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包含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又包含对中国的认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集中表现为对无产阶级及其世界性的认同；对中国的认同则集中表现为对中华民族及其民族性的认同。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必须与他们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结合起来，才能阐明。就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功能认同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工具；就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目的认同而言，中华民族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重要主体和自觉的历史工具。这种双重认同将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目的与手段有机地统一起来，取得了伟大的实践成果和理论成果，同时又受到来自国际马克思主义阵营和中国传统文化阵营的怀疑和责难。深入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同问题，对于我们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双重认同；功能认同；目的认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双重认同，既包含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又包含对中华民族及其历史文化的认同。这种双重认同将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在中国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开拓了广阔的实践舞台和理论空间，其成就通过自我认同和他者认同以及相互关系表现出来。就自我认同而言，主要是指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理解、筹划、确认、践行和期待等问题；就他者认同而言，主要是指世界其他国家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非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理解、定位和评价等问题。自我认同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我理解和内部问题，他者认同则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他者理解和外部问题。他者认同与自我认同既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而充满差异、紧张和对立，又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相互协调、相互塑造，达到一定程度的融合和共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有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在他者认同与自我认同的持续互动中，在不断回应来自内外问题的挑战中，才能逐步确立起自身的思想谱系和身份归属，充分展示自我形象，不断认识和解决认同问题。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同问题必须以自我认同为主，同时兼顾他者认同及其提出的挑战，才能充分彰显其内容、实质、难题和意义。深入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同问题，不断更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我认同和他者认同以及相互关系，对于我们深刻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国性格”和“世界形象”，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
一、认同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同主题
认同的实质在于人们通过“认祖归宗”的自我建构活动而获得自己行动的根据、意义及其相应的方式、方法，并由此塑造自我形象。从认同的性质出发，我们可以简要地将认同划分为两个类别、两个层次：一是功能认同，二是目的认同。如果说功能认同是方法之源，提供的是行动的途径、步骤、方式、方法和手段，那么目的认同则是意义之源，提供的是行动的方向、目标、意义和动力。人们对于一个对象的认同可能既包括功能认同，也包括目的认同；也可能只限于功能认同或目的认同。如果人们对于一个对象的认同只限于功能认同，那么，当他们借此实现自己的目的以后或者找到了更好的工具以后，就会将之抛诸脑后；如果人们对于一个对象的认同只限于目的认同，那么，除非他们愿意处于一种精神漂泊状态，即使长期为其所累，他们在确立新的目的认同之前也将会始终不渝地守护它以安身立命。当人们对于一个对象的认同既包含功能认同又包含目的认同时，认同的两个类别就会转化为认同的两个层次。如果处理得当，这两个层次就能够相互促动、相互支持、彼此强化，功能上的依赖与精神和情感上的依恋交相感应；如果处理不当，这两个层次就可能产生紧张冲突，彼此削弱，既妨碍其功能认同，又难以彰显其目的认同，或者可能由功能认同危机引发其目的认同危机，或者由目的认同危机引发其功能认同危机。
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如果说，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使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和出路，那么，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认识和解决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找到中国社会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现实道路，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不断认识和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问题主要不在于是否认同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而在于怎么认同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怎样在中国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怎样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探索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正确道路等问题。这是与教条主义者的本质区别。无论如何，就其目的认同而言，教条主义者无疑属于马克思主义阵营。但是，因为他们试图照搬苏联经验来解决中国问题，甚至力图成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而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功能认同问题上栽了跟头。正如冯友兰分析说：“他们对一切事情都照搬苏联的革命经验，完全不知道苏联革命是一个特殊，中国革命又是一个特殊，两个特殊各有自己的特点；在苏联是真理的东西，到中国就成为教条。他们常说，他们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所以绝对正确。其实，如果他们不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那倒有正确的可能；如果他们真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那就非犯错误不可了。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就是把一般和特殊相结合，以此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这些教条主义者没有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在他们的著作上说到中国的事情并不多。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道路和欧洲各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比，有其更大的特殊性。因此，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用马列主义的原理来解释中国社会历史实践，并指导这种实践，就觉得特别困难些”。如果说，中国先进分子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无疑也适合于中国，反驳了那些反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种种责难和疑问，那么，他们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是要进一步回答马克思主义怎样适合中国情况的问题，包括能否合理解释中国社会的历史问题、有效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等问题，以反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内部出现的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等思想倾向。
就其对中国社会历史问题的解释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国社会历史问题能否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中找到自己的确定位置；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能否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现阶段确定自己的现实地位。关于前一个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社会历史进行了深入研究，力图将中国社会历史问题纳入唯物史观的理论框架，从而破除了“中国特殊论”或“中国例外论”。尽管其中一直存在着诸多争议和疑点，也不乏牵强附会之处，诸如中国社会历史分期及其社会性质、“五种社会形态论”等许多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但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社会历史作出的解释能够自成一统，并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原有的解释系统，使中国社会历史总体上呈现出一种不断进步的历史图景而不是以往那种循环往复或不断退化的历史图景，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文化那种“向后看”的价值指向而确立了“向前看”的现代价值指向。就后一个问题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主要 是回答了中国社会现实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可能性问题。作为一种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作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马克思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才有自己的现实价值，才有用武之地。只有说明中国社会现实发展正处于能够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阶段并具备相应的历史条件，中国革命才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正因为如此，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一直竭力强调中国社会现实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主客观条件。假如中国社会现实还没有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可能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的现实价值至少要大打折扣，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也将失去其实践意义。
就其指导中国社会实践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包括时代化、大众化和实践化)和中国实践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是理论与实践的双向转化。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情况有机地结合起来，转化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路线、方针、政策、方式、方法和具体措施等等，转化为大众的实践活动，并通过成功实践证明其有效性；另一方面，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丰富经验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最终会形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的基本局面，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从而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与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认同融为一体并同时重铸两者，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我认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同问题的核心，就是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与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认同统一起来，其主题就是将共产主义理想的价值追求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要求联系起来，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联系起来，探索中国社会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现实道路。因此，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以认识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中心，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并将这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出新的理论，有效地指导中国实践，而不能抽象地无目的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说：“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只有废除静止地孤立地抽象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态度和方法，确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方针，以研究中国实际问题为中心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才能最终有效认识和解决中国社会问题，认识和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同问题，即以其功能认同支持和强化其目的认同，以其目的认同引领和规范其功能认同。
就其文化关系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中国先进分子通过认同马克思主义而获得了新的思想归属，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使这种思想归属与自身的民族归属融为一体，获得了民族内容及其表现形式，满足了内不失固有血脉、外不后于世界潮流的时代要求，铸就了自身的双重认同。如果说，中国先进分子认同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一个反叛中国传统文化、进而反叛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思想历程，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意味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经历了一个回归中国传统文化和重新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思想历程。1943年5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的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并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刘少奇强调：“任何一个重要革命问题的解决，光有根据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还不行，还必须参照各国的革命经验、历史经验。例如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就是研究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和苏维埃制度的经验而提出的。”我们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能离开西方文化和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更不能离开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历史经验。
二、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双重认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重认同根植于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双重认同。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既包含功能认同，也包含目的认同。正是由于对这两个层次的认同及其相互关系的不同认识和解决，导致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内部的大量分歧、争论，并促使他们在认识和解决这些分歧和争论的历史过程中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
首先，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功能认同。
众所周知，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为了救亡图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此而言，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是一种功能认同；或者说他们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民族复兴的伟大工具和思想武器。他们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说得好听”而动心，而是因为预计它能够在实践上很快见效而选择，而且俄国革命已经提供了成功的榜样。以毛泽东为例，他当初选择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出于效果或功能考虑，在某种程度上还流露出一种被迫无奈的情绪。在比较了当时各种社会改造方案后，毛泽东说：“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毛泽东此前一直主张“不流血的革命”、“呼声革命”，认为以暴易暴的结果还是暴力，不宜采用。经过实践挫折，他才认识到，这些理论上说得好听的各种主义事实上行不通，我们只好采用这种激烈方法，因为这种方法可以“预计效果”。
正是出于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功能认同，毛泽东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实现民族解放的最好武器和思想指南，是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和革命的方法，是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如此等等。工具的价值就在于它的运用。毛泽东强调，学习、精通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全在于运用，坚决反对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某种宗教教条或者什么灵丹圣药，将那些教条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做法称为“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毛泽东说：“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正是因为我们通过长期实践反复证明马克思主义是对的，能够有效地指导我们实现民族复兴和现代化，我们才相信它是真理，此外别无其他理由。后来邓小平同样强调：“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他们讲的其实都是一个道理。特里尔说，毛泽东的“民族主义倾向是如此之强以致准备将社会主义束之高阁，如果它不能拯救和繁荣中国的话”。就毛泽东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功能认同而言，特里尔的上述断言尽管多少有些偏激，但其所表达的道理却是相当中肯的。毛泽东所说的“有的放矢”简明扼要地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功能认同。
其次，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目的认同。 假如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工具，哪怕是一种“伟大的工具”，假如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只局限于功能认同的话，那么，一旦实现了自己的目的以后，就自然可以将之抛诸脑后，而且也不会有什么顾虑和负面效果。因为离开目的，工具就没有意义；没有用的工具其实就算不上是工具了，而不用的工具只好束之高阁。再伟大的工具也绝不会具有目的的意义，除非工具本身目的化。但是，马克思主义决不仅仅是一种伟大工具或思想武器，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也绝非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功能认同。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科学理论体系，而且是一种价值体系；不仅是一套新的理论方法，而且是一种新的社会理想。与对马克思主义的功能认同相比，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目的认同更为重要。中国先进分子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支柱、思想归属、理想追求和行动意义。对于他们来说，马克思主义不仅为个人提供了奋斗目标和人生意义，而且为整个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提供了奋斗目标和历史意义。这种目的认同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精神支柱和真正优势，是他们克服一切艰难困苦、不断奋斗的力量源泉，是他们为之献身的根据和意义。毛泽东说：“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邓小平说：“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如果……不实现社会主义，那末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就不要存在了。”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理想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命所在和社会主义中国的立国之本。因此，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在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工具的同时，也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伟大旗帜、崇高信仰、坚定信念、伟大目标。更确切地说，毛泽东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是在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目的认同的根本前提下强调其功能认同的。
再次，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功能认同与目的认同的相互关系。
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包含功能认同与目的认同两个层次。马克思主义不仅阐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方向和目标，而且揭示了通向这一目标的道路、条件、方式、方法。这两个方面是内在统一的。这也是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区别所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就在于其功能与目的的协调，即其提供的道路、方式、方法等可以实现其理想。空想社会主义的空想性就在于其功能与目的的脱节，即其提供的道路、方式、方法等无法实现其理想。中国先进分子之所以接受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理论上的真理性，而且具有实践上的可行性；不仅提供了奋斗目标，而且提供了有效手段。这是问题的一个层次、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层次、另一个方面是中国先进分子如何认识和处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与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的关系问题。人们经常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你们首先是一个中国人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说：“你们是首先为马克思主义服务还是为中国人服务?”或者说“是中国至上还是共产党至上?”针对这类问题，毛泽东明确回答到：“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你还不如这样提问题，是先有孩子还是先有父母?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无疑会承认他们首先是中国人，因为他们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最初动因就是将之视为“救国救民的最好真理”。
因此，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必须与他们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结合起来，才能阐明。否则，那就不是“具体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就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功能认同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工具或思想武器；就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目的认同而言，中华民族及其伟大复兴应当成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重要主体和自觉的历史工具。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离开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理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既无可能，也无意义。马克思主义为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国现代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道路和时代意义。共产主义是中华民族值得为之奋斗的理想追求。正是由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目的认同，中华民族的解放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才融为一体，使中国社会的现代发展获得了新的方向、意义和精神动力，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推进到社会主义革命，坚定不移地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正如有学者所说，中国共产党人的目标是把“中国建设成既是现代化的又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把中国共产党人简单地看作‘民族主义者’或是‘现代化者，既不能公正地评价他们的目标和努力，也无法建立一个评价其成败的高水平的判断标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实现民族复兴与现代化必须与这一理想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走上正确道路，才有意义，否则就是邪路。这里，我们可以针对特里尔的上述言论，同样有所偏激地说，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倾向是如此之强以致不惜将他们经过长期艰难奋斗才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打乱重来，如果它不再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走的话。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双重认同的实质与难题
马克思恩格斯以人类解放为宗旨，特别强调无产阶级的世界性，认为只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克服各种民族的、地方的狭隘性及其相互冲突，才能共同推翻国际资本的普遍统治。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极为关注民族解放，并把阶级解放与民族解放结合起来，认为阶级解放是民族解放的重要信号，民族解放是阶级解放的必要条件，强调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革命对于被压迫民族解放的决定意义。马克思说：“英国无产者对英国资产阶级的胜利对于一切被压迫者战胜他们的压迫者具有决定意义。因此，不应该在波兰解放波兰，而应该在英国解放波兰。”恩格斯说：“一个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其他民族的时候，是不可能获得自由的。因此，只要波兰没有从德国人压迫下解放出来，德国就不可能获得解放。”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民族解放、民族认同，但无疑更为强调阶级解放、阶级认同的世界历史意义，并根据当时的世界局势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然而，由于未能正确认识和处理阶级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系，那些以“第二国际”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因其狭隘的民族认同而丧失其阶级认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而陷入狭隘的民族沙文主义立场。“马克思主义者往往在民族主义这块基石上徘徊犹豫。消灭阶级最终使人类和谐共处的观念支配着他们，但这又常常与强烈的民族感情相杂并处。因此，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云密布时第二国际失败了。”关于阶级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系问题，成为一切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不断重新认识和解决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人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重大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地包含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与对“中国的认同”并由此形成了一种具有内在张力的认同结构或双重认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集中表现为对无产阶级及其 世界性的认同，坚决反对阶级投降主义；对中国的认同则集中表现为对中华民族及其民族性的认同，坚决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尽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同问题包含丰富复杂的内容，但其阶级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最为重要，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同坐标。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的深切认同，使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得以落到实处，使他们不可能因为对于无产阶级的阶级认同而忽视其民族认同；正是由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认同，使他们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得以避免陷入狭隘的民族沙文主义境地，使他们不因其民族认同而丧失其阶级认同。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他们主张世界大同运动；但同时又是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者，……这种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并不冲突，因为只有中国的独立解放，才有可能去参加世界的大同运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重认同将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有机地统一起来，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开拓了广阔的实践舞台和理论空间，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取得了伟大的实践成果和理论成果。
正是由于大力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人得以摆脱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和将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独立自主地探索到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正确道路，并获得了中国本土文化和民族力量的广泛支持。施拉姆分析说：“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末提出的种种概念中，最直率、最大胆地体现了他关于中国革命的独特性以及中国人需要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解决他们自己问题的信念的，莫过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中国化’的概念是一种象征，面对共产国际那种盛气凌人的态度，它伸张了中国的民族尊严；因此，它的价值不仅在于是党内斗争的一种武器，而且可以作为一种口号，在民族危急关头用来迎合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是就毛泽东而言，它还反映出一种发自内心的信念，即归根到底，一种源于西方的意识形态，如果不能适应中国人民的思想和精神状态而作出改变，就不可能在中国的环境中发挥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依据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既不能固守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道路，又不能移植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道路，也不能直接移植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具体模式，而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根据中国实际情况，重新认识和筹划中国社会发展的新道路。刘少奇说：“搞资本主义那是右，马上搞社会主义那是左。既不能搞资本主义，又不能搞社会主义，事情就有点为难，要克服这个困难。……学习马列主义，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正是由于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中国共产党人才能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构了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合理张力，找到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正确道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重认同不仅具有自身的优势，而且也有自身的难题。
首先，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因为其“中国化”而受到来自国际马克思主义阵营的怀疑和责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有机地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理论，这本来没有什么可非议的。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是面向整个世界的，是一种国际主义、世界主义学说，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满含民族气息的崭新的理论命题一经提出，就受到来自国际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诸多误解、怀疑和责难。正如有学者分析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一个全新的命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十分强调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但他们都没有讲过马克思主义要同各国的历史文化相结合，更没有讲过要俄国化、本国化。所以俄国人(苏联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一直持保留态度。这也是1952年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成‘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重要缘由。”特别是由于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经验的教条式理解，将俄国革命和建设的做法视为衡量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将俄国革命领袖视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往往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视为离经叛道，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是在搞民族主义，甚至认为中国共产党只是真正共产党的一种替代品。例如，斯大林曾与人谈论说：“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他们对于共产主义，就像代用黄油对于真正黄油一样。”后来毛泽东曾回顾说：“不仅苏联，就是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中，都有相当一些人曾经怀疑中国是否真正的革命。”为了消除这种怀疑和误解，中国共产党人曾尽力以各种方式让这些人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例如，毛泽东对苏联驻华大使解释说：“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出于当时的国际环境，为了避免引发这种怀疑和误解，中国共产党人甚至明确改变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这种国际氛围无疑不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随着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来自国际马克思主义阵营的误解、责难和怀疑愈益微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当代中国得以发扬光大，成为思想主流，并以其巨大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赢得世界各国愈益广泛的关注、理解和认可，同时也遭致诸多误解。
其次，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因为其“马克思主义”而受到来自中国传统文化阵营的怀疑和责难。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早期，就有人强调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特殊性而否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适用性。在民族存亡的关头，中国共产党人毅然决然地以民族大义为重，将阶级解放事业与民族解放事业、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结合起来，致力于民族救亡事业，赢得了广大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成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中流砥柱和领导核心。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还是受到那些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立场的人们的怀疑和责难。他们认为，中国人、中国文化不能以某种外来文化、外来思想为宗，至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那只能导致歪曲和曲解中国传统文化，甚至使中国文化失去“中国性”或“中华性”，于是就产生了诸如“中国本位文化论”或“儒学复兴论”等各种思潮。尽管这些怀疑和责难依然时强时弱，不绝如缕，但随着“中西马克思主义者”不断深入地交流和对话，人们愈益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通契合之处，已经打破了两者对垒的僵硬局面，开始走上两者良性互动、相互丰富的思想道路。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决不是要将马克思主义纳入中国传统文化的轨道或所谓“儒化马克思主义”，也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公式来剪裁中国传统文化，而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世界上其他一切先进文明成果结合起来，通过不断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创造出中华民族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四、结语
正确认识和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重认同及其实质和难题是我们深刻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一项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同问题直指其自我理解，同时也关涉其他者理解。自我理解集中表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贯之道”和“基本命脉”，不论是自我认同的封闭僵化、偏执扭曲还是自我认同的游移不定、破碎散乱都将窒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生机和活力。而他者理解则集中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和形象，直接关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外部环境。如何更新、整合和强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我理解，营造一个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外部环境，都是认识和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同问题的重要任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同问题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不断产生和发展的，不可能通过事先设想一种理论方案来解决，只能通过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和深刻的理论反思来解决，特别是通过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成就，中国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以及不断扩大和深化中外思想文化交流，才能不断获得新的认识和解决。在全球化时代，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阶级认同与民族认同、世界认同与中国认同等问题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不断相互影响，相互塑造。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而言，认识和解决这些认同问题的目标和途径，不是削减其复杂性而固守其某种单一认同，而是扩大和提升其认同的范围和高度，实现多元一体的综合认同；不是陶醉、迷恋和固执于某一历史阶段的认同状况，而是不断更新和强化其认同的时代内容和理论基础，实现一种动态认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我认同必将随着时代和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其内容，改变其面貌和重心，更新其自我形象，与此相应，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主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充分展示其“中国模式”、“中国性格”的同时，必将愈益清晰地展示其共产主义理想的普遍性品格和世界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