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辛亥百年之际，电?剧《辛亥革命》本着“让历史启迪未来、用激情感染灵魂”的主旨，运用大历史?阈与小历史节点相结合的史学取径及历史真实与艺术想象并重的文化范式，精确刻画和定位精英群体，大力歌颂和弘扬辛亥国魂，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关键词：辛亥革命；史学取径；文化范式；精英群体；辛亥国魂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2)01-0016-06
在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电?剧《辛亥革命》重新为我们呈现了百年前那场波澜壮阔的革命风暴，以史诗般的全景式展示了20世纪中国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推翻清朝政府、结束君主专制、实现民主共和的全过程，揭示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历史大势和客观规律。《辛亥革命》所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部生动而形象的历史教科书――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辛亥革命，以及辛亥革命对中国革命发展的重要意义，而且也是一面隽永而鲜明的精神旗帜――展现革命先行者们为反对封建专制，为追求国家自由与民主，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慷慨赴死的献身精神。
小大由之 相济相成：《辛亥革命》之史学取径
以辛亥革命这样一个中国历史上不可复制再生、独一无二的大历史事件为题材，对其总体脉络和逻辑承接的把握尺度，即如何在大历史框架下驾驭小历史个案――对贯穿其中的历史节点的串联，对纵横交错的历史时空的嫁接，对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取舍，这既是考量制作者大局观、大智慧的重要课题，也是检验作品是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回顾历史，不外乎两种方法：一种是从大处居高临下俯瞰，大刀阔斧而不纠缠于细枝末节，以试图厘清历史发展之大脉络为目的，由远及近，达至通史。另一种是从小处一斑窥豹着眼，以阐发特定历史时期之某一历史细节为目的，以小见大，精于专史。此两种方法，各有利弊：前者有如从望远镜中观历史，脉络明确，然难免会流于浮浅，力度不够，使人知所以然，而不知其然；后者有如从显微镜中察历史，细腻明晰，然难免困于一隅，无法旁通，使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归之于史学研究理论，前者则为“大历史观”，即如黄仁宇先生所称：“必须在长时间的范围内，综合考察决定历史走向的各种因素，通过对比、分析和比较，来探究历史真实面目，发现其中的规律，而获得真正的知识。”有学者将其归纳为两种切入历史的取径：一种系以空间架构之思，关注历史的方位性移转和长期发展趋势，另一种系以时间脉络之论，注重历史的周期性变动和因果演化机制。与大历史相对，后者自然就是“小历史”，即微观历史，历史的细节，诚如作家赵柏田所言：“我想这‘小历史’，是相对于历史的宏大叙事而言，从日常生活的?野去观照过去的人和事，还原历史的生动与细节。在方法论上，一是剥去标签，还原人性，二是重建内心世界。历史不该是公式化的，民间性、日常化的话语应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
《辛亥革命》所表现出的史学取径则是这两种范式的完美结合。作为一部宏大叙事的史诗剧，《辛亥革命》的焦点不仅仅简单地集中于武昌首义，而是放在一个更长远的大历史?野中溯前观后，就辛亥革命的历史背景、渊源、过程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宏观梳理与展示，围绕以孙中山为主的革命派和以袁世凯为主的清政府，重点表现了镇南关起义、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南北会谈及二次革命、护国运动的过程，可以说提纲挈领地再现了辛亥革命的脉络与进程。
《辛亥革命》在这样一种对历史时空精心剪裁形成的历史框架中，集中和真实地反映了辛亥革命的内生原因和发展走向。这种大历史所传达的观念清晰地告诉我们，在历史长河中，所有的历史事件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总会受前段历史的影响，也会对将来发生作用，这种影响和作用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层面，而辛亥革命则是这些层面关系相互激荡的必然产物。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辛亥革命不再属于兵变、暴乱或改朝换代的封建范畴，而是为确立主权在民的共和政体，为改变王权天授的专制政体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中国大历史的真正进化方向。
同时，《辛亥革命》还将镜头更多地注目于革命时代平凡而具体的日常场面，在全知?点的覆盖之下，不忘借助充沛的细节来还原历史情境，撷取革命浪潮中的朵朵浪花，通过看似平常的一些琐事与情节，承载历史变革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从历史的细节处条分缕析地解读那个时代，塑造出一批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使得一种真切的历史现场感扑面而来，重新建构起人们对那段历史的想象，引领观众更平易地触摸到历史本质。正如罗澍伟评价的那样：“历史，有时就是一部被细节填满或雕刻的大剧。而一部文艺作品能够把历史真实细化到这样精准的程度，实在是难能可贵。”
《辛亥革命》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对大历史走向的“把脉”和对小历史史实的“透读”，全面立体地深入探求社会发展与历史事件及人物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既烘托出大历史走向的客观性，又渲染出小历史发生的必然性。两者的到位结合揭示出了特定时期的社会定位和历史发展规律，也创造出作品中的独到的大片气质和人文景观，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辛亥革命叙事模式，融思辨色彩、史料价值和观赏趣味于一体，体现了作者见微知著、融会贯通驾驭史料能力的通史之才。虚实相生史艺并重：《辛亥革命》之文化范式
作为革命历史剧，《辛亥革命》有着自身所特有的内涵与属性。就定性的审美习惯而言，革命题材的影?剧作自诞生伊始便被归为主流话语和主旋律文化，因而它的身上带着众多抹不去的胎记：主旨的健康性、思想的深刻性、意义的重大性、内容的严肃性，主人公也无一例外地闪耀着神化般的光辉，如此等等。但人所共知，艺术中的历史并不完全就是历史的编年史，它包含着文学修葺与历史想象。在忠于重大历史事件的前提下，对历史进行剪裁、对接以凸显历史转折的亮点，使文学因素丰富，历史想象适度，进而达到用历史的事实教育人，用艺术的魅力感染人的目的，应为历史剧之本义。
对于这一点，郭沫若曾提出：“历史剧是以历史为题材，不能完全违背历史的事实，但更重要的是发展历史的精神，在历史剧创作上，提倡‘失事求似’，剧作家的任务是在把握历史的精神而不必为历史事实所束缚。”李希凡则进一步提出：“历史剧究竟怎样才算符合历史真实呢?主要的应该是特定历史事件、历史生活的本质真实，历史精神面貌的本质真实，至于某些非主要的历史事实或细节真实，那就必须服从戏的艺术内容的需求，任凭剧作者在不违反、不削弱历史本质真实的条件下取舍或加工。”
简言之，历史剧实质就是借艺术来演绎历史，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通过想象与虚构达到一种艺术真实。历史剧应该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历史真实要靠艺术真实来反映、来体现，艺术真实必须以历史真实为依据。历史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只要它能够表现一个时期的历史真实，或者是反映当代 的某种意识形态，抑或是表现一种具有审美价值的主题，那么它就是一部优秀的历史剧。就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美学》中所说的那样：“不应剥夺艺术家徘徊于虚构与真实之间的权利。”
而《辛亥革命》在以历史史实为依托的基础上，着重表现剧中人物的人情与人性，以丰满的艺术形象来寻找历史理性，传达主流情感，塑造文化品格。对一些次要人物、情节进行必要的艺术虚构和二度创作，不仅止于历史呈现，同时注重心灵表达和灵魂刻画，用充满艺术灵性的点睛之笔提炼出革命者舍生取义、执著于理想等丰富的精神内涵，无论是恢弘而惨烈的烽火战争，还是浪漫凄美的乱世情缘，都在强烈的历史质感中表露出一种博大的人文情怀。使得《辛亥革命》呈现出一种历史与情感交融、写实与写意并重的独特气质，实现了以史述事、以事抒情、以情衬景、以景蕴诗的史艺组合，渗透着对人类精神境界的哲学思考，对个体生命价值和意义的终极拷问，使受众在不知不觉中融入其中，身临其境，心感其态，移行换位，与剧中人物同呼吸共命运，在史实与现实之间穿越，在理想与真实之间纠结，表现出历史正剧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契合所产生的巨大文化感染力与同化力。
可以说，《辛亥革命》在很大程度上融合了以庄重客观为特质的历史史实与以渲染想象为手段的艺术虚构，融合了以权力话语为主导的主旋律文化和以亲情友情为基调的大众文化，展现了一场由两者联袂进行的别开生面的共谋演绎与双赢献礼，代表着革命历史剧未来发展的方向和路径。
心存敬畏 多元考量：《辛亥革命》之精英定位
很难想象，一部优秀的电?剧不会留下几个性格鲜明生动，深刻隽永的人物形象。《辛亥革命》电?剧中有名有姓的人物近百人，其中绝大多数为有史可据的历史人物，如何准确而形象地塑造好这些观点、立场、性格、习性大相径庭的人物，在故事的叙述中展现其是非功过、历史地位，并在荧屏上栩栩如生，有血有肉，是该剧倾力打造的另―个重点。
历史人物评价向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历史是由只能尽可能接近，而不可能完全“复制”的“客观历史”与后来研究者的主观认知相结合而形成的产物，而且标准与原则常常随时代变化和研究者的主观认知、价值取向的不同而有差异。学者们普遍认为：“对历史人物要做历史的、全面的、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原则，应当说是明确的。惟其如此，非要提出一个人物评价的统一标准来，这是不科学也是不可能和不必要的。”
因此在评价史事和人物时，充分考虑事件的复杂性和人物的多面相，努力避免因原则、标准等形成的先人之见而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在运用原则和标准具体评析近代史上的事件和人物时，则应进入宜细不宜粗的思考层次，不仅要有多维?野，具体分析，还要切实考察其所属的时空环境，共性与个性、主观动机和客观后果及相互变化等，这样的评析才是具体而非抽象的，符合历史真实而非脸谱化的。
《辛亥革命》的一大特色就是利用以上原则和标准对当时社会各阶层的精英群体给予了准确的定位和评判。正如编剧王朝柱所言：“辛亥革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革命，从发动到发展，它的核心成员、基本队伍都是清末民初那个时代的知识精英。因此，他们每一个人也必然在这场革命大潮中得到洗礼。……为此，我仍以敬畏之心去描写被时人、后人引为文化大师的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杨度等人，公平地评价他们在历史上起的积极作用，也批评他们给革命带来的负面影响。应该说，这是《辛亥革命》这部电?连续剧绕不过去的难题。同时，也是这部电?连续剧的一大特色。”
不论历史和现在，精英分子永远都是社会先知先觉的一部分，也是具有妥协性和摇摆性的一分子，在他们身上既有时代所赋予的先行者的品质，也有主观所造就的两面性的性格。《辛亥革命》在准确地把握历史的本质和主流的基础上，公正地评价了精英人物在不同的历史段位所定位的不同角色，及在社会发展中的功能作用。在肯定先进人物长处的同时，也不为贤者讳，敢于揭示其不足之处；在否定落后人物短处的同时，也不因人废事，勇于发掘其贡献所在。《辛亥革命》对精英群体性格的复杂性和两面性的成功表现，不仅为社会提供了人物鉴赏的价值标准，发挥了历史剧扬善击恶的道德舆论功能，也为学术提供了中国精英群体研究难得的标本，体现了史剧互动互补的双效功能。不仅如此，正是《辛亥革命》客观到位的评价，达到了知人论世的功效，通过人物活动轨迹，从一个点，一个线索了解和展示错综复杂的社会面，阐释了社会的演变过程与历史规律，是客观表现和刻画人物与时代的一部成功之作。
在这些精英中，孙中山无疑是《辛亥革命》全剧结构展开的依据和情节发展的主线，是全剧叙事的中心。作为伟大的民族英雄、爱国主义者和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从兴中会到同盟会再到国民党，孙中山始终站在时代前列，“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高扬反封建旗帜，提出三民主义，倡行“振兴中华”，一生为革命奋斗凡四十年，正像他在遗嘱中所说，“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孙中山的政治纲领、思想和人格魅力统率了整部电?剧。《辛亥革命》根据这个主旨进行审美化创作，真正做到了以孙中山为第一主人公的艺术呈现。通过对其政治思维的解读、精神世界的诠释、领袖风范的阐发、人格魅力的铺扬，丰富和深化了孙中山作为革命者、先行者的光辉形象，显示出他天下为公的非凡境界、百折不挠的高尚情操。从而成功地树立起孙中山――面革命的旗帜，一面振兴中华的旗帜。
与此同时，围绕孙中山，《辛亥革命》塑造了一大批与之并肩战斗的战友和针锋相对的宿敌，生动准确并且公允地刻画了黄兴、宋教仁、秋瑾、袁世凯等诸多历史人物形象，从而摆脱了让革命领袖鹤立鸡群唱独角戏的俗套，也避免了堆砌事件的被动叙述，把历史英雄和普通人一样作为历史过程中的一员，并在历史运动过程中展示人的活动的性质和意义，使历史成为人的历史，使人成为历史过程中的人。观众看到的孙中山是一个伟人，但不是一个神化了的伟人，而是一个“人化”的伟人，一个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的伟人，在他身上更多的是无可比拟的亲和力，无论是儿女私情、兄弟亲情还是同志友情，塑造精确到位，感情真挚朴实，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真人’而不是‘完人’的形象”。
壮怀激扬 大气磅礴：《辛亥革命》之国魂再造
学者们普遍认为，一部经典的史诗剧不能满足于一般的还原和开掘历史，更应注重的是对应当下历史转折中的价值诉求，只有这样我们的史诗剧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赢得今天的观众和体现主流价值，从而承载起当下的历史文化使命。
作为近代史的开端，辛亥革命所带给中国人民的不仅仅是枪林弹雨的血肉之搏，更是一种贯穿革命始终，荡漾于辛亥志士内心深处的魂灵的变迁，精神的折射和思想的力量。革命不仅需要刀剑，更需要精神；御侮不仅需要枪炮，更需要国魂。正如时人所论：“一 民族而能立国于世界，则必有一物焉，本之于特性，养之以历史，鼓之舞之以英雄，播之于种种社会，扶其无上之魔力，内之足以统一群力，外之足以吸入文明与异族抗。其力之膨胀也，乃能转旋世界而鼓铸之；而不然者，则其族必亡。兹物也，吾无以名之，名之日国魂。”正是怀着再造国魂的信仰与追求，辛亥志士们甘愿抛妻弃子、放弃个人的前途乃至不惜生命，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救亡图存运动中，演绎出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壮举。诚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林觉民《与妻书》所言：“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
从弘扬辛亥精神、再铸中华国魂的理念出发，《辛亥革命》以主流艺术创作的使命，通过对辛亥革命精神的深入理解与艺术再现，旗帜鲜明地张扬革命话语，调动一切艺术手段歌颂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辛亥志士，歌颂那种为国为民的坚定信念，舍我其谁的坚定意志，以及不畏险阻，知难而进，肩负祖国的安危，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华“国魂”内质，以激发新时代华夏儿女振兴中华的豪情。
《辛亥革命》中运用大量唯美的画面和诗歌般语言集中展示了一个个催人泪下、荡气回肠的历史场景：陈天华为理想奋身蹈海，徐锡麟为正义悲壮牺牲，秋瑾为信念噱慨赴死，七十二烈士为使命英勇就义。情节跌宕起伏，人物鲜活悲壮，场景气壮山河，无不激荡着革命主义、英雄主义的豪迈气概，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震撼力。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们从古至今，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正是《辛亥革命》所刻画的仁人志士的精神写照，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先觉先行者，他们所代表的再造国魂、冒死犯难的爱国主义精神时时刻刻激励着一代一代的中华儿女前赴后继，勇往直前，也是今天我们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力量源泉和精神内核。
借助所蕴涵的如此深刻的思想主题，《辛亥革命》具备了对现实的潜在观照，打通了历史和今天，成为现实精神建设强有力的艺术力量，使主流艺术作品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中始终占据文化领域的制高点和掌控话语的主导权。
余论
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辛》剧的价值不仅是一次全景式的历史呈现，更是一次深刻的历史反思。”《辛亥革命》唤醒我们民族的集体记忆，让我们重温历史，去体味在民族困厄中满目疮痍的中国社会，去感受在民族屈辱中劳苦大众的挣扎，去理解革命志士在艰难中的呐喊斗争，引发辛亥革命的反思，反思共和之路的艰辛与曲折。
“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辛亥革命也许不能完成所有的历史使命，或许会留下历史的遗憾，但其革命的进步意义不容抹杀。辛亥革命为20世纪中国的历史性进步打开了闸门，为中国带来了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以及史无前例的思想大解放，是20世纪中华民族走向振兴的基础。而正是基于对辛亥革命的反思和借鉴，催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乃至中华民族真正意义上的解放。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指出：“说到革命的准备，1921年开始的第一阶段，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
《辛亥革命》告诉我们：历史选择了孙中山，选择了辛亥革命，历史也选择了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发展正是对辛亥革命的继承和超越。在辛亥革命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激励下，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经过不懈努力，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和中国的繁荣强大。历史再一次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真正实现了令无数辛亥革命先辈们梦萦魂牵的民族独立、政治民主、民生幸福的美好理想和追求，真正完成了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志士们未竟的事业，并把它发扬光大。
时值辛亥革命百年，一部《辛亥革命》足以告慰先烈，激勉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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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宋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