“新农村”和“底层”写作已经成为日益高涨的诗歌“主旋律”，一体化和集体化的征候越来越显豁，这成了粘合各种诗学观念的良方。而这也使得这种题材的写作带有了因一哄而上而导致的思想的贫乏和拙劣的仿写。可以肯定地说，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低估了我们目前所处时代的困境。我们不约而同地认为这是一个已经完全摆脱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商业化、消费主义化的开放、自由和个性的写作时代。
我在一些云南新生代的写作者这里也看到了真正意义上的“直面”和“回溯”同时交错、盘诘的诗作。而我想写作者之所以他的诗歌中会出现后顾式的故乡和乡土影像，这更多是来自于本能和本源性的语言与生存和生命之间的相互感召。正是这种强烈的感召使得诗人成了一个在过往（历史）和当下（“现实”？）交错中的谦卑者、介入者、观察者和叩问者。一切物象都以其强大的体温、倔强的生命奇观、心理势能和空间场域吸引着诗人的神经与内心。他们在这些物象身上感受到的是强大的精神场阈以及个人化的想象能力，从而时间和空间都呈现出了二重性或多重性的共置。换言之，一个场景、细节或意向同时呈现了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性，如过去的历史和生存的当下，如乡村、历史物象和城市的交错等等（例如陈衍强的一些具有“现实感”（“现实感”不能简单等同于“现实”）的诗作，如胡正刚的《八六年腊月村子大事记》，红布条儿的《你的国》，易迪的《妈，你尽管说方言吧》，胡兴尚的《杀猪匠》，刘光平的《团结乡结满深秋的苹果》，温酒的丫头的《西泽 戈平村》，把云波的《爱情》，文军的《时间的二重性》，罗见开的《高地》，家洛的《乡愁》，老六的《想念母亲》，冯娜的《深入地表的秘密》，李艳辉的《希望的麦田》）。在这些平凡的事物面前，诗人感受到的不仅是时间给予我们的真理和灰烬，生命的馈赠与最终剥夺，而且更有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对话与盘诘。可能，对于真正的诗人而言，我们无形中都应该是自然伟大之物的致敬者，对于命运和时间而言，我们人类的生活和稗草之间也没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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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加速度前进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高铁时代并没有降低写作的难度和思想的深度，只是我们过于迷信和乐观于时间的进步神话。而事实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会给写作者制作出种种难度和困境――政治年代如此，经济年代同样如此。当1972年的冬天北岛把偷偷写好的《你好，百花山》给父亲看的时候遭到了父亲的不解和反对。而在2009年11月12日北京罕见的大雪中，在第二届中坤国际诗歌奖颁奖典礼上，北岛在受奖词中同样表达了对全球化语境下诗歌写作的难度与危机，“四十年后的今天，汉语诗歌再度危机四伏。由于商业化与体制化合围的铜墙铁壁，由于全球化导致地方性差异的消失，由于新媒体所带来的新洗脑方式，汉语在解放的狂欢中耗尽能量而走向衰竭”。
面对这些来自云南的“在地”和“他乡”的写作者，面对这些陌生或熟悉的诗人，作为阅读者只需要平心静气地坐下来，认真细读这些风貌迥异的精神图景与灵魂地形。而在这些诗歌聚落这里，我感受到了一个时代的诗人命运。这些 “因内部的流淌而负重”的诗行和灵魂的闪电。
霍俊明简历 诗人、诗评家，著有《尴尬的一代》等。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作协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台湾国立屏东教育大学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