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我国农村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与此相伴的是，传统农村的价值世界领域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民的价值世界出现了“沦陷”和“撕裂”，尤其是在体制深刻转换、结构深刻调整、社会深刻变革的转型期，表现尤为突出，必须采取措施予以解决。
道德力量衰落
传统农村是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单位，人们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频繁互动中，建立了亲密关系和相互的了解、信任，形成了共同的习俗惯例、规范和道德观念，从而构成了支持这些非正式社会规范运行的舆论环境。其实这些均可归纳在道德的范畴之内。这些道德范畴通过社会化的途径渗透到农民的内心深处，成为他们行为和意识的一部分、成为约束农民行为的道德力量。如果有人逾越了自己的位置与角色所“规定”的行为边界，就会被认为是行为越轨而受到村庄普遍的舆论鄙视并承受着心灵羞愧的惩罚和自责。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渗透，随着“村庄共同体”被打破，村庄逐渐成了陌生人社会和半陌生人社会，利益原则成了乡村社会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纬度。先前乡村社会既有的行为范式、价值观念被普遍怀疑、否定，或被严重破坏，逐渐失去对社会成员的影响力与约束力，从而使得社会成员产生存在的意义危机，行为缺乏明确的社会规范约束，呈现某种紊乱无序状态。诸如：自我价值的认知完全趋于利益化；村庄不再有共同的荣辱、是非、对错、善恶的判断标准，不再有地方性的共识、规范和伦理。农民们现在可以逐渐不再受道德力量的约束，不再受乡村道德舆论的谴责，可以脸不红心不跳地干许多违反乡村道德规则却不一定违反法律的事。
人情关系异化
人情关系是人的一种内心深处的需求和精神的寄托。传统农村人情往来是乡村社会关系的重要特征，它以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为中心，使每个农民及其家庭形成特定的“人情圈”。改革开放后，利益因素的侵入已在不断地侵蚀着乡村社会人情关系中的感情因素和亲密感，农民们逐渐以物欲化、工具化的角度来看待人情关系，基于社会交换中的情感支持、互惠规则的人情关系逐渐变得麻木、冷漠，村民间基本的人际互动难以维系，导致了乡村社会村民间的信任危机，其反过来又促使乡村人情关系更加疏离。
此时的人情与人情关系已失去了人情的本真意蕴，由人们自由、自主的本质活动而蜕变成为一种被迫的、扭曲的、片面的活动，一种人们用以谋生、维持生计的手段。异化或物化了的人情交往活动不仅失去了属人的自由的本质特征，而且使得人情关系变得更加势利、冷漠、虚伪而世故，从而也就部分丧失了人情所应有的价值。农村熟人社会实质上已处于“解体”的状态。
民俗传统消失
传统民俗是乡村特有的文化遗产。民俗是一个民族尤其是农民的精神图腾，其发挥着巨大的整合功能，承载着村民的精神归宿和身份认同。人们在这样的活动中找到了自身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拜金主义的盛行，人们关注于金钱和利益，传统民俗的生存空间急剧缩小。尤其是随着大量劳动力的外流，农村空巢化突显，其实质是农村成人的集体缺席，加深了农村的民俗危机，许多民俗仪式如各种生活仪式（喜宴仪式、婚礼仪式、丧礼仪式）、各类手工制作（脸谱、木版年画、剪纸、刺绣、草编、面花、纸扎）、乡间（艺人）技艺绝活、表演评论等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再也找不到传承的对象。民俗的流失在不断地吞噬着农村的生存环境尤其是人文环境。
可以说，随着乡村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公共精神的丧失，农民们沉溺于对物质与利益的追逐，已经不知道用什么价值来统领他们的精神世界，农民的精神逐渐无处可依。这不仅极大冲击了传统乡村文化的地位，并使在乡村社会中产生具有同一性、稳定性和持续性的价值体系逐渐“瓦解”和趋于“崩溃”，使其越来越失去自身的意义而走向消亡，内聚力消弭，村庄也越来越成为一盘散沙。
同时，城市文化则通过各种“压迫式”的方式和“短、平、快”途径不断向乡村社会灌输自己的文化理念与精神，改变着乡村社会的价值理念与存在状况。当“一切向钱看”或者是“一切用钱来衡量”成为一些人所信奉和坚持的价值准则时，农民原有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居住状态、人际关系甚至语言习惯都在潜移默化地发生变化，他们越来越无法在乡村社会找到家园感、归属感、依赖感和生存价值。这导致乡村社会逐渐陷入紊乱无序状态，不利于和谐农村的构建。有人说，“一旦农村无法呼吸，那么城市也将窒息”。因此，必须对此予以重视。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