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似乎是个很简单的道理。每个读者作为阅读过程中独立存在的个体，都有其定义经典和选择经典的权利。毕竟，世界上的文学著作太多。一个人就算把一辈子的时间全部用来阅读它们，也无法完成这项庞大的工程。
美国评论家布鲁特认为：经典的原意就是指教育机构所遴选出的书籍。
由此可见，对经典的原始定义首先建立在一种被动的选择基础上。而人们对“经典”的真正认知应该发生在漫长的阅读过程中。这个认知的过程伴随着阅读所带来的疲惫、焦虑、困惑甚至痛苦。自然，也伴随着对文学作品产生的阅读误差。
阅读经典已不再是一件轻松愉悦的事情。就像文学发生的过程，掺杂着对人性、文化、世界的认知，剖析和思考。阅读似乎就是在感知和体验后重复这个过程。这种阅读会让你产生痛感。这种疼痛也许会帮你唤起一些隐藏于心灵深处放置了很久的记忆，也许会以另一种形式触及到你的神经末梢。
此时，我无法用准确语言来形容这种痛感，就像我无法用一个准确的词或句子去定义经典。更无法寻找一个合适的参照物去与之比较。人是恒温动物，但人们创造的文字却不是。那些在水面以下或被人们遗忘在记忆深处的文字其实就像海底的珊瑚礁一样还在不停的生长。它们或等待慢慢浮出水面，或是以另一种形式萌发。这种萌发也许在作品本身，也许在这些作品所能触及到的地方，也许在以此为根基衍生的其他作品那里。
遗忘并不能杀死经典。当代对《诗经》的遗忘并不代表当代的文学中就没有诗性。因为这种诗性就沉积在汉字的骨骼和血液里。同理，对历史的遗忘也不代表我们就没有历史。而那些把经典变成说书，历史编成故事的人或许却正在把一些厚重的情结变成肤浅的文化泡沫。我宁愿它们还被隐藏在水下。至少，我还能期望它们可以以一种属于震撼人心的方式示人。
在被遗忘的时光里，我不想提前为“经典”准备悼词。杞人忧天而已。
二
误读，或许是在遗忘中恢复记忆的一种。首先，我想将这种误读理解为广义的阅读。因为当你选择阅读，随时可能出现的误读常常让你无法避让。
这让我很容易想到，读《红楼梦》时联想到的博尔赫斯。直到《小径交叉的花园》，他似乎也没有将这个梦魇遗忘。一个中国式幻境里本不繁复的意象被博尔赫斯毫不掩饰地夸张成了让人迷路的魔幻。
这无意间，又回到了狭义。产生误读的原因则大抵可归纳为以下三方面的因素：一是作者因素；二是读者因素；三是文化差异因素。他们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彼此之间又保持着特殊的联系。
我们知道每部文学作品都有其特有的开放性和包容力。但反过来，每部作品在开放的同时，又在遴选和拒绝读者。这种拒绝首先从作者开始。譬如，很多作家就喜欢使用文本等创作形式甄别读者。乔伊斯说：我在《尤利西斯》里设置了那么多迷津，它将迫使几个世纪的教授们来争论我的原意。在乔伊斯们看来，就是希望自己的作品在学者和读者们无休止的争论中得到延续。作者有作者的想法，但这样的作品对于读者来说并不是一件幸事。而这样的写作也会无形间失掉经典所本该具有的重要意义以及记忆和传承的功能。经典的作品需要做的并不是以一味地通过设置迷局来提升自己的价值。在这样的阅读中，读者一次次掉进作者设置的陷阱里。同时，误读和辩驳的声音也会越来越激烈。这种误读在无限延伸作品内涵的同时也会造成对作品自身的伤害。这种伤害就是迫使作品一直徘徊于是非对错的区间里无法挣脱。
西方符号学者们也应该意识到，他们所热衷的事业未必是读者们所热衷的。然而读者们热衷的文字反过来又让学者们感到简单而乏味。这是一种无法调和的矛盾。
再说说读者的因素。引用一句老话，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这还是保守的说法。因为每个读者在读一部作品时总会不自觉地将个人的情感、生活、思考等经历加入进来，最终曲解作品原本的含义。这种误读即可以看成一种对作品意义的延伸和再创作，也可以看成一种对作品的曲解。作品的景深不仅仅关乎作者，更关乎读者自身的理解。有时，读者想得多深，作品就有多深。当然这是指具有一定弹性的作品。
很自然的，这种误读无疑又延伸到文化的隔阂以及翻译造成的诸多问题上。从这点上讲，我不赞同文学世界性的说法。但这并不代表我要将世界另一极的文学从他所在的主体上剥离出来。举一个翻译的例子。诗人西川在《米沃什的错位》（《读书》2007年第一期）一文提到，外国翻译界对中国古诗词仍然一直存在很大的误读和误解。李白的《长干行》被庞德翻译，其英译题目翻回中文竟是《河上贾人妇：一封信》。而李白的另一首《独坐敬亭山》同样被山姆?哈米尔翻译得面目全非。
这种翻译上的直观差异可以理解为文化的差异。如果非要为这种差异找个托词，也可以理解为翻译者们的再创作。但这种创作首先是建立在背离原始作品上的。我不知道这些西方翻译家们在面对异国的陌生文字时是否也这样想。这是个不太好玩的玩笑，但我想这种情况在今后的很多年还将持续下去。
三
虽然误读产生，但并不妨碍我们去广义地阅读经典。道理很简单，不是因为他们是经典，而是因为他们是食物，是维生素片。误读有时会产生相应的消化不良，但却不是消化道梗阻。
这不应被理解成为阅读中存在误读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很简单。误读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也有其自身所存在的尺度。从以上三种误读的因素中，我更想了解人们对自己误读所做出的辩解。因为这种辩解本身就是具有原发性。庞德说我读懂了李白的《长干行》。因为从西方的审美尺度，他就该那样理解。他可以告诉我们在西方审美下《长干行》的另一种生长形态，但他却不可以臆断那就是中国这个文化范畴内的李白《长干行》。庞德的《长干行》完全可以被认为相同意境下的一个独立个体。或者说李白的意境成了触发庞德心灵轨迹运动的一个端点。而有些作者的初衷就是在引导这种误读的产生，或是在制造一种镜子的功能。这种作品就完全属于另外一种创作理念，或者就是为作品的开放性写作。这种理念不炮制乔伊斯们的创作也是应该得到理解和认可的。
当经典逐渐从人们供奉的神坛走下来，与此伴随的创作也将进入一个多元的领域。放在高处的佛祖往往被人祭拜，却无法普度众生。有时，反倒没有一本经文诵得实在。这是一个实质问题。也是经典的意义所在。当经典具有其经典品质的时候，它的使命就是服务，服务人们的内心。
随着阅读观的自由化，自由开放的阅读方式也必将促使现代文学创作的内涵更加丰富。但我不得不提出这样一种担忧，在现阶段各种创作风格的甄别下，一部分经典是否还能找到适合其生长的土壤。因为这将会无形中影响到人们阅读的质量。
现在，阅读扮演的已不仅仅是拒绝、接纳、误导和衍生的角色。对于不同层次的读者，阅读在更多的时候又被赋予了钥匙的含义――开启。
从这点上讲，我们就不得不关注“经典”所拥有的整体性。这里可以理解成一座建筑所存在的无数分支，而对未来认知的可能性就像是读者面前等待开启的很多扇门。每把钥匙都可以打开一个小的房间，而每个房间都是相通的。它们和谐的存在，构成一个复杂多元的整体。一座建筑最吸引人的地方往往不在外表的华丽，而在于它的历史和文化的含量。
这是一座属于经典和读者的迷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