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2-0000-01 关键词：女性主义翻译；两大阵营；“信”；读者反映论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2-0000-01
1.文献综述
女性主义与翻译自古结缘――同属文化研究范畴，都认为语言是文化身份的表现，都对传统等级制度和性别角色提出疑问，都对意义和价值的普遍合理性表示质疑［1］，再加上女性在当时只被允许涉足翻译界，所以西方声势浩大的女性主义运动使得女性主义思潮急剧产生并快速蔓延，与翻译首先结合，使翻译发生文化转向，产生了女性主义翻译。Lori Chamberlain在Gender and Metaphorics of Translation［2］中从女性在该隐喻中遭受的暴力对待和性别语言方面解释翻译关系如何在性别的典型形象和权利关系中被描述。
自从女性主义翻译进入中国，国内就涌现出一批研究该理论的学者。有的从理论本身出发，评价女性主义翻译的起源。《女性主义对翻译理论的影响》［3］一文引经据典，论证了女性主义思潮进入翻译界后，对翻译的哲学、策略等产生的影响。
有学者从女性主义翻译在传统翻译基础上的突破着手，论证译者前所未有的的地位与作用。马悦、穆雷以双性同体翻译研究和社会性别身份流动性理论为基础，在《译者性别身份流动性：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新视角》［4］一文中提出了译者性别身份流动性这一概念，并论述了产生流动性的条件。
本文的写作意义在于就女性主义翻译的流派及各流派是否与“信达雅”中“信”的标准相抵触进行论述。
2.女性主义翻译两大阵营
法国后现代主义大师福柯(Foucault)的权利/话语学说使得女性主义者们意识到女性之所以没有权利是因为话语权的缺失。要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就要从女性的角度看待和阐释这个世界，彻底改变语言。在这种思想的激励下，女性主义者与翻译相结合形成了两大阵营：英美女性主义改革派翻译和法国女性主义激进派翻译。
改革派认定语言是索绪尔所认为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固定关系的独立系统和稳固的媒介［5］，主张通过在翻译时推行非性别语言的创造和使用来消除女性被歧视甚至无视的地位。
激进派认为语言是建构主体的情境，是所有意义和价值得以产生的场所［8］，传统语言是男性的发声媒介，记录着男性生活和思想。激进派主张在翻译过程中大规模地修补及替换现时的语言，并呼吁女性用自己的语言来抒写自身的思想、抱负。
不论哪种阵营，它们的基本思想都是一致的。女性主义翻译旨在瓦解语言中的权利关系。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推翻了原作/译作、作者/译者的二元对立关系，这也就推翻了传统翻译观的建立基础。女性主义翻译观认为翻译是生产而非再生产，既然是生产，那读者反映论便可对此进行一个很好的解释。
读者反映论的核心思想是文本因有读者而具有生命力，文本的意义在于读者的理解。女性主义翻译的标的物――原作在读者反映论下就是原始文本，等待女性主义翻译者去解读。改革派意在对阅读过程中遇到的男性词汇略作改动来拯救女性的地位，激进派则凭借自身敏锐的感觉去查找撼动到女性主体地位的方方面面，两者的读者观不同。改良派意图改进，激进派意图替换，两者的阅读观不同。但两派的阅读过程是相同的，都强调译者的主体性。
改革派和激进派在面对同一部原作时，因在阅读过程中担负的责任、阅读行为的本质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反应，在译者和原作互动的基础上产生了译作这一产物。照此推断，翻译就是译者在阅读原作后书写的反映，改革派翻译和激进派翻译只是对原作不同的阅读反映而已。
在读者反映论下，女性主义翻译，无论是改良派还是激进派，跟原作之间都不存在“信”，即“忠实”与否的关系，译作仅仅是各个阵营对原作的解读。
3.“信”的真正涵义
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有云“译事三难，信达雅。”此话一出，即被译界认同并冠以“翻译原则”之类的称号。其实严复提出的这三个词只是他在仔细研读中国古典文论，吸收中国佛经翻译精髓的基础上对翻译的感悟。“信达雅”作为一种翻译思想被提出，意在提高译者对翻译理论的认识。译者的任务与其说是对源语的信任，不如说是对目标语的尊重，译者不再是源语的拳打脚踢的守护者，而应当是借目标语言文化特征之助而催生了一个目标语新生儿的助产士［6］。这段话极为精准地阐释了翻译的真正要求以及看待原作与译作应有的态度。“信”居于首，被认为是“信达雅”中最重要的一点，自然也应遵循上述的理念。
4.女性主义翻译对“信”的重新界定与忠实
女性主义者对传统的“信”的观念进行了强烈抨击。她们认为绝对忠实于原文跟在父权制社会里女性绝对服从于男性无异。传统的亦可说是偏激的“信”要求译文绝对服从于原文，这个要求过于教条，也与女性主义运动的初衷相悖。在男人的世界，对男性语言进行一对一的翻译，将导致译作臣服于原作、译者臣服于作者。
因此，女性主义者对“信”重新下了一个定义。“忠实既不是对作者也不是对读者，而是对写作方案――一项作者与译者都参与的方案而言［7］。”女性主义翻译所采用的方法就很好地体现了对这个定义的忠实。她们凭借女性主义灵敏的目光注视着原作，给原作加前言、脚注、以一个读者的身份进行着阅读、理解和创作；用重写和修正的方法履行着她们对写作方案的忠实；并通过改写等手段纠正了原文中对女性的歧视和贬低。
5.结论
综上，女性主义翻译，不论哪个阵营，在读者反映论下都是对原作的带有见解性的阅读、理解、重写基础上的创作，与原作不存在是否忠实的关系。严复所提的“信达雅”中的“信”不是对原文教条式的忠实；另外，在女性主义翻译自己的领域中，忠实又有另一番更为宏观、更具包容性的定义。因此，不论从哪个角度，女性主义翻译与“信达雅”中的“信”都是不违背的。女性主义翻译甚至丰富了“信”的内涵，很好地做到了忠实这一点。
参考文献
［1］张林影(2011).《论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J］.作家杂志, 2, 170-171.
［2］Chamberlain, Lori(2000).Gender and the Metaphorics of Translation［A］.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3］蒋骁华(2004).《女性主义对翻译理论的影响》［J］.中国翻译, 25(4), 10-15.
［4］马悦, 穆雷(2010).《译者性别身份流动性：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新视角》［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33(6), 66-70.
［5］穆雷(2006).《翻译研究中的性别视角》［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6］刘宓庆(2005).《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C］.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7］Simon, S(1996).Gender in Translation［M］.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