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讲 形象思维的手法是比、兴、赋 对于形象思维是感性认识还是理性认识？认识是不一致的，我的看法：形象思维是一种理性认识。 一、形象思维属于认识的高级阶段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告诉我们：人类的认识，总是从感觉开始的。在实践活动中，人们总是先用感官来接触客观事物，接受客观事物的刺激，产生一定的感觉。感觉是认识的第一步。有了感觉、知觉、表象后通过想象，才用形象来进行思维。毛泽东同志说：“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他认为认识有两个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其逻辑加工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过程。这就告诉我们，只有当人们对客观世界有了感性认识之后，才能进入理性思维。这是一条思维的根本规律，抽象思维是如此，形象思维也是如此。形象思维之前必须要有感性认识，否认了形象思维对感性认识的依赖性，这是不符合形象思维的根本规律的，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的根本原理的。
二、形象思维是以新“形象”为逻辑起点
如果说感觉、知觉、表象这一类感性认识，只是人类认识的初级阶段，那么从感觉、知觉、表象上升为想象后的形象，这种新形象的形成就不等同于感性认识了。形象思维则是人类认识的高级阶段。从人们的认识过程来看，感性认识在前，感性认识阶段，人们认识的是事物的现象，是事物的各个侧面和事物的外部联系，而思维是继感性认识之后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深化。因此，思维的反映对象和感性认识的反映对象一样，都是客观世界。由于思维不像感性认识那样，直接反映客观世界，而是在感性认识的材料中对客观世界进行深入的认识，因而思维的直接基础就不是客观世界。不论是抽象思维，还是形象思维，都是如此。
下面，从话剧《刘巧儿》的产生，我们来分析作家是如何进行形象思维的。比如，作家深入农村生活，参加了翻天覆地的土地改革运动，访问了贫苦农民，接触了各种人物，观察了许多事件和场面，体验了火热的斗争生活，以这些感性认识所取得的素材，来进行形象思维活动，创造出了一部反映土改运动的小说。反映农村包办婚姻的话剧，这个作家形象思维所反映的客观对象，就是农村的土改运动。但这一形象思维并没有和土地革命运动直接发生联系，而是在土地革命运动的感性认识所取得的素材中进行活动的。因而，土地革命运动并不能直接作为作家形象思维的基础。
可见，不论是抽象思维，还是形象思维，就它们反映的对象而言，都是客观世界，但它们的直接基础，并不是客观世界。所以，绝不能把形象思维所反映的对象和形象思维的基础完全等同起来。这就叫创作来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
三、形象思维使用的手法是比、兴、赋
任何作家、诗人、小说家开展的形象思维活动所运用的艺术手法，是比、兴、赋等，是为了反映现实生活。用这些艺术手法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都根源于现实生活。因而作家、诗人、小说家运用这些艺术手法时，是不能背离客观世界的。但是这些艺术手法作为形象思维的方式，只能在感性认识的材料中发挥作用，它们绝不能超越作家的感性认识而直接和客观世界发生联系，也绝不能直接对客观世界进行艺术加工。
比――自《周礼?春宫》提出“六诗”，到将比、兴、赋连在一起，便成为修辞学概念了。古人对于比的解释（比者，比方于物也），都说明了这一艺术手法的形象思维的比喻性质。作家、诗人、小说家运用这一艺术手法，表面看起来好像是直接对客观事物进行艺术加工，其实不然，因为作家、诗人、小说家如果不对客观事物进行感性认识，不看清客观事物的特性，就无法从不同事物的类似特征方面来作比喻。
兴――兴者，托事于物也。在于表明这一艺术手法的形象思维的烘托性质。所以，作家、诗人、小说家在运用兴的手法进行艺术加工时，只是和感觉印象打交道，并没有和客观事物直接发生联系。《诗经?周南?关睢》：“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以水鸟和鸣的情景来烘托男女求偶的情景。水鸟和鸣同男女求偶本来是现实中存在的两样情景，但只有当诗人看到了这两样情景，才能运用兴的手法以一情景烘托另一情景。因而，诗人头脑中出现的水鸟和鸣同男女求偶，虽有现实性，但不是现实本身。可见，诗人只是运用兴的手法对水鸟和鸣同男女求偶的感性认识材料进行艺术加工，并不是直接对现实中的水鸟和鸣同男女求偶的现象进行艺术加工。
赋――赋者，敷陈之称也。诗人采用赋这一形象思维的手法写物，并不是进行自然主义的描写，而必须有所取舍。应该说明，诗人运用赋的手法所进行的取舍，不是直接对客观世界所进行的取舍，而是诗人只是对他感觉印象中的事物进行取舍，并不能直接对客观世界本身进行取舍。例如，李白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首诗，就是采用赋的艺术手法写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