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懒散的宅人，每次去超市购物，都要买一大堆食物。有一次在超市结账，收银员飞快地扫着条形码，我手忙脚乱地把扫过的东西分门别类地装进几只购物袋，收银员提醒说：“有一盒排骨掉到地上了”。我急忙俯身去捡，立起身来，看见那些近在咫尺、漠无表情的脸，心中一声长叹。
我家楼下有一扇防盗门，每当有人顺便为我拉门，我总要微笑着说声谢谢；我也时常为那些推着自行车、电动车的人拉一拉门，也常常听到他们的感谢。极少的几次，会有一两个年轻女孩毫无反应。
在公交车和地铁车厢里，周遭的人一脸冷峻、大义凛然，活像样板戏里走出来的革命男女。或自顾自地听MP3、看iPad，或低头发短信，或大声打电话。偶尔看到一两张笑脸，听到一两句热情的招呼，也是两个熟人在聊天。
去过西方的国人常常觉得奇怪，洋人的面部表情为什么比国人柔和？他们为什么时常对陌生人微笑？排队的时候，他们不怕有人插队吗？过马路，不怕疾驶而来的豪车吗？扶个摔倒的老人，不怕被反咬为肇事者吗？借手机给陌生人，不怕有去无回吗？
我还是少女的时候，就听熟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口号。三十多年过去了，人们在心理上，是否走进了工业化和信息化时代？
农业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源于血缘、姻亲、朋友、乡邻、熟人，情面远远高于契约；陌生人被排除在诚信链之外，也没有资格获得笑脸和善意。在城市飞速发展的同时，在我们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和善意，仍然囿于家庭和单位。按照我国传统文化的定义，在公共场所对陌生人微笑，要么是有所企图，比如问路、泡妞；要么是精神不正常。
在广袤的农村，亲戚乡邻间需要互相扶持，才能侍弄好庄稼。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人们似乎不那么需要其他人的帮助，也不太在乎他人对自己的看法。门对门的邻居不知彼此的姓名，能在电梯里打个招呼，已经是好邻居了。某次，我的一个芳邻，一脸惶恐地揿响我家的门铃，狼狈不堪地向我借七百块钱。因为她家里放钱的抽屉的锁坏了，而她急需七百块现金。她问了我的名字，填在事先写好的借条上递给我。我很想拒绝，最终，还是接了。
我们常常被告诫：不要相信陌生人给的好处，也不要轻信陌生人的求助，小心骗子（事实上，确实有过不少骗子）。南京的彭宇案，使那些在公共场所跌倒的老人成了危险人物。有的昏倒在街头的老人，就因为无人敢施援手，贻误了抢救时机，丧了命；有的老人，跌倒后大喊：“是我自己摔倒的！没人撞我！快帮帮我！”
谁偷走了我们的善意？是高速发展的GDP？是时有耳闻的诈骗案？是层出不穷的食品恐怖主义？是某些恶判先例？是官二代、富二代的飞扬跋扈？还是百姓谋生的艰辛？
拥挤的城市，更需要人们彼此间的信任和善意。有了信任和善意，城市才能有秩序、有前途。人与人之间，才不会像冻土般坚硬冰冷，才不会如沙漠般了无生趣。
我希望有一天，在公共场所，向陌生人绽放的笑容，不再像沙里的黄金，稀缺难寻；我希望有一天，信任和善意，能像清澈的泉水，流淌在每一位国民的心头，并且，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
[编辑提点]郑文龙
王小波曾说一个人在家庭、单位中是一个人，走在街上仿佛就成了件东西。所思所慨，大致与本文同调。现实生活中，由于各种因素，人们日益原子化、孤立化。与之相应的则是公共空间的荒漠化、陌生化。基于公共空间的各种公共道德素养（公德）、公共价值追求（公益、公义）随之日渐稀缺。而此种炎凉世态乃是与现代化的公民社会全然违背的――一个建立在契约精神与公民文化上的公民社会所具有的不仅是物质或虚拟形态的公共空间，更充满、洋溢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善意。一个健康、温馨的公民社会不仅源于制度的健全、完善，更源于我们内心的善意与“人以群居”的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