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政治”是民国时期知识精英认识和分析中国古代政治的重要概念，是历史研究中重要的理论分析视角，也是历史教科书书写中公认的权威知识。民国时期该观念通过小学历史教科书广泛传播，逐渐从精英群体延伸到普通大众，遂成为普通大众认知、分析中国古代历史的基本视角和不证自明的知识预设。这种诠释不仅深深影响了民国民众对中国历史传统的建构与认知，也影响了时下国人对中国历史的正确评价。
[关键词]专制政治；民国教科书；小学历史教科书
[中图分类号]Ｋ０９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１８Ｘ（２０１２）０２－０１３７－０５
张国荣（１９７４―），男，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讲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安徽淮北 ２３５０００）
一
１９世纪末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影响，西方许多社会科学概念逐渐被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所掌握，进而成为解构、建构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基本概念或理论分析工具，并进一步进入社会大众的观念之中，演变为人们认知中国历史的一般知识。其中，把民国以前的政治制度称为“专制政治”的认识，是这些概念集合中一个重要子集。尤其是对这种制度的否定性评价，至今仍然影响着当下的许多国人。
“专制”、“专制主义”、“专制政治”、“专制政体”等概念都是从西方引进，并被用来分析解释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概念工具。其相对应的西文是“Ｄｅｓｐｏｔｉｓｍ”，汉语常将其翻译为“专制、专制主义、专制政治”等。据侯旭东考证，最早将“Ｄｅｓｐｏｔｉｓｍ”翻译为“专制政治”的应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人。１８７６年，日本人何礼之根据英译本将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翻译为日文《万法精神》时，明确将中国政体划归为“专制国家”[１]。１９世纪末，逃亡日本的中国维新人士及留日中国学生最早通过日语接受了这一翻译，时间大约是在１８９９年。[１]随后，在梁启超、严复、孙中山等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的大力宣传下，中国古代专制政治的概念逐步流行开来，成为批判中国古代政治的有力理论武器，同时也被用作分析中国历史、解释落后原因的理论利器。
在“专制政治”观念引入的初期，使用该概念的，基本上还仅仅局限于中国少数的精英知识分子之间，但是进入民国之后，随着传播工具与传播渠道的多元化，这一观念逐渐演化成了一个认知中国历史的常识性概念或话语形式。其间，不容讳言，历史教科书在该概念的传播中承担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对于这一历史现象，侯旭东等学者亦有所体察，但皆未能展开系统的论述。鉴于“专制政治”的观念对于中国近代以来的中国史研究的深刻影响，本文试以小学历史教科书作为切入点，考察“专制政治”观念在教科书书写中呈现的使用形态，透视民国历史教科书撰写者如何把“专制政治”观念，通过历史叙述转变成为普通大众认知及分析中国古代历史的基本视角乃至不证自明的知识预设，以推进我们对近代史学史发展的认识获得进一步深入。
二
１９１２年帝制垮台，民国建立，共和肇始。为了彻底和过去决裂，建构新政权，民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建国新方案，其中对小学历史教育做出了明确规定：“本国史要旨，在使儿童知国体之大要，兼养成国民之志操。”[２]（Ｐ１０）“国体”教育便以国家意志的形式被强制规定下来。在这种政治情势下，民间教科书出版机构遂纷纷而起，组织编撰了一系列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历史教科书，以适应市场需要。而“专制政治”观念则于此时，以合法的形式正式进入历史教科书的叙述之中，成为新国体与旧国体决裂的标志，并逐渐成为“野蛮”政治的代名词，形成反衬民国“民主政治”优越的重要参照观念。
为了说明当时教科书的这种出版情况，我们选取不同出版机构、在不同时期所编的有影响力的典型历史教科书作为分析个案，具体体察“专制政治”观念是如何在教科书编著者的历史叙述中被“放置”的。
首先是商务印书馆。作为以教科书起家的近代出版机构，商务馆一直以教科书的编撰为经营的主要业务，对于近代教育及近代观念的输入与传播皆有重大的影响。从笔者掌握的现有资料看，商务馆中较早把“专制政治”观念引入小学历史教科书的是１９１３年出版的，由傅运森编撰，高凤谦、张元济校订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在这本教科书中，“专制”等词语频繁出现，似乎成为和秦始皇等帝王相伴的专有名词。这本教科书也明确把民国前的中国历史称为“专制时代”。比如教科书序言中说：“我国专制时代，君主年号最多。”[３]（Ｐ２）在“秦始皇”一节中说：“始皇务行专制之政，焚诗书、坑儒生，收民间兵器以为金人。”[３]（Ｐ９）“秦之帝制”中又说：“秦始皇灭六国，统一海内，自谓德过三皇，功高五帝，因建号皇帝，都咸阳，厉行专制，尊君卑臣，举海内人民土地，悉为一家所私有。”[４]（Ｐ５）在这本教科书的叙述中秦始皇和专制之间如影随形。“近代之文化”一节中，编者对民国前的制度又再一次进行全面总结曰：“迨清之季世，共和民权之说输入，民志一变，卒推翻数千年专制之政体，而建中华民国，洵国史之光荣也。”[５]（Ｐ１８）另外，１９１５年出版的北京教育图书社编纂，王凤岐等校订的《实用历史教授书》，也延续着上述教科书的表述。
到了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商务版小学历史教科书编撰者对中国“专制制度”的表述，比以前更加完备。如吴研因编著的《新法历史教科书》，便采用更朴素的口语化的言语将“专制政治”的“余毒”做了充分的阐发，在他的描述中，“专制政治”切实地变成了社会痛苦与不幸的制造者，以秦始皇为代表的历代专制帝王，则无一例外地成了与人民相对的“反动者”。
吴研因在他的教科书序言中首先申明：“本书取材注重民本的、群众的、进化的、世界的、实在的、扼要的、积重的、实用的、感发的、适时的，十大要点，和已出的历史教科书完全不同，所以加上‘新法’两个字。”[６]（《编辑大要》）而他在《新法历史教授书》中对上述十大要点做了进一步的具体阐发，并且反复使用与专制相关的词语，如“专制之弊害”、“一人一姓之美谈”、“武断专私”、“阿谀文饰”、“独善忠君”等。其反专制的编撰宗旨一目了然。在其具体的教科书行文中这种思想也表露无遗。如“秦始皇的专制和反动”一节中，对秦始皇专制政治痛加针砭，称其“想他的子孙永远做皇帝，传位下去，没有穷尽”[６]（Ｐ１３）。此外，在“缇萦上书救父废肉刑”一节，吴氏教科书说：“但后代昏王酷吏，严刑重罚，灭族挖心的把戏，还不时有的，这真是专制的余毒，文明世界所少见的了！”[７]（Ｐ１９）“清和民国交替的远因”一节，吴氏总结中国古代历史说：“闹了几千年，一治一乱，循环往复没有一个端倪。武昌起义，民国成立，才把循环式的‘帝王专制’打破了，找出一条‘民主共和’的大路来。这真是一大进化哪！”[８]（Ｐ２５）
３０年代，教科书表述也是延续如前。如１９３３年徐映川编著，王云五、傅纬平校注《复兴历史教科书》中，“宋以后中央集权的完成”一节，就对中国古代政体的发展进行了具体的分析：“秦、汉行郡县制度，实际上还不能把全国政权集中于中央，这是因为旧日封建制度影响太深的缘故。……所以宋以后中央权力渐渐巩固了。……此后元朝的官制，大致沿袭宋朝。明清两朝更变本加厉。外官、总督、巡抚权任虽是加重；但完全听受中央的箝束，尚有督、抚触忤呼皇帝的意思；一经皇帝降旨调动，甚至革职?问，那是凛凛奉行，断不敢丝毫违抗的。”[９]（Ｐ４２－４３）
其次是中华书局。成立于１９１２年的中华书局，虽较之商务印书馆成立为晚，但是其甫开业即推出《中华教科书》系列，以适应国内教育时局的巨大变革，并在推行“中华”系列教科书的实践中获得巨大成功。它以“本最新之说，遵教育部通令，以独立、自尊、自由、平等之精神，采人道、实业、政治、军国民之主义。程度适合，内容完善，期养成共和国民以植我国基础”[１０]（Ｐ１０）为编撰指导，以总经理陆费逵提出的“民国行共和政体，须养成共和国民”[１１](Ｐ６２６)为出版宗旨。这一崇高的使命感决定了中华书局版教科书把反专制、颂共和作为其自觉的文化使命。如小学历史教科书中，章嵌等编制，陆费逵等审阅的《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特色。教科书编辑大意中说：“民国肇造，五族一家，是编注重于统一国土，调和种族，务使以往之专制观念，不稍留存与后生心目之中。”[１２]（《编辑大意》）表现出编撰者与过去彻底决裂的决心与态度。唯因如此，“秦始皇之统一”一节中，编者的叙述是：“秦庄襄王灭周，其子政又并六国，一统中夏，定都咸阳，自号始皇帝。废封建之法，立郡县之制……焚诗书，坑儒士，禁民偶语。君主专制之威，于斯为盛。”[１３]（Ｐ１）而“最近代结论”一课则总结说：
自满洲代明至民国成立，谓之最近代……世宗严察刻厉，专制君主之最后模范也。……自此以后，教徒扰乱，外交失败，屡损国威，然以专制政体演成此现象，固为不可逃之公例。及民国成立，清帝退位，从此吾国历史上得一大结束。扫专制之旧习，增民族之光荣，是又在自今以后之国民矣。[１４]（Ｐ１１）
至于“清廷逊位与民国成立”一节论及清廷皇帝退位、袁世凯在北京任大总统、民国政府迁至北京，则称“于是数千年专制政体一变而为共和矣”[１５]（Ｐ１０）。由此可见，中国“专制”之说已是中华书局版历史教科书论证民国“共和”合法、合理的主要依据，而反“专制”则是这些编撰者组织教科书时的价值预设。
后来，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华书局出版的小学历史教科书，同样在中国“专制政治”的定论上丝毫未有让步。如杨?、庄启传编《新式历史教科书》，姚少华编、金兆梓校《小学历史课本》，李直编、陈棠、张相校《新中华历史课本》等，基本上都是对这一观点的持续阐述。
再次考察其他一些出版机构。民国期间，除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外，还有许多出版社参与教科书编撰。为表明普遍性，我们下面试列举几例，以透视其他出版机构在历史教材编纂方面，所表现出的对于民国前的历史政治形态的认知与表述，以期窥一斑而知群豹：
――朱翊新编辑，魏冰心、范祥善校订《新主义历史课本》（世界书局１９３２年版）。“明太祖的专制”一课中说：“明太祖用这种专制手段来压服人民，目的是在维持君权。但是君主一人的耳目有限，所以他虽有宦官不能预政的禁令，事实上仍用宦官为爪牙，以致酿成宦官专权，流毒全国，民众怨恨，激起变乱。”[１６]（Ｐ９－１０）
――储?编《北新历史教本》（北新书局１９３２年版），“一个专制魔王”一节这样描述秦始皇：“他在十三岁的时候……便继了王位……一切事件不论大小，他总要查个明白。……不久攻灭六国，统一中国，秦王自己便称为‘始皇’。但是他虽做了这个至尊的专制魔王，心理还不满足，常想要长生不死才好。”[１７]（Ｐ２０－２１）
――教育总署编审会著《高小历史教科书》（北平，著者自刊１９４０年版）“秦始皇统一中国”一节说：“西周初年的封建制度，不能说没有中央集权的倾向，但中央集权制的确立，实始于秦始皇。”[１８]（Ｐ２０）“明代的宦官与朋党”中说：“君主专制的局势，到明代而达于极点。”[１９]（Ｐ５）
――国立编译馆主编《高级小学历史》（国定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１９４６年版）在“中华民国成立”一节中，对清帝退位的历史意义的表述是，“数千年以来我国君主专制制度结束的标志”[２０]（Ｐ５）。
由上述列举的种种主要历史教科书的表述看，民国期间，对中国古代政治形态持“专制政治”的观点已成知识界基本共识，对这种政治形态支配下的中国古代政治在学理上的否定，已是教科书编撰者自觉的行为。于是，因教科书的广泛传播，这种观点也从书斋走向社会，逐渐影响到普通受教育的民众。
三
上述历史教科书，是我们选择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以及其他出版机构不同时期的教材。其中傅运森、张元济、吴研因、徐映川、王云五等商务印书馆的元老们所持的观点，基本能够代表整个商务印书馆历史教科书编撰者群体的观点。而陆费逵、金兆梓、范源濂、李直等中华书局的开拓者们所编及所校的教科书，同样具有代表性。又加上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占据整个教科书市场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从阅读历史教科书的小学生人数而言，其数量必定是很庞大的一部分。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一文中记载，“全国所用教科书，商务供给什六，中华供给什三，近今年世界书局教科书亦占一部分”[２１]（Ｐ２７７），可见其影响之大。还有，从《民国时期总书目（１９１１―１９４９）：中小学教材》的统计数字来看，１９１１―１９４９年间，共出版小学历史教科书５２种。从单本教科书来讲，重复出版的次数相当惊人。下面我们把前面出现的各教科书出版情况列举如下，从一个侧面管窥这种出版盛况。首先中华书局版，潘武、章嵌编《新编中华历史教科书》，１９１３年１１月初版，到１９１５年６月已是第６版。章嵌编著《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１９１３年５月初版， １９１４年３月已经５版。姚少华编《小学历史课本》（１―４册），第１册，１９３３年５月初版， １９３６年５月８９版，９６版；第２册，１９３３年５月６版， １９３６年９月８３版；第３册，１９３３年７月１３版， １９３５年４月５２版；第４册，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３０版。[２２]（Ｐ８８）李直编《新中华历史课本》，１９２８年３月初版，１９３１年１１月已是第１８版。
其次商务印书馆，傅运森编撰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１―６册），其中，第１册，１９１３年１月初版，１９１４年７月已经是３０版；第２册，１９１３年７月２９版， １９２１年５月６９版；第３册，１９１３年１月初版，１９１３年４月２９版；第４册，１９２１年７月５５版；第５册，１９１３年２月４版，１９１３年４月１５版；第６册，１９１３年７月２０版[２２]（Ｐ８５－８６）。吴研因编纂《新法历史教科书》（１―６册），第１册，１９２０年６月初版，１９２３年３月５７版；第２册，１９２１年５月２７版，１９２２年１０月４７版；第３册，１９２１年４月２５版；第４册，１９２０年９月５版；第５册，１９２２年２月２５版；第６册，１９２２年５月２５版。[２２]（Ｐ８７）徐映川编著《复兴历史教科书》（１―４册），１９３３年７月初版，第１册，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７５版，１９３５年３月１５２版；第２册，１９３５年３月１３７版；第４册，１９３４年６月９７版[２２]（Ｐ８８）。可见教科书的复制与传播之广。
当然，在民国初期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这两家出版社所发行的教科书占据全国教科书的绝大部分。当时的许多人都是读着这两家出版社所出版的教科书成长的。叶圣陶说，可以说，凡是在新中国成立前进过学校的人没有不曾受到商务的影响，没有不曾读过商务的书刊的。[２３]（Ｐ３０２）胡适评价说商务印书馆是“一个支配几千万儿童的知识思想的机关”[２３]（Ｐ５１）。学者李侃也说：“现在五六十岁以上的知识分子，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就是在中、小学时代，从中华书局出版的各科教科书中，得到基础科学文化知识的。”[２４]（Ｐ６８３）而其他出版机构所出版历史教科书在社会不同层面同样参与到小学生历史认知的构建中。由此，“专制政治”观念传播幅度之广可见一斑。
总之，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把中国从秦至清的政治组织形式视为“专制政治”，在民国期间已成为知识界普遍公认的知识，是诠释中国古代政治的重要历史观念。随着这种观念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植入历史教科书的文本中，并逐渐被普通国人所熟悉和掌握，成为中国政治文化中重要的负面符号性观念。虽然这一时期历史教科书的个别编撰者不乏对传统政治体制的公正认识与评价，但从整体来说，否定之说仍占主要地位。同时，对中国传统政治的过分贬损，反衬的是对西方自希腊以来的民主政治的无原则的高度赞美与虚假想象。这一点在历史教科书的编撰中尤为突出（将专文论述）。
当然，这种叙述策略的实质，蕴涵有近代以来知识界对于帝制政治的反省，以及在反省基础上产生的对于民主政治的向往，但是也不可否认，其中亦不乏西方知识霸权对中国历史撰写者群体精神的影响。周宁曾指出：“中华帝国的东方专制主义形象，既是‘停滞帝国’形象的延伸，又是对它进一步的解释。……西方的东方专制主义话语起源于希腊，复兴于文艺复兴时代。中国形象作为‘孔教理想国’的时代，人们想不到将君主开明、政治廉洁、道德淳朴、文化优雅的中华帝国与邪恶的东方暴政联系起来。直到启蒙运动后期，东方专制主义话语才开始‘收编’中国形象。”[２５]（Ｐ１１）而民国教科书编纂者们不加过滤就匆匆消费了这些概念，并把这些引入的概念通过教科书传播于社会，这种集体无意识行为不啻为西方权力――知识霸权在中国社会扩张，起到了鸣锣开道的作用。诚如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部分党员“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现象进行了批评，并直接指出：“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２６]（Ｐ７９８）可见，对中国传统历史包括政治形态的西方式误读，是整个近代社会知识界中普遍现状。而这种自清末民国以来的认识趋向，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做出学术上的理性反思，恰恰相反，当下我们对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认识仍然没有走出民国知识精英设计的分析路径与西方知识精英设计的话语结构，对其否定、批评之说至今不绝于耳。如果说民国期间知识界是时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的话，进入２１世纪的中国在民族自信与自尊方面已取得巨大进步，对待传统应该更加理性，真正从学术上做出符合中国自身历史事实的分析。
另外，我们还要认识到民国知识精英把中国古代政治组织形式称为“专制政治”有其一定合理性，符合中国部分历史真实。因为考察中国古代各朝的权力运行机制，我们发现中央权力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集中于皇帝手中，皇帝具有无上的权威与尊严。这一点其实在民国至今的政治学著作中已有无数次论证与说明，我们无须在此赘述。但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在中国广大的边疆或者说中央核心权力所不及的京畿以外边缘地区，皇权权威与控制力是否就有效，事实上也是一个值得具体地深入研究的问题。梁启超说：“中国之地太大，人太众。……其于民仅羁縻勿绝，听其自生自养而已。我民因君相不代我谋，于是合群以自谋之。积之既久，遂养成此一种政体。故以实情论之，一国之内，实含有无数小国。朝廷之与地方团体，其关系殆仅如属国。政府与民间，痛痒不甚相关。无论何姓代有天下，而吾民之自治也如故。”[２７]（Ｐ２６０）应该说，就广大边疆地区而言，其统治方式也许有多种，或者说其权力的来源有多种，皇权非权力唯一合法性基础。就以统治力非常强大的汉、唐、明、清等朝来说，其中央权力能量的传导也是有限的，对西北、东北、西南、东南等广大边疆地区“统而不治”的情况也是常态，所以和亲与羁縻怀柔等政策常见于史书中。也许杜赞奇提出的“复线历史”[２８]（Ｐ３）更符合中国古代政治统治方式的真实存在。其实，民国精英们提出中国古代“专制政治”统治之说，其政治推销作用远远胜于对中国古代政治事实的描述，在特定时代对于民众的思想启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把此认识作为一种公式，去笼统表述中国古代政治的组织制度，现在我们认为是不全面的，也制约了我们对古代政治组织形式中中央与地方、中原与边疆、地方与地方、边疆与边疆间复杂互动关系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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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立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