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对于中国的周边地区来说，确是多事之秋，美国高调“重返”与强势“崛起”的中国的正面相撞，南海问题争端激化，美国强化与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的安全关系，以及美国抛出TPP倡议，如此等等，使得人们对于中国周边环境，甚至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局势格外关注。
美国战略重点向亚洲转移将会给这里投下什么变数，东南亚与中国的南海争端是否会改变这一地区的和平、合作的主题，来自于周边的压力是否会使中国转向更为激进的外交策略，中国国家主席、军委主席胡锦涛对于中国海军要加快推进现代化的讲话是否会带来中国军队实力又一次快速跃进，这些疑问，本刊约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原所长杨毅一一给予解答。
美国重返亚洲引发中国周边环境变化
领导文萃：美国高调推出关于亚太地区的新战略，特别是战略中心向亚洲转移，这种亚太新局势对中国会产生什么影响，您对这种局势与影响有何整体评价？
杨毅：美国高调宣布“重返”亚太或者更准确地讲，强化它在亚太的存在和突出它的影响力和主导力，对于中国的国家外部安全环境和发展环境，应该说是带来了新的压力，但也不是什么灭顶之灾。我们一方面看到美国的来势汹汹，同时也要看到它现在已经不可能一手遮天。现在的形势是全球化时代中全球范围内各国利益相互交汇，各种战略力量相互依存、相互借重的大趋势没有变。和平发展这个主流也没有变，美国不能够一手遮天，完全按它的意志办事。另外，美国的全球战线过长但能力不足的基本矛盾也没有改变。所以说，我们既要认真对待，同时要很淡定，这是总的感觉。
首先，我们不要被它这种来势汹汹所吓倒，同时要认真对待，在战略上要藐视、战术上要重视。这个问题处理好了，可以化解压力与危机，继续维护我们的战略机遇期，继续使我们的民族复兴事业能够顺利进行，这就是我对当前由于美国高调加强在亚太的存在的一个总体的评价。
领导文萃：美国加强这个“存在”之后，我们面对的其实就不仅仅只是一个美国的问题了，东南亚的很多国家，甚至可能还包括印度和日本，都会觉得自己的底气更足了一些，那么中国面对的局势会不会更加复杂？
杨毅：从实质上说，所谓美国的高调“重返”以及这些国家的反应，我觉得要看中国周边环境的变化，或者是中国整体的安全和发展的外部环境的变化。这里有两大背景或者说是因素，一个就是中国的快速发展，或者用西方的词汇叫快速崛起，另外一个就是美国的战略调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至今已经过了三年了，就全球而言，经济复苏乏力，各大经济体，特别是原来的那些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复苏乏力，其他方面的影响力也是相对在下降。而相比之下，中国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中国的整体实力在增长，中国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影响力，包括在地区的影响力，甚至在某些领域当中的主导力实际是明显上升的。面对这种情况，确实给外部一种很大冲击，无论是美国也好，其他国家包括周边国家也好，看到中国发展这么快，它们有一种不适应，甚至有一种疑虑，更有甚者可能还有一种恐惧。
另外，为什么说美国的战略调整也是中国外部环境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美国是急于结束长达十年的反恐战争的，前年底从伊拉克撤出作战部队，以及即将在2014年全部撤出阿富汗，因为这两场战争确实使美国的力量消耗很大。美国通过这十年来的反恐，无论在地缘政治和其他方面都得到了很多的收获，包括重新对中东的控制、南亚的军事存在等等，但更多的是消耗了很大的战略资源，包括国内经济问题突出。所以美国国内出现了所谓的占领华尔街、占领华盛顿、占领洛杉矶运动。这表达了民众的一种不满情绪，美国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了战略调整。事实上，美国重返亚洲也好，重返亚太也好，并不是从去年开始，只不过2011年显得更加突出。美国真正的战略调整实际从奥巴马竞选的时候就已经提出了。
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我们可以简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具体来讲，一个“中心”就是“重振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两个基本点”就是“国内建设”、“海外塑造”。也就是说搞好国内的经济，提高实力，国外就是塑造整个的全球秩序，更加强化或者恢复美国的领导地位，所以，在这个背景下两大因素就促成了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一些国家对此的反应，有一种迎合，也有一种利用。什么叫迎合，美国要回来，它面对的是什么，面对的是一个朝气蓬勃的亚洲地区经济体，这一经济体是以中国为主的；另外，面对一个强势上升的中国。美国的战略哲学是不允许任何大国对于任何地区拥有主导力，更不用说主导全球了。这样的话，它就把矛头直指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其他的国家也就趁势而为，借力用力，借美国的影响力来平衡中国的影响力。
应该说，中国近年来发展经济以及其他多个方面，不但使中国人民受惠，周边国家也受益良多。中国已经成为几乎所有周边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实际上给它们带来很多好处。但是这些国家看着中国发展很快，存在一种矛盾心态，既想借重你的经济快速发展，搭你的快车，同时又担心你影响力过大，力量过于强大，可能反过来会让自己感到害怕，担心中国有可能欺负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存在着一种新的矛盾现象，即在经济上靠中国，在安全上又靠美国，把美国拉进来。
美国有一种战略战术，成功地把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防范转移为中国和本地区其他国家的“集体矛盾”，这就是挑拨离间，利用这些国家对中国恐惧、疑虑的心态，挑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矛盾，这样就形成中国的外部环境似乎在2011年显得很严峻的表面现象。
化解中国外部环境恶化问题要坚持改革开放政策
领导文萃：出现这样一种新变化之后，对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杨毅：首先，中国的外部环境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恶化。一个国家的发展，特别是一个大国的发展，要有非常好的环境，和别的国家有良好的关系。也就是说，经济变大变强了，能不能赢得尊重，能不能拥有一种魅力，使别人欢迎你。现在情况似乎让别人看到，中国经济做大了，中国的影响力扩大了，不但没有赢得尊重，反而给别人带来恐惧，更不要说很有魅力很吸引人了。硬实力的发展并没有带来相应的软实力的收获，这样对中国的发展，不但从眼前，从长远来讲也是不利的。
第二，给中国处理相关问题增加很大的难度。比如我们跟周边国家在南海的岛屿、海洋权益、领土方面有些争端，恰恰是在中国快速发展或者是快速崛起的背景下，这些国家就利用跟中国的矛盾，高调宣扬中国威胁论、中国强硬论，来为他们自己无理的要求做所谓有理的解释，这就使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出现了一些矛盾。
第三，也破坏了相互的好感。包括周边国家的民众对中国就是恐惧，就是不好的感觉。对我们民众来讲，也有这种严重的心理影响。现在我们存在一种叫悖论也好，或者叫奇怪的现象也好，就是中国自己看自己，和外国看中国之间存在一个非常巨大的鸿沟。比如讲，我们自己看自己觉得发展很不平衡，还存在很多问题，包括我们的经济结构、地区差异、环境还有食品安全，以及公共资源分配合理性的问题等等，觉得都还存在很多问题，我们还需要发展，我们还是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外部看中国不得了，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而且中国还以这么快的速度在发展，与此同时，别的国家的增量很小（当然存量来讲，美国是最大的）。在这种情况下觉得往前看就是很害怕，觉得中国不得了，中国很厉害。这是一种认知差距。另外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我们的老百姓认为，最近这一两年，我们中国是备受欺负，无论是在领土争端还是海洋权益维护方面，我们都受那些国家，甚至是一些小的国家的欺负，很多老百姓认为我们的外交政策太软不够强硬。而外国无论是炒作也好还是印象也好，觉得中国是实力上升，说中国非常强硬，甚至手法比较粗暴，所以这两大认知的差距，就形成了国民感情的一种朝向负面的恶性循环。所以从这三个因素来讲，确实给我们的发展和安全、国家安全环境带来了负面影响。
领导文萃：在已经带来负面影响的情况下，中国如何去争取自己的最大利益？
杨毅：总的来讲，我个人觉得还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我们的改革开放战略，坚持推进在国内建设和谐小康社会的目标，在国际上推行我们一直以来就倡导的和谐世界，周边也是奉行和谐周边，推行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政策，扎扎实实按照我们这条路走。
坚持和平发展，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排除干扰，按照我们原来既定的方针继续走。面对目前这些外部的嘈杂也好，干扰也好，一定要非常淡定，稳住阵脚，不能随风而动，不能被别人的指挥棒把我们的节奏搞乱。实际上，只要我们中国坚持两手都要硬，就是和平发展与经济建设都要搞好，尽最大努力对地区和全球事务包括和平、安全、稳定和繁荣多做贡献；同时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一切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维护中国国家利益为准绳。既要和平，在需要的时候也要勇于斗争，不能别人说我们强硬我们就不敢强硬，对于强硬和不强硬的问题，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一定要理性，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领导文萃：刚才提到中国的国家利益，其实还是有必要再厘清一下我们的国家利益是什么？我们现在最主要的利益是什么？最应该坚持的东西是什么？
杨毅：实质上，对中国目前来讲，最大的利益就是“发展是硬道理”，当然这里的“发展”不单单是经济的发展，而是综合国力的发展，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以及国际影响力的发展壮大。顺利推进我们的社会主义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顺利实现民族复兴是我们最大的利益所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综合实力提高了，所以我们在国际的地位增强了，我们的利益扩大了，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的国际影响力也提高了，这就是最大的利益。
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政治制度的稳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等，对核心利益的坚守和争取，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这个态度要坚决，而且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让全世界各个国家，无论是大国、小国、中等国家都了解，不要侵犯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主张世界各国无论大小强弱一律平等，大国不欺负小国，小国也不能欺负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大国在欺负中国，小国也在挑衅中国，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一定要把这个道理讲清楚，就是规矩要立好，我们中国是守规矩的，大家都得守规矩，谁不守规矩，就得给它立规矩，这个思想我们一定要坚持。我们要理直气壮，我们不能因为别人说你可能强硬，你就该做正确反应的不反应了。我们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但是和平并不意味着我们害怕对抗，我们对一切尊重我们、友好对待我们的国家，无论是强、弱、大、小，都一律平等对待，对于任何国家想侵犯我们国家利益，我们一定要进行斗争，而且斗争要非常坚决，让对方知道，如果侵犯中国的国家利益，它受到的损失会大于它的收益的，那以后它就不敢再轻易欺负你。
处理南海问题必须采用和平的外交方式
领导文萃：现在民间的舆论认为，中国政府在南海问题上太软弱。那么您认为中国目前对于南海问题所采取的对策有没有改进的空间，如果有的话，又需要如何改进？
杨毅：在南海的问题上，我想不能笼统地讲我们国家的政策太软弱，因为南海的问题太复杂，它牵涉的不单单是中国和个别国家。而且这里面有历史问题、有现实问题，还有个大的国际背景就是美国因素的存在，以及中国崛起和中国发展这个战略背景的影响的问题，这些问题任何一个处理不好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会使中国在全局中陷入被动。在南海问题上总的原则，我们应该坚持几条，即在领土、主权完整这个问题上，绝对不能动摇，不能让步。宁失千金不让寸土，主权、领土方面一定要坚定不移，当然在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原来一直坚持就双边问题进行谈判，这个原则是对的，要继续坚持，因为双方的矛盾只能是通过双方互谅互让，依据最早的历史事实、现实的情况以及发展中的历史、现在和将来这几个方面结合起来进行考虑。第三者插进来会造成负面影响，使问题更复杂。但是涉及到两方以上都存在争议的，可以在必要的情况下，扩大到两至三方，或相关方慢慢来谈。
处理问题的方式，一定是要采用和平的、外交的，而不是轻易动用军事力量。我们不用军事力量吓唬别人，那些小的国家也不要利用它们自己所谓不断增强的力量，甚至把美国拉进来试图可以把中国吓住。想要通过军事手段解决是不能够彻底解决问题的。这样讲，不是说别人把刀架到我们的脖子上我们也不做反应，我们在军事上不先发制人，但是一定要防守反击，而且要让侵略者遭受到惨重的损失。
我们在具体操作上有没有可改进的空间，我认为是有的。首先，我们对那些国家，态度一定要更加鲜明。在领土完整、主权问题上要让对方明白不要做任何幻想，不要以为背靠着美国就能怎样，我们就会作出让步。其次，我们对于遵守“规则”的，要给予“奖励”，违反的要给予“处罚”。现在有的国家的做法就像我们民间一种说法，就是“碰瓷儿”。我们绝不能让“碰瓷儿”者尝到甜头。不论怎样，只要违反了“规则”，违反了国际原则，必然要让他受到惩罚，尝点苦头才行。我们不能光靠给糖吃，给奶喝，让那些会哭的孩子、会闹的孩子尝到甜头。而是一定要立规矩，哭、闹是没有用的，越讲道理越有好处，大家都好办，好解决。我觉得这方面我们软和硬方面都还有空间可以改进。硬就要非常坚定，在领土完整、主权等核心利益方面，中国绝不会屈服于压力，也不屈服于各种胡闹。但是，对那些愿意跟我们合作的，我们也给它更多利益。包括在东盟内部，实际也有这个问题。现在有个别国家，包括菲律宾、越南，想把这个问题牵扯到中国和整个东盟的矛盾，和美国、日本的矛盾乃至中国和整个国际社会的矛盾。以前我在跟美国人和日本人交谈的时候就说过，这个问题不是中国和国际社会的矛盾，我说你不代表国际社会。什么叫国际社会？国际社会是190多个联合国成员，并不是美国、日本和几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国际社会，也不是一两个跟中国有矛盾的国家就是国际社会。国际社会是个大家庭，而且广义来讲是一种国际关系准则――联合国宪章。所以，中国在南海问题上该硬的要更硬，该软的要更柔一些。总之，要创造一种氛围，制定一种规矩，这个很重要。
领导文萃：可事实上，目前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坦率地讲是相当被动。中国在培育与东盟以及东盟国家之间的良好关系上的努力以及取得的成果，是否会因为南海问题而功亏一篑？
杨毅：目前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处境非常被动。与东盟的关系，倒不至于功亏一篑，但是会受到严重的影响。这也给我们一个教训，就是光靠经济合作，或者单从经济上的让利和经济上的合作来换一个集体的安全利益是无法达成目标的。现在问题是中国输出经济利益，我们做出很多的友好姿态，结果使周边的国家经济上得利，但是在安全方面，他们仍然选择依靠美国。当然，这里我们看到有美国在背后搞小动作的因素。
现在，有个话语权的问题，我们一定要说清楚。现在的南海问题首先要说清楚领土主权、海洋权益的争端是中国和个别国家的问题，不关别的国家的事，解决的方式是和平外交，我们坚决反对其他的方式。其次，关于南海航行自由的问题。航行安全其实不成问题，是个伪命题。不要打着这个旗号来对中国进行遏制与干扰。实际上，我们对很多国家的发言加以分析的话就会发现，那些国家所谓的谴责中国，并不是谴责中国跟某一方存在领土争端，包括美国现在也不敢公开讲在领土争端问题站在哪一边，它只能说我在领土主权、海洋争端方面不沾边。但是，我要维护安全、和平、畅通。实际上这个地方的航行对任何国家，无论是商务航行还是军舰的航行，都没有障碍。现在，它们要把这么一个不存在的问题打造成一个问题，那就只能是一个伪命题。
领导文萃：在应对这个伪命题所采取的手段上，我们当前存在哪些不足？
杨毅：在外交上，我们在这一方面缺乏自己明确的信息、响亮的口号，只是被动地接招，而不是主动地点出它的破绽。比如讲，南海问题是航行自由权的问题吗？哪个国家航行自由权受到损害了？哪个航行自由受到阻碍了？大家举举例子。
在新的情况下，我们外交不能像过去那种表态过于简单，就只说这个主权一直属于我们的，而要讲清楚，把话说得更直白一点。而且要利用综合手段向国际社会讲清楚谁是受害者，谁是捣乱者才行。否则的话，会很被动，有理反而成了被告，没理的反而成了原告，这是很荒唐的事情。
领导文萃：在南海问题上，主要是民间舆论中一直有一种论调在鼓吹动武，您认为这种可能性存在吗？
杨毅：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基本上不存在。因为，现在的时代不是一个大国、强国利用炮舰政策来推进自己国家利益的时代。我们中国正处于一个特定发展时期，在发展过程中，受到现存超级大国或者霸权国――美国的监视，它就要对你进行防范，同时周边国家看到你强大起来又害怕，所以，是处于双重压力之下。我们在这方面，特别是在使用武力方面，一定要慎之又慎。
但是，为什么我们不排除使用最后的手段维护国家利益这种选项？因为，如果我们排除这种选项，那任何国家都可以欺负我们。所以，我们不首先攻击别人，在战略上不打第一枪，不先发制人，但不等于我不还击。如果说在南海，有些国家进行挑衅，特别是利用军事力量挑衅，那我们会给予坚决还击。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军事力量是不能完全排除的。如果排除这种使用军事力量的可能性，那就是自缚手脚，反而会鼓励那些胆敢和妄图侵害中国国家利益的人使用军事力量，反而会造成不稳定，造成不和平。
中国军队现代化需要继续推进
领导文萃：胡锦涛总书记在会见出席海军第11次党代会全体代表时，提出要加快推进海军转型建设，拓展深化军事改革。这一说法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您对这件事如何解读？
杨毅：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特别新的说法。我这么多年一直在海军服役，事实上海军的转型就一直在推进。现在转型主要是应对两个不适应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的军事能力和执行在信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完成局部战争的作战任务的需求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这是我们整体的作战能力，和我们军队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新使命之间的差距。这是就全军而言，作为海军也是这个问题。海军要维护国家的海疆，维护国家的海上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这方面能力是明显不足的。另外，现在各种作战平台和信息化条件，包括网络以及信息化的武器装备、训练的作战理论也是不适应的。所以，推行这个转型，实际上等于最近五六年，甚至十来年一直在进行的事情，这没有什么特别新的东西。我觉得外部过于敏感地解读了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是坚定不移地在推进我们的军队现代化，特别是海军现代化已经在进行和将继续进行。
领导文萃：根据您刚才讲的，它不是一个特别新的问题，但是这次胡锦涛总书记又一次提出这个问题，我是不是可以从反面推论，在这之前推进的效果并不是特别好？
杨毅：应该说我们的海军建设是取得长足的进步，包括我们的大型水面舰艇，像过去我在海军服役时我们的主战舰艇一般都是三千多吨，或者大部分都是一千多吨，甚至还有几百吨的，现在主战舰艇基本上都是5、6千吨以上，甚至8、9千吨。我们还有综合的补给船，两栖作战舰只都是上万吨的。我们现在有了医疗船，和平方舟在全球进行访问，播撒和平、友谊的种子。我们现在正在改建瓦良格号航空母舰。从发展的角度来讲，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进步在近5年、近10年，相当于过去的几十年，应该是翻倍地在发展。
但是同时要看到，我们跟发达国家相比，包括跟一些中等发达国家如日本、英国、法国等相比，在海军装备的先进性、作战理论的先进性、训练的先进性上，我们确实还有很大差距。可能我们船比他们多，人比他们多，但是实际从先进性方面、信息化建设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从这个角度来讲，推动这种转型应该说是追赶或者缩小这个差距。
领导文萃：这种差距，是不是也造成中国的军事力量并没有能够对周边国家形成一种有效的威慑？
杨毅：是的，它们现在有两种心态：一种对中国的发展很快感到很害怕，中国很快发展起来之后，可能会欺负它、收拾它，甚至报复它，同时又感觉到，目前中国确实还没有足够的力量让它们害怕。比如讲，我们中国现在没有航空母舰，如果我们的舰艇到那边去，我们在那里作战，没有空中掩护，作战能力会大大受到限制。设想如果中国有两个航空母舰编队长期在那里巡逻，那么就谁也不敢动。但是我们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的军事力量还不足以让那些胆敢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人望而却步。
中国需要多角度的立体外交来塑造良好形象
领导文萃：那么中国外交政策中的“韬光养晦”还需要继续坚持吗？或者说是不是其实存在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已经在实际操作中突破了“韬光养晦”方针而并未明确宣示？
杨毅：“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是邓小平在1989年，当时中国面临着西方整体压力，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整个国际环境压力很大的情况下提出的“稳住阵脚、冷静观察、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决不当头”等一系列的外交方针中的一部分。所以，它是一个整体，并不是孤零零的两句话。从提出的特定的时代背景看，在那个时期需要那样做。现在，我想应该给予它一个新的内涵。“韬光养晦”就是说我们中国现在高速发展，实力快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不要骄傲自满，不要张扬，不要高调咄咄逼人，而是要继续谦虚、谨慎。我觉得用谦虚、谨慎可能更确切一点。中国是和平发展的，非常谦虚、谨慎，愿意跟别人合作。中国不是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政治影响力、外交影响力强加自己的意志给别人。
要赋予“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新的内涵，我感到大概有几句话，一个是不逞强，二是不示弱，三是要示理，“示”就是“表示”的“示”，“理”就是“有理”的理，即要守规矩，还要讲信誉。我觉得在新的情况下，首先，我不逞强，我不胡作非为。其次，我不示弱，别人欺负我我不能够不吭声。第三，我要示理，我做事有理有节，有板有眼，我守规矩，按规矩办事，同时我要有信誉。谁要侵犯我的国家利益，我必然让它尝到苦头。
所以，我觉得应该在新的情况下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不要完全固守所谓表面上的东西。似乎一有所作为就不是“韬光养晦”了，或者说中国要有所作为就张牙舞爪了。一定要非常准确地理解，准确地把握。
领导文萃：那么，中国对于当前的亚太新局势应该如何自处和应对？
杨毅：总的来讲，要把握几点。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其次，要牢牢地把握中美总体关系的稳定、健康的发展。因为不论中国承认与否，美国依然是对中国国家利益，包括整个地区、全球地缘格局、战略格局影响力最大的国家，所以，把握好跟美国的全面积极的合作关系是重要的。实际上，中国和美国有很多分歧，甚至有一些利益冲突的地方，但是客观上中国和美国的共同利益在增多，尤其是在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繁荣上是有共同利益的。当然，两国具体的目标和手法是不一样的。另外，我们和其他的周边国家，包括俄罗斯、日本、印度都应该维护和平的自主外交，信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大家在共同利益上进行合作。
我觉得这方面中国需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主要的大国关系理顺。除了继续加强在这个地区的经济合作之外，中国还应该在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建造和推进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我们过去往往习惯于提供经济援助，但是在安全机制，特别是集体安全机制方面，我们做得比较少，今后应该进一步地推进和加强。比如参加多边的、双边的军事演习，或者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抢险救灾等，多派军舰对周边国家进行友好访问，促进相互合作，既展示我们的力量，同时又体现中国的良好意愿。我觉得，这几方面结合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长，随着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和平发展的战略，我想周边的环境慢慢会越来越好。
领导文萃：中国当前的和平发展战略是否需要进行修正？
杨毅：和平发展战略，我认为应该坚持。但是，就像我刚才所讲的，应该不断地赋予新的内涵。和平发展战略不能变，但具体在不同的时期采取什么手法，在具体问题上采取什么政策和对策，那要根据情况不断地与时俱进。
领导文萃：上面提到的中国看自己和外国看中国得出的结论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个鸿沟应该怎么去弥合？
杨毅：我认为应该加强对话，加强沟通，可能一开始叫突围，这个东西很重要，我们要了解外部世界，也要让外部世界了解我们。这就需要我们以更加务实的、更加有效的对外交流方式，不能光靠传统的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的方式，而要包括公共外交方方面面，党政军民学各行各业都要对外交流。另外，在对外交流上要避免那种说教式的古板的、生硬的说话方式，要以讲故事的方式，把一个真实的中国告诉别人。同时，要让更多的人到中国来，通过旅游、参观让他了解一个活生生的中国，一个真实的中国。我们中国的企业界，在经济上走出去的同时不要忘记把政治方面的作用也带出去，不单要在海外谋求国家利益、经济利益，同时要以自己的言行来体现中国和平发展的意愿，体现中国悠久的文化，体现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和各国人民的友情。
所以，我想这个工作它不是简单地单纯由国家领导人――国家主席、总理来完成，而应该是所有的官员，所有的人，包括宗教人士、文艺界人士、方方面面的人士都参与进来。这样的话，就会给人一个立体的、鲜活的、真实的中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