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富有文学色彩的著作之一，在中国古典传记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叙事、写人学习《史记》传统，颇得史迁之神韵。而其以“呜呼”发端的独特史论体例，既继承前代传统，又有新的创造，是作者表达感情和评价人物的重要形式，《伶官传序》就是其中代表作之一，其经典化的过程，显示了《新五代史》不朽的文学价值。
关键词：欧阳修；《新五代史》；传记风格；文学经典；《春秋》；《史记》
中图分类号：1209.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2-0031-10
收稿日期：2011-11-30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6BZW020)
作者简介：张新科，男，陕西眉县人，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任竞泽，男，内蒙古赤峰人，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欧阳修在中国古典传记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与人合编《新唐书》，个人编纂《新五代史》，还写有大量的杂体传记，成就卓著。《新唐书》与人合著，姑且不论，其杂体传记的成就，笔者也曾专文论述①。本文就欧阳修《新五代史》的传记风格进行探讨。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向来班、马并称，《史记》《汉书》卓越的文学成就早已为古今学者所认识。欧阳修《新五代史》则与史、汉鼎足而三，或者说与《史记》双峰并峙，被历代论者誉为“得史汉之风神”、“得史迁之髓”等等。如陈师锡《五代史记序》云：“五代距今百有余年，故老遗俗，往往垂绝，无能道说者，史官秉笔之士，或文采不足以耀无穷，道学不足以继述作，使五十有余年间，废兴存亡之迹，奸臣贼子之罪，忠臣义士之节，不传于后世，来者无所考焉。惟庐陵欧阳公，慨然以自任，……而褒贬义例，仰师《春秋》，由迁、固而来，未之有也。”②认为《新五代史》所以能“继述作”而“耀无穷”，正是因为他“文采”“道学”相得益彰，思想内容和文学成就都堪与史、汉相比肩的缘故。尽管《新五代史》与《史记》同样具有巨大的文学价值，为古代批评家所激赏，如学者所云“世之文人学士得太史公之逸者，独欧阳子一人而已”，但现当代学术界对二者的研究却呈现了冰火两重天的不平衡态势。一方面，研究《史记》的专著论文上以千计，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史记学”，并且所有文学史著作辟专章论述介绍；另一方面，《新五代史》惟有《伶官传序》为文学史家津津乐道，而全面进行文学观照的学术论文则只有寥寥数篇，专著更是付之阙如。鉴于此，本文尝试论之。
一、点缀情事，独得太史公之神髓：
《新五代史》的叙事特点
欧阳修《新五代史》最突出的文学成就体现在他的叙事描写上，论者多与司马迁《史记》相提并论。宋人已多有论述，如苏轼序其文集云：“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①罗大经称其“作《五代史记》，便与司马子长并驾”。明清古文家所论尤为精详，大都从叙事的角度将《五代史记》与《史记》比肩。
综辑宋代至明清以来批评文献，结合《新五代史》原著，大体可以归纳出欧阳修史传文叙事艺术的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便是“妙有?炼”，“叙事处裁节有法”。如宋林之奇云：“《五代史》记事简略而包括甚广，如《安重诲传》数句是一个议论。又载李克用临终以三矢授庄宗，才数语尔，包尽多少事。如此等叙事，东坡以下未必能之。”《伶官传》写李克用临终以三矢授庄宗一段，虽寥寥数语，却蕴含了晋王李克用一生几次重大复杂的历史事件，所谓“包尽多少事也”。
欧公简要凝练的叙事风格尤能从描写战事上体现出来，此点“深得太史公之神髓”。如茅坤评《周德威传》云：“德威善战将，而欧阳公善序事，可谓两绝。”评《王建岌传》云“篇中叙用兵处可喜。”评《史建瑭传》云：“建瑭分五百骑为五队，散入五县，于以各获梁之刍收入者，什杀其九，而纵其一以归，而乱梁之军于以拔梁之营而追击之。吾不意五代时有战将若此，而欧阳公所当叙事处亦不下太史公之叙《李广传》也，可爱可爱!”所论颇为确当。史建瑭战梁太祖一役用兵如神，颇有李广之勇谋，而欧公“所当叙事处”亦颇见太史公《李广传》叙事曲折入神之处。
欧阳修“记事简略而包括甚广”的叙事风格，显示了他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时，非每事必录，而是有所铨择，从中选列最能体现人物性格和具有兴亡之鉴的典型历史事件，这与其主张祭文、墓志铭以及行状等传记之文当“纪大而略小”和“取其要者”的文学创作思想有密切关系。如《论尹师鲁墓志》云：“其事不可遍举，故举其要者一、两事以取信。如上书论范公而自请同贬，临死而语不及私，则平生忠义可知也。”再如《与杜诉论祁公墓志铭》所论尤详：“缘修文字简略，止记大节，期于久远，恐难满孝子意。……修岂负知己者，范、尹二家亦可为鉴；更思之，然能有意于传久，则须纪大而略小，此可与通识之士语，足下必深晓此。”
所谓“其事不可遍举，故取其要者一、两事”、“缘修文字简略，只记大节”云云，是欧阳修墓碑志表古文创作的叙事准则，这一文学思想也被他运用在《新五代史》的史传写作上。这是因为碑志与史传一样，都重在叙写人物生平事迹，其叙事手法是相通的，故而历代论者也多把欧阳修的碑志和史传相提并与《史记》联系起来，如茅坤《庐陵文钞引》云：“予览其所序次当世将相学士大夫墓志碑表，与《五代史》所为梁、唐二纪及他名臣杂传，盖与太史公略相上下者。”“欧阳公最长于墓志、表，以其叙事处往往多太史公逸调，唐以来学士大夫所不及者。”《评校音注古文辞类纂》卷44王文濡评《范碑》云：“叙事能扼其大，措词不觉其繁，是欧公极意经营文字。”一方面，可以说这是欧阳修以撰写碑志的叙事方法撰写《新五代史》。另外，也可以说正因为欧阳修“得史、汉之风神”、“与太史公略相上下”，故其以史笔写碑志，碑志方有“叙事处裁节有法”的特点。茅坤、王文濡所谓“剪裁详略”、“叙事处裁节有法”、“叙事能扼其大”云云，都验证了欧阳修碑志和史传叙事手法的通融，也都堪称是他的文学思想的实践。
在对欧阳修史传和碑志之文的评论中，论者都注意到了二者与《史记》的关系，这一点让我们知道，欧阳修古文创作有两个承传系统：一个是同为唐宋古文运动的领袖，来自韩愈的濡染，另一个渊源《史记》，“得太史公之逸”。如茅坤《庐陵文钞引》称欧阳修“序、记、书、论，虽多得之昌黎，而其姿态横生，别为韵折，令人读之一唱三叹，余音不绝。予所以独爱其文，妄谓世之文人学士得太史公之逸者，独欧阳子一人而已”。所谓“虽多得之昌黎”，但“世之文人学士得太史公之逸者，独欧阳子一人而已”云云，这说明茅坤敏锐地看到了欧阳修与苏轼、王安石、曾巩等其他古文家的不同，在于他独有的史学创作经历和“得史迁之髓”的叙事手法。如《欧阳文忠公文选》卷8收欧阳修《文正范公神道碑 铭》，归有光评曰：“欧阳碑文正公，仅千四百言，而生平已尽；苏长公状司马温公，几万言，而似有余旨。盖欧所长在史家，苏则长于策论。两公短长处，学者不可不知也。”茅坤评此碑云：“盖欧得史迁之髓，故于叙事处裁节有法，自不繁而体已完；苏则所长在策论纵横，于史家学或短。此两公互有短长，不可不知。”明代唐宋派两个代表人物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了欧、苏碑志传记之文的最大不同，即一个“所长在史家”，“得史迁之髓”，而另一个则“长于策论”。所以，同为古文家，欧、苏“两公短长处，学者不可不知也”。对此，宋人早已有所觉察和评论，如罗大经就认为：“文章各有体，欧阳公所以为一代文章冠冕者……然亦以其事事合体故也……作《五代史记》，便与司马子长并驾……其次莫如东坡，然其诗如武库矛戟，已不无利钝。且未尝作史，藉令作史，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未必能及欧公也。”此是说苏轼“未尝作史”，故为文纵横万言，不能裁节。不论所评确当与否，毋庸置疑的是，欧阳修的史学创作经历和“能存史迁之神者”的叙事才能，无疑让他更加优异独秀于其他古文家。如艾南英《再与周介生论文书》说：“千古文章，独一史迁。史迁而后千有余年，能存史迁之神者，独一欧公。”
《新五代史》的叙事特点之二，便是“始末如画”、“极繁碎，叙得极简明”。欧阳修“善序事”之才能，还体现在处理史料时，能够把繁碎琐乱的众多事件组织得井井有条，简洁明晰，让人一目了然。这点正显示了《五代史记》与史、汉之外其他史著的高下之分，即蔡世远所云“极繁碎，叙得极简明。故曰：马、班以后，诸史不但学识无欧公比，即文墨亦当推第一”。茅坤于此所评尤高，多言“序次如一线”、“本末如画”、“序次如画”等。如评《王?传云》：“王?始末极乱，而欧公错综序次如一线，较之诸传为第一。”《王?传》所涉其一生事迹颇为复杂，波澜起伏，欧公则叙述得脉络分明，错综序次如一线，娓娓道来，千百年之下，王?生平如在目前，所谓“序次本末如画”。他者如评《罗绍威传》云：“虽不如前篇，而点次魏州牙军本末如画。”再如评《李茂贞传》云：“唐之所以困而及亡，由茂贞为之……欧公序次如画。”评《安重荣传》云：“序次纵横，节奏一一中彀。”评《四夷附录》云：“欧公次契丹本末如画，较之《史记匈奴传》，特相伯仲。”评《杨行密世家》云：“传行密始末如画，不减《史》《汉》。”评《刘延朗传》云：“刘延朗等五人拥废帝为乱，已而遂及与废帝俱亡，中所托张?事神一节尤为昏骏。欧公序次其事明爽，可为鉴戒，予故录而出之。”评《高行周传》云：“高行周起亡囚中，前后本末事情，点缀多玲珑。”所谓“明爽”、“如画”云云，都体现了欧阳修叙事鲜明的特点。
《新五代史》叙事的第三个特点，便是“寓意特深”、“有事外远致”。吴德旋云：“事外远致，《史记》处处有之，能继之者，《五代史》也。”《新五代史》之有“事外远致”，与欧阳修师法《春秋》、暗寓褒贬、以资兴亡治乱之鉴的书法有关。欧阳发在《事迹》中称欧阳修作《新五代史》：“吾用《春秋》之法，师其意，不袭其文。其论曰：昔夫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治法，予述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此其志也。”欧阳修《崇文总目叙释》云：“……余家皆废，独《春秋》三传并行至今。孔子大修六经之文，独于《春秋》欲以礼法绳诸侯，故其辞尤谨约而义微隐，学者不能极其说，故三家之传于圣人之旨，各有所得焉。太史公曰：为人君者不可不知《春秋》，岂非王者之法具在乎?”
欧阳修私撰《五代史记》，正是借著史寓褒贬，取《春秋》笔法之微言大义，探究五代乱世短命衰亡之原因和规律，从而为统治阶级治理国家提供借鉴。在具体处理史传文的史事及人物选择和叙述中，往往把这种兴亡治乱之理融化在行文之中，寓意深刻。这一点与其古文创作思想也有相通之处。如《论尹师鲁墓志》云：“述其文，则曰‘简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经，惟《春秋》可当之。其他经非孔子自作文章，故虽有法，而不简也。……故师鲁之志，用意特深而语简，盖为师鲁文简而意深。”。也就是说，欧阳修古文和史传之文都师法《春秋》，要求为文为史都当“简而有法”和“文简而意深”，其“法”当指“《春秋》书法”，即须“意深”和具有“微言大义”。这也是欧阳修编纂史书的义例，如顾永新所云：“欧阳修修史以《春秋》为圭臬，并从中抽绎出三条基本义例：一是微言大义，《春秋》笔法，二是文约事丰，简而有法，三是不没其实，据事直书。”
二、摹写种种生色，风神可掬：
《新五代史》的人物刻画
与高超的叙事技巧有关，欧阳修史传之文在描写人物上，能够抓住人物的某一性格特点，加以集中刻画，从而使人物形象生色如画，千百年之下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茅坤评《李琪传》云：“通篇点缀琪之无耻处，颇似《冯道传》。”评《冯道传》云：“览道传，到底是一乡愿中之最深而滑者。”冯道于五代乱世之中历仕“四姓十君”，颇为圆滑。《冯道传》中，一个深于世故、左右逢源、“能矫行以取称于世”、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游刃有余、却无廉耻忠义之心的好好先生，也便在欧阳修举重若轻的如椽之笔下被活脱脱地勾勒出来，令人拍案叫绝。这一点在欧阳修史传文中可以说是无一例外，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于此所评极到位，列次如下：
朱谨行事，甚倔强，狙狡可鄙，而欧公语次，
风神可掬。
晏球多兵略，而欧公点次，有生色。
多生色。
皇甫晖本骁悍反覆，而欧公点次，殊觉风神
独鬯，令人览其传，则怒目裂眦起矣。
序钱王初起处，有生色。
多风神。
看行钦与庄宗君臣两相慷慨，两相悲歌处，
生色可睹。
安重诲刚愎躁急，卒以取祸。欧公摹写，一
一有神。
杨师厚本梁一骁将，而欧公传之，得其神，
故录而出之。
通篇克用与全忠两相构爨，虑及庄宗所继
其父行事慷慨大略。欧公一一点缀，生色并
如画。
刘皇后起自侧微，擅宠黩货，因而浊乱宫
中，军士分崩，以至君上身弑国亡。摹写种种生
色，不让太史公《吕后纪》及《外戚诸
传》。
迤逦列出，以见欧阳修人物描写之神。生色风神之后，茅坤多言“故录而出之”，也见其选录之标准在于人物神肖，从中最能看出欧阳修史传之文学成就和特色。所谓“风神可掬、风神独鬯、一一有神、多风神、得其神、有生色、多生色、生色可睹、生色并如画、摹写种种生色”云云，是说欧阳修在刻画人物时抓住人物性格独特之处，如“倔强、狙狡可鄙、多兵略、骁悍反覆、慷慨悲歌、刚愎躁急、骁勇、慷慨大略”等进行渲染描摹，传其神即生色可睹，使人物栩栩如生，也就是说把人物写活了，文中有画，千载如生。“生色”、“风神”是对欧阳修人物描写最贴切准确的评价，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之所以成为明清以来最重要的古文选本，并使得唐宋古文及八大家之名响彻学林，垂范后世，与其评点之到位、之精 准有很大关系。
欧阳修史传人物与其他传记之文具有同样的描写才能。《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14沈德潜评《泷冈阡表》称“此至文也”、“崇公之为孝子仁人”、“千载如见”。如此颇多，兹不赘举。
语言上，辞尤谨约，言简而意深。《宋史?欧阳修传》云：“为文天才自然，丰约中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尊之。……奉诏修《唐书》纪志表，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也就是说，欧阳修无论是古文还是史传，二者在语言上都具有“简而明”和“法严辞约”的特征。而这正是欧阳修之古文创作思想和史传写作思想都要求语言精炼简约的反映。
关于史传语言，他认为当简约而有文采。如《说郛》载毕仲询《幕府燕闲录》云：“欧阳文忠在翰林曰，尝与同院出游，有奔马毙犬于前。文忠顾曰：‘君试言其事。’同院曰：‘有犬卧于通衢，逸马蹄而杀之。’文忠曰：‘使子修史，万卷未已也。一内翰以为何如?’文忠曰：‘逸马杀犬于道。’”在这种史学思想或者说文学思想指导之下，《新五代史》确达到了四库馆臣所云“大致褒贬祖《春秋》，故义例谨严；叙述祖《史记》，故文章高简。”简约之外，他还要求史传当“事信言文”。如《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云：“某闻传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诗》《书》《易》《春秋》，皆善载事而尤文者，故其传尤远。……故其言之所载者大且文，则传也章，言之所载者不文而又小，则其传也不章。”。《尚书》为左史，记言，《春秋》为右史，纪事，无论记言纪事之历史书写，都要有文采，方能传之久远，故称“事信言文”。这尤能从他撰《五代史记》师法《春秋》之“其辞尤谨约而义微隐”的创作思想上得到印证。正因如此，如陈师锡序所言，欧阳修《新五代史》“仰师《春秋》”，从而能够达到“文采足，以耀无穷”、“由迁、固而来，未之有也”的巨大成就。当然，欧阳修古文创作也如前文所述要求“言简而意深”，反映了他史学思想与文学思想的相通之处。他如茅坤评《张希崇传》：“此传亦整洁可诵。”评《一行传》云：“欧阳公于五代史作《一行传》，语所谓风雨晦冥，鸡鸣不已也。而其言文，其旨远，予故录而出之”，等等。
同样，欧阳修之墓志碑表等传记古文也都是具有简洁雅洁的特征。如储欣评《江邻几墓志铭》“简洁”，何焯评之曰“雅洁不泛滥”。何焯评《孙明复先生墓志铭》云“如此古雅峻洁，何必减班孟坚”等等。
情感上，慷慨淋漓，读之感怆有余思也。欧阳修基于对五代乱世及其人物的鲜明爱憎，行文中融入了自己的强烈情感，读来不免令人感慨万端，掩卷深思而叹。如宋濂《浦阳人物记后序》云：“其文奋迅而感慨，微婉而精深，欧阳文忠公《五代史记》之作，非抱良史材者能之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最为重视这一点。如其评《温韬传》云“温韬之发诸陵，万世所共愤咽而泣涕者也”。评《皇甫晖传》云“令人览其传则怒目裂眦起矣”。评《李煜传》云：“煜本末不足观，而欧阳公序次其骄侈削弱处，可涕!”评《死节传》云：“览欧阳公所次《死节传》王彦章、裴约及刘仁瞻，尤为呜咽，或欲泣下。”评《死事传》“欧公小序深取王清、史彦超，然不如源德等三人，尤为惨咽”。评《唐继岌传》“欧公摹写明鬯，殊为呜咽”。此外，如蔡世远评《一行传》“先君子极喜诵此篇，读之犹感怆有余思也”。评《伶官传论》“成立之难如升天，覆坠之易如燎毛，正堪痛心刻骨”。宋楼防《崇古文诀》评《一行传论》云：“不敢以无人待后世，忠厚之至也。而所得者又寂寥寡少如此，有悲伤不满之意焉。”宋黄震评《唐六臣传》云：“其垂戒之意深矣。呜呼!其亦有感之言与?”等等，从宋代到明清学者都注意到了欧阳修将一腔郁勃不平之气借历史人物发之，这正让我们看到了从屈原“发愤抒情”、司马迁“发愤著书”、韩愈“不平则鸣”到欧公自己“穷而后工”之文学理论批评的承传脉络，意义重大。
同样，这种对历史人物的感慨之情，发为墓志碑表中的生平交游追忆之叹，则更是真情流露，情文相生。如归有光引徐文昭评《黄梦升墓志铭》曰：“从生平交游感慨为志，令人可歌可舞，欲泣欲笑。”评《尚书屯田员外郎张君墓表》曰：“累欷感慨，不知文生情、情生文也。”再如吕葆中评《张子野墓志铭》云：“欧公文，凡叙述故旧交游之情，缠绵凄恻，最可玩诵。”唐介轩《古文翼》卷7收此文，以为“历叙平生之旧，朋友之恩，悲欢聚散，俯仰情深。”再如归有光评《湖州长史苏君墓志铭》：“淋漓之色，怅惋之致，悲咽之情，种种逼人。”孙琮评该文曰：“子美以被诬坐贬，莫白其冤，故通篇皆写得抑郁愤懑。……读之，纯是一片抑郁，一片愤懑。此文之深于情者，故文传而情亦与之俱传。”
风格上，《新五代史》抑扬顿挫而又从容不迫。这与作者文学思想上既崇尚自然成文，又喜爱豪迈雄放的多样风格分不开的。如曾巩《与王介甫书》云：“欧云：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与乐秀才第一书》云：“譬夫金玉之有英华，非有磨饰染濯之所为，而由其质性坚实，而光辉之发自然也。”自然委婉的风格之外，欧阳修也喜爱豪迈奔放之风，如刘?《中山诗话》云：“欧公亦不甚喜杜诗。……然于李白而甚赏爱，将由李白超越飞扬为感动也。”他对韩、孟诗“发生一为宫，擎敛一为商”(《读蟠桃诗寄子美》)的不同诗风同样赞赏，同时对苏舜钦、梅尧臣一雄放、一古硬的诗风亦不偏废。如《六一诗话》云：“圣俞、子美齐名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欧阳修古文和史论文则都有“振宕中却寓从容”的刚柔相济的风格。
三、发论必以“呜呼”，遇感慨处便精神：
《新五代史》史论的文体创新
史论作为《新五代史》史传整体的一部分有它独特的文学价值和意义，也引起了历代批评家的广泛关注。较著名的有《伶官传序》《宦者传论》《一行传论》等，往往被总集编纂者单独摘录出来进行选集和评价。
《新五代史》史论的独特成就，首先在于文体上的与众不同，即发论必以“呜呼”开端，向为人所称道。如欧阳发云：“褒贬善恶，为法精密。发论必以呜呼，曰：此乱世之书也。”《东皋杂志》作者云：“神宗问荆公：‘曾看《五代史》否?’公对曰：‘臣不曾仔细看，但见每篇首必曰呜呼，则事事皆可叹也。“余为公真不曾仔细看，若仔细看，必以呜呼为是。’”从欧阳修之子到宋神宗和王安石，都注意到了“呜呼”在欧阳修史传及史论中的特殊形式和重要意义。
在文体形式上，纵观中国正史从《史记》到《清史稿》二十六史之史论，共有如下5种表达方式，包括太史公曰、赞曰、史臣曰、评曰、论曰等。其中，《史记》“太史公曰”和《三国志》“评曰”为二史所独有。《南史》《北史》《清史稿》称“论曰”，《汉书》 《后汉书》《晋书》《新唐书》《金史》《明史》称“赞曰”，《宋书》《梁书》《陈书》《魏书》《周书》《隋书》《旧五代史》《新元史》称“史臣曰”，《南齐书》《旧唐书》“史臣曰”与“赞曰”并用，《宋史》《辽史》“赞曰”与“论曰”并用，《北齐书》“论曰”“赞曰”“史臣曰”并用，《元史》则无史论。如此看来，欧阳修《新五代史》史论必以“呜呼”发端，便具有了文体革新的不寻常意义。
欧阳修史论独树一帜，必以“呜呼”发端，可以从两个角度认识。
其一，《新五代史》为欧阳修私撰，而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统治者是不允许私人修史的，必须由官方诏书纂述，私撰史书会获罪的，甚至招来杀身之祸，班固私撰《汉书》便是例子。所以，欧阳修为区别正史体例而不用赞、评，以显示他对历史的看法和见解纯属个人观点，尽管千百年以来证明是客观公正的。这一点，也可从他曾与宋祁等奉旨修《新唐书》而于史论必以“赞曰”得到印证。
其二，与宋代古文运动和古文家之创作习惯有关。翻检《欧阳文忠公文集》，经统计，欧阳修在他的古文中共用“呜呼”近一百五十余次，多集中在祭文、墓志铭、行状等传记之文里，个别如《祭资政范公文》和《祭石曼卿文》等文中，所用“呜呼”多达三、四次，从中反映出作者郁勃充沛的强烈情感，也增强了唐宋古文此类文章的抒情性和文学性。作为古文运动领袖，欧阳修影响所及，其后王安石、苏轼之古文也多以“呜呼”发抒情感，次数也多达一百余次，堪与欧阳修相比美。如苏轼《罪言》一文中便五用“呜呼”，足见宋人古文大家创作以“呜呼”泄“不平之鸣”亦成一种风气，欧阳修功不可没。当然，“呜呼”是古人抒发感慨的普遍形式，史学和文学创作中都多有采用，但如此频繁、如此突出地集中于几个宋代古文家创作中，还是非常引人注目，值得学者深入研究。
这种独特的史论文体，虽发端只“呜呼”二字，但却蕴蓄万千情感，于时世盛衰之叹中，抒发作者关注现实、以史为鉴的政治情怀，完全摆脱了正统史学家在传尾作总结时必史臣曰、赞曰、评曰的端严面孔，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李?《文章精义》云：“欧阳永叔《五代史》赞首必有‘呜呼’二字，固是事变可叹，亦是此老文字遇感慨处便精神。”。郭预衡先生也曾指出：“自司马迁以后，史家之文，很少象欧公这样发抒感慨。欧公临文兴感，还不仅在于‘赞首必用呜呼二字’，他的情感几乎充溢于字里行间。这样的特点在后代的史传之文中是极为罕见的。”
欧阳修以“呜呼”发端的独特史论体例，还曾引起史学编纂者的模仿。如宋马令《南唐书》之《四库提要》云：“每序赞之首，必以‘呜呼’发端，盖欲规仿《五代史记》，颇类效颦。于诗话、小说不能割爱，亦不免芜杂琐碎，自秽其书。”如此效颦规仿，只沿袭其形式，至于史识和情感则天壤之别，无怪乎为四库馆臣所讥。可见，这种独特的文体形式惟欧阳修能独创，也惟欧阳修这样的集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于一身的大家方能驾驭，在史学编纂中不能也不可能成为通例，故后世并无继作。
《新五代史》史论的第二大成就在于“事事合体”，《新五代史》之作深合“史传”、“史论”之文体规范。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刘勰《文心雕龙》和萧统《文选》对史论的界定和选录，让我们知道南朝梁便看到了“史论’’之于史学和文学的双重价值，而李?所云“传体，前叙事，后议论”的文体形式，也成为了历代史学家所遵循不悖的创作规范。
《史记》为史传之文的楷模，但历代难有继之者。关于“史传”文体，刘勰《文心雕龙》“史传”云：“夫子闵王道之缺，伤斯文之坠……因鲁史以修《春秋》，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表征盛衰，殷鉴兴废……是以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世历斯编，善恶偕总。腾褒裁贬，万古魂动。”
前所引欧阳发所云《新五代史》“褒贬善恶，为法精密……昔孔子作《春秋》……”云云，正看出欧阳修之于“史传”之体遵循了刘勰“依经以树则”、“腾褒裁贬”的文体规范，最能体现“史传”这一文体的真髓。罗大经《鹤林玉露》卷2“文章有体”云：
杨东山尝谓余曰：“文章各有体，欧阳公所
以为一代文章冠冕者，固以其温纯雅正，蔼然为
仁人之言，粹然为治世之音，然亦以其事事合体
故也。如作诗，便几及李、杜。作碑铭记序，便
不减韩退之。作《五代史记》，便与司马子长并
驾。作四六，便一洗昆体，圆活有理致。作《诗
本义》，便能发明毛、郑之所未到。作奏议，便
庶几陆宣公。虽游戏作小词，亦无愧唐人《花
间集》。盖得文章之全者也。其次莫如东坡，
然其诗如武库矛戟，已不无利钝。且未尝作史，
藉令作史，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未必能及
欧公也。……又云：欧公文，非特事事合体，且
是和平深厚，得文章正气。”
杨东山认为，欧阳修之所以“为一代文章冠冕”而“得文章之全者”，在于“文章各有体”而欧公“亦事事合体”的缘故。故而作《五代史记》，便以《史记》为楷模，叙事语言都合史传之文体规范。此外，欧阳修与苏轼等古文家的最大不同之处，便是他独特的修史经历并辅以史笔写古文，令其传记古文高出众人，焕然一新。
欧阳修史论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高的文学成就，与他融历史观、政治观与文学观三位一体的宏通观念是分不开的。欧阳修史论必以“呜呼”发端，让人注目的不只是其文体形式，更重要的是其所抒发历史盛衰得失、兴亡治乱的深沉感叹，所谓“事变可叹，遇感慨处便精神”。这种盛衰兴亡之感在《新五代史》史论中可以说篇篇俱是。当然，五代乱世，故着眼的大多是国家之败亡及其原因，即不在天而在人。如《五代史伶官传序》云：“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与?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归于人与?”《伶官传》之所以名闻后世，主要在于文中把这种盛衰成败之叹表现的最为淋漓尽致，而作者发掘其背后的原因也最为深刻警醒。这一点在《新唐书》史论之“赞曰”同样表现的极为充分，可以参看。
《新五代史》史论中这种深沉的盛衰兴亡之感是欧阳修史学思想的核心，这与他的政治观点和文学思想是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说，欧阳修修史的目的与他的庆历新政和古文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吴怀祺先生认为，“欧阳修的政治活动、修史实践和提倡古文运动结合在一起”。欧阳修“庆历新政”看到了尽管宋初百年无事，但在这种太平盛世的表象下，却是积贫积弱的社会政治现实。吴怀祺称欧阳修的史著：
是他政治观点的另一种反映的作品，通过
总结历史，思考解决社会危机的方案；表达出对
现实政治的看法。而他在政治上的主张，不少
能在史论中找到出处。他有一段话，可以看作
是他修史动机的说明。他说：“今宋之为宋，八 十年矣。外平僭乱，无抗敌之国，内削方镇，无
强叛之臣，天下为一，海内晏然，为国不为不久，
天下不为不广也。……然而财不足用于上而下
已弊，兵不足威于外而敢骄于内，制度不可为万
世法而日益从杂，一切苟且，不异五代
之时。”
其私撰五代史，敏锐地认识到了当时宋朝政治“不异于五代之时”，所以《新五代史》史论之盛衰兴亡之叹也正是有为而发，与他的政治革新相表里。
欧阳修这种关心时政的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也是他要求为文当“中于时病”、“忧世虑时”、“关心百事”的文学思想的反映。如《与黄校书论文书》云：“见其弊而识其所以革之者，才识兼通，然后其文博辨而深切，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盖见其弊，必见
其所以弊之因，若贾生论秦之失，而推古养太子之
礼，此可谓知其本矣。”作为政治家，要“见其弊
而识其所以革”，作为文学家，为文要“中于时病，而
不为空言”，作为史学家，要如贾谊《过秦论》总结历
史兴亡得失，因而反对那种“弃百事不关于心”的专
职文士。这种“忧世”的政治情怀和关注“乱与
亡”的史学精神也反映在他的文学思想中。如《读
李翱文》云：
最后读《幽怀赋》，然后置书而叹，叹已复
读不自休。恨翱不生于今，不得与之交；又恨予
不得生翱时，与翱上下其论也。凡昔翱一时人
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韩愈。愈尝有赋矣，不过羡
二鸟之光荣，叹一饱之无时尔。此其心使光荣
而饱，则不复云矣。若翱独不然!其赋曰：“众
嚣嚣而杂处兮，成叹老而嗟卑，视予心之不然
兮，虑行道之犹非。”又怪神尧以一旅取天下，
后世子孙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为忧。呜呼!
使当时君子皆易其叹老嗟卑之心为翱所忧之
心，则唐之天下岂有乱与亡哉!然翱幸不生今
时，见今之事，则其忧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忧
也!余行天下，见人多矣，脱有一人能翱忧者，
又皆贱远，与翱无异。其余光荣而饱者，一闻忧
世之言，不以为狂人，则以为病痴子，不怒则笑
之矣。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
不得忧，可叹也夫!
两个“呜呼”，一唱三叹!感慨韩愈、李翱为文之不同，一个是“叹老嗟卑”而伤怀，一个是“虑行道之犹非”而忧世。从“唐之天下”之“乱与亡”的历史角度出发，转入“不生今时，见今之事”和“在位而不肯自忧”的政治之弊，进而提出他为文当关注现实、“不为空言”的文学思想。该文最能体现他把历史精神、政治观点和文学思想融合一体的宏通观念。
四、千年绝调，岂下《滑稽》哉：
《伶官传序》的经典化过程
欧阳修《五代史记》中《伶官传》暨《伶官传序》一文是作者本人最为得意和珍视之作，该文无论从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上都取得了极大成就，堪为欧公史传的杰出代表。最为历代学者所激赏，纷纷给予高度评价，而历代总集著名选本相继选录，并引起现当代中国文学史家的高度关注，从而形成了一个清晰的纵向经典化过程，对《新五代史》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的确立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首先，欧阳修通过与《史记?滑稽列传》相比，自我肯定了《伶官传》的价值。如《欧阳文忠公文集》附录卷5欧阳发在《事迹》中云：
先公……自撰《五代史》七十四卷……褒
贬善恶，为法精密。发论必以“呜呼”，曰：“此
乱世之书也。”其论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乱
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此
其志也。书减旧史之半，而事迹比旧史稍添，议
者以为功不下司马迁。又谓笔力驰骋
无驳杂之说，至于纪列精密则不及也。亦尝自
谓我作《伶官传》，岂下滑稽哉。”
此段文字出于其子，文献翔实而珍贵，也是欧公《新五代史》的自我评价，曾为宋朱熹和章如愚等所载列。其中把《新五代史》与《春秋》和《史记》相比较，以见其在中国史学史上鼎足而三的重要地位和密切关系。而“亦尝自谓我作《伶官传》，岂下滑稽哉”，独把《伶官传》提出来，并与《史记?滑稽列传》相提并论，一则指出了二者人物身份的相似和著作体例的沿承，一则从思想意义上肯定了二者在治乱兴亡上的借鉴作用，尤能看出《伶官传》之在欧阳修心目中的地位之重。
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曰：“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太史公曰：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滑稽列传’司马迁之作《滑稽列传》，是因为他认为即便地位低下的优伶滑稽者，亦能“谈言微中”、“可以解纷”，对于国家之“治”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司马迁着眼于伶人于“治”的作用，而欧阳修正相反，反其意而行之进行思考，探究深挖了伶人于“乱”的危害，认为即便地位低下的优伶也能令君主身死国灭，从而抒发其盛衰得失、兴亡成败的历史慨叹，让统治者引以为鉴。
其次，历代论者也都注意到了《伶官传》的思想艺术价值，纷纷给予了高度评价。如茅坤认为“此等文章，千年绝调”[4]1894。清沈德潜评曰：“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康熙评论其“抑扬顿放中，无限烟波，文之神似龙门者”。清王士祯云：“庄宗三矢告庙一段文字，淋漓慷慨，足为武皇父子写生，欧阳五代史《伶官传》全用之，遂成绝调。”陋惮都看到了其艺术上与《史记》传记文章的相似之处，这与欧阳修之自我评价都相吻合。也因此，《伶官传》成为后世初学文章写作的楷模。
在欧阳修的自我肯定和历代论者的大加揄扬之下，《伶官传》也开始了它的由宋元明清到近现代的经典化过程，主要在于古代总集的编纂评论和现当代中国文学史的专门介绍。如上所述，自宋以来的总集编纂者都看到了《伶官传》的价值所在，把它作为重要的经典作品加以选录，甚至打破自《文选》以来不录史传文章的传统编选义例。如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云：“余撰次古文辞，不载史传，以不可胜录也。惟载太史公、欧阳永叔表志序论数首，序之最工者也。”。如果说姚鼐选欧阳修之史论，尚沿袭《文选》以来总集选本不选史传而惟摘录史传之史论之义例，那么，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则完全打破了这个沿袭千年的编选准则，其意义不言自明。其后，曾国藩编纂《经史百家杂钞》，亦“突破了《文选》以来，总集不收经史子的惯例，扩大了总集的收录范围”。
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于八大家之古文独选“庐陵史钞”，大量选录《新五代史》史传之文，达20卷之多，从中可以看出《新五代史》史传散文是唐宋古文运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值得当今学人关注研究。茅坤自破其例，恐招来学者疑问，特于《庐陵史钞引》解释道：
或问余于欧阳公复有史钞，何也?欧阳公
他文多本韩昌黎，而其序次国家之大，及谋臣战
将得失处，窃谓独得太史公之遗。其为《唐书》
则天子诏史官与宋庠辈共为分局视草，故仅得
其志论十余首。而《五代史》则出于公之所自 勒者，故梁唐帝纪及诸名臣战功处，往往点次如
画，风神粲然。
我们知道，自萧统《文选序》提出“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从而不选史传之文，但因史论“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旧纠。。故而专选史论，此后再加上姚鼐所云“不载史传，以不可胜录也”的原因，不选史传而集史论也成为历代总集遵循不悖的编纂义例。这样看来，茅坤选录欧阳修史传之文并达20卷之多，便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
此文中，茅坤指出了他诠选唐宋八大家古文的目的和义例，即作为古文选本，却独选《新五代史》史传之文而自乱其例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欧阳修之古文有两个承传系统，最为人所推举公认的古文创作“多本韩昌黎”，而其史传之文则“独得太史公之遗”，这为我们研究欧阳修古文提供了不同的观照视角。一方面，欧阳修《新五代史》史传之文之所以能够叙事鲜明“点次如画”和人物刻画“风神粲然”，当得益于其“之所自勒”，即不受像编纂《新唐书》由“天子诏史官”“分局视草”而带来的写作束缚，从而能够打破传统，上继司马迁《史记》“发愤著书”的优秀传统，于文中融入自己的情感和识见，破萤而出，终与《史记》屹立于中国史学史和文学史之巅，令人仰目钦羡。
据笔者检阅，自宋代到明清以来的文章总集中选录《伶官传》者依次如下：
1 宋楼防《崇古文诀》选《一行传》《伶官传》《宦者传》；
2 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卷60、80选庐陵史钞，其中卷71选《伶官传》，次之《宦者传》；
3 明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卷390选录颇多，《伶官传》下为《宦者传》；
4 清康熙《御选古文渊鉴》卷45选《伶官传》《宦者传》；
5 清蔡世远《古文雅正》卷10选《伶官传》《宦者传》；
6 清姚鼐《古文辞类纂》选《伶官传》《宦者传》；
7 清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选《伶官传》；
8 清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卷11选《伶官传》；
9 清沈德潜《唐宋八大家文读本》，等等。
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的总集选本在选录《伶官传》的同时，也大都选录了《宦者传》，说明了《宦者传》的地位和价值与《伶官传》不相上下。就如茅坤所评“欧阳撰《五代史》于《宦者传》独卓荦千古”。康熙亦称其“如千岩万壑，、袱流迥澜，岂非文章极观”。他者所论多如此。但在现当代中国文学史撰写中，则都以《伶官传》为主，《宦者传》渐渐淡出学者视野。
《伶官传》的经典化过程，更重要的是在近现代中国文学史著述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得以发扬光大，并在中学语文课本和大学语文课本中被选人，其流传之广，影响之大，令人惊叹。例如在早期经典文学史著作中的选列评论大体如下：
1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论宋代的古文运动时，全文选录作品共3篇，第一篇也是欧阳修的惟一一篇便是《五代史伶官传序》，另两篇是苏轼的《黄州访海棠》和《记承天寺夜游》。
2 柳无忌著、倪庆饩译《中国文学新论》，在“新古文运动”论述中，《伶官传》作为第一篇全文引用。
3 六省市十一院校合编《中国文学简史》详论。
4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详论。
5 赵齐平、袁行霈《宋辽金元文学史钢要》有评论。
6 周先慎编著《中国文学》古代部分用大量篇幅解读《伶官传》。
7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简明中国文学史》详论。
8 钱基博《中国文学史》录全文评解。
9 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详论。
10 郭预衡《中国散文史》详论，等等。其后，文学史著作上以百计，都毫无例外地把《伶官传序》作为重点介绍。
在经典的文学作品选中也多被选录，如著名的朱东润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选录欧阳修古文共8篇，其中第一篇便是《伶官传序》。余不赘述。中学语文课本中也早被选人，从而使《伶官传序》雅俗共赏，学术研究和大众阅读并行不悖。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当代学人关于《伶官传序》的学术论文就有20多篇，大多从鉴赏的角度，对该文的思想艺术特征给予了充分的论述，也是《伶官传序》经典化的一个缩影。
《伶官传序》的经典化过程，其意义不但在于一篇优秀作品的普及，更重要的是让历代学人对《新五代史》之文学成就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从而可以唤起学术界对《新五代史》文学价值的重新认识。此外，有一点需要说明，《新五代史》在古代向与《史记》齐名，但在现当代文学史著作中，《史记》《汉书》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章节，但对《新五代史》则缺乏介绍。所以，我们希望通过对《新五代史》传记成就的探讨，能够促使文学史家在重写文学史时引起足够的重视，同时在文学领域内进行广泛而深人的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