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 摘要：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一直是中美贸易之间的重要争议问题，也是导致两国产生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美国人也认为中国对美的长期顺差是由于人民币被低估而带来的。因此，在美国的政界和学术界都出现了要求中国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本文就要通过时间序列的实证分析来说明汇率并非是顺差的原因，顺差是由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特殊位置决定的，即三角贸易模式的存在是中国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中间品人民币汇率时间序列
一、引言
随着人民币是否应升值的争议越演越烈，许多中外学者认为中美的贸易差额是中美各自的出口商品结构及目前的国际分工决定的。因此，中方为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坚持人民币币值稳定。而美国则使用反倾销反补贴措施来压制中国的出口产品。事实上，从国际分工的角度来看，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特殊地位，即中间品的加工工厂，东亚的出口平台，导致许多传统上由其他国家出口至美国的产品转变成为中国的出口产品，即中国对美顺差中包括了其他国家对美顺差。在东亚生产网络中，东亚各国凭借各自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从事价值链某一阶段的生产活动，不再是自己生产整个的产品出口至需求国。处于价值链上何种位置由本国所具有的条件来决定。中国的劳动力优势，使中国成为东亚的最重要的零部件组装地，将成品出口至北美和欧洲等发达国家。这就形成三角贸易模式。中国实际扮演了出口平台的角色。在中国对美出口快速上升的同时，中国从东亚的零部件进口也大大增加。中国顶替了东亚其他国家部分产品的出口。按这种思路，中国进口越多零部件，必然导致中国出口的增加，包括对美国的出口增加，两者正相关。而中国自从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累计升值超过20%。但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并没改善。
Ng and Yeats（2001）对东亚的零部件贸易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从1985-1996年，东亚区域内零部件出口价值增长率是整个区域贸易的2倍。Mona Haddad（2007）将东亚的机械零部件贸易描述为三角模式。东亚的贸易模式从双边转变为三角贸易模式。东亚在电器出口中，80%是零部件，20%是最终产品。中国却是例外。中国的电器最终产品出口比重很大，特别是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加入为东亚各国提供了出口平台。Henryk Kierzkowski and LuRong Chen（2007）发现，中国的零部件进口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会影响中国对美出口，且中国对美出口主要由美国GDP而非中国GDP来驱动。在汇率方面，Hooper and Kohlhagen（1978）实证研究发现汇率波动对双边贸易价格影响有限。国内学者也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卢向前（2005）、李稻葵（2006）等的计量检验结果表明中美贸易失衡与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水平无关。柴海涛、廖育廉（2006）则认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与东亚国家的贸易转型相关。东亚新兴经济体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导致中国对日韩和东盟各国巨额的贸易逆差,而这些国家或地区对美顺差则大大减少。
二、数据说明
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UN Comtrade数据库。数据的时间跨度为1987年―2008年。
三、模型的建立
我们要建立时间序列模型。被解释变量为中国对美出口额，解释变量为（1）美国GDP，反映美国的需求及支付能力（2）汇率（100美元的人民币价格），反映中国商品的美元价格及竞争力（3）中国的中间品进口额，反映中国对东亚国家对美出口的替代。1987年至2008年中国从东亚国家进口的主要中间品数量趋势如下图
lexportC【sub】0+C【sub】【/sub】1【/sub】lusagdp+C【sub】2【/sub】lexrate+C【sub】3【/sub】linput++μ
（一）单位根检验
建立时间序列模型，首先对各序列进行单位跟检验（ADF检验）以检验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结果（ADF值对应的p值）如下表所示，结果表明在一阶差分时，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拒绝原假设的，即这些时间序列的一阶差分序列是平稳的，即lexport、lexrate、linput、 lusagdp都是一阶单整的，即I（1）。所以回归时，采用一阶差分回归是恰当的。
（二）协整检验
在对所有变量进行协整检验时，结果如下，表明这些序列至少存在一个或两个协整，意味着这些序列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因此，可以使用它们建立模型，进行OLS回归。Unrestricted Cointegration Rank Test（Trace）
Unrestricted Cointegration Rank Test（Maximum Eigenvalue）
（三）OLS估计
通过Eviews进行最小二乘估计，估计的是一阶差分形式，因为这些时间序列是一阶单整的，分别进行三变量，双变量和单变量的回归，回归结果总结如下：
从各种形式估计结果可看到，汇率的系数总是不显著的，统计值在0.5左右。而中间投入品的系数在任何形式的回归下都具有统计显著性，在3.0左右。而USAGDP的统计值不稳定，但总的来看不显著。所以，合适的回归结果应该是第六种，即只对常数项和中间投入品进行回归，表达式为：
D（lexport） 0.116162+0.539920D（linput）
（2.910789）（3.008003） R【sup】2【/sup】0.322592
DW1.6863
通过以上一系列修正，我们得到了上述模型。
（四）结果分析
从以上时间序列的回归及模型最终形式的确定可以看到，汇率和美国的GDP对中国对美出口额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而中间品则具有统计显著性。从经济显著性上看，汇率的影响也相当有限，且在三个解释变量中最小，系数只有0.1左右，表明人民币贬值越多，中国产品竞争力提升越多，故出口增加的更多。而中间品的系数保持在0.5左右，表明对出口有正面影响，美国GDP的系数最大，但不稳定，随GDP增长越多，对进口品需求会增加越多，中国出口增加越大。因此，从实证分析结果来看，汇率与中美贸易没有显著关系。相反，中间投入品对中国对美出口有显著影响，可以看出三角贸易模式对中国对美出口影响很大。
四、结束语
以上实证分析证明了我们的结论，即中国对美国出口进而顺差的持续扩大并非是人民币被低估的结果，而是目前的国际分工形式决定的。从汇率角度看，不论是事实还是实证分析都表明汇率不是中国对美顺差的主要原因。在这种两头在外的三角贸易模式下，汇率的变动同时影响中间品和最终品的出口额。两者相互抵消。即使人民币被低估使中国出口额增加，但同时中间品的进口额也会增加，两者相抵后中国的顺差并不多。因此，即使中国按美国要求使人民币升值，也不能解决中美贸易问题，反而会损坏中国经济发展。所以必须坚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中国对美的巨额顺差的缓解有待于中美双方自身结构调整。首先，中国应减储蓄，振内需，减少GDP对出口的依赖。美国应改变超前消费的传统观念。其次，中国须进行加工贸易升级，提升在产业链中的地位，参与东亚生产网络中附加值高的环节。最后，美国应该放松对华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限制。只有通过双方共同努力，才能缓解双方的贸易紧张状态。
参考文献：
［1］沈国兵.美中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汇率关系实证分析［J］.当代财经,2005（1）:43-47
［2］卢向前,戴国强.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的影响:1994-2003［J］.经济研究,2005,（5）:31-39
［3］柳剑平,孙云华.垂直专业化分工与中国对东亚经济体的贸易逆差――兼及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比较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6，（7）
［4］靳少华.美国经济下滑和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对美贸易的影响［J］.商业经济,2009,（7）:83-97
［5］李稻葵,李丹宁.中美贸易顺差:根本原因在哪里？［J］.国际经济评论,2006,（5）:13-16
（责任编辑：何秀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