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2月底，周恩来在法国巴黎小住后，于1921年1月5日抵达伦敦。不久，他初步办妥爱丁堡大学入学手续，随即以此亲笔写就的家书向国内父辈禀报一切。
第一封：1921年寄自伦敦，收信人“周贻康”
“我曾将此家书捐赠给相关研究机构，但由于信无头无尾，造成了收信人的误传。经过调查，我证实了祖父周贻康才是真正的收信人”。
这封信真实记录了当时周恩来的历史足迹，生动描绘了他在异国经历的新开端，包括学习、生活等种种情景以及思想动态。在看到伦敦“交通复杂，人种萃集，举凡世界之大观，殆无不具备”的景象后，周恩来写道：“故居伦敦者，并不能周知伦敦，欲知伦敦，非专心致意于研究实验不为功，故伦敦为世界之缩影。在伦敦念书，非仅入课堂听讲而已，市中凡百现象固皆为所应研究之科目也。”
欧洲是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理论的源头地区，而英国既是世界的缩影，更是当时典型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周恩来在此作社会考察，然后再作俄英两国的比较，有利于探索中国向何处去的救国之道，对青年周恩来做出政治抉择具有重要意义。
“这封信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见证。”“它让我们看到，周恩来在探索治国之道过程中，如何从一个杰出的青年学生运动领袖迅速成长为一个日益成熟的职业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者。”
第二封：1939年寄自重庆，收信人“周恩?”
周恩来的另一封家书，已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此信于1939年由周恩来自重庆托人设法转送到上海，收信人为他的同辈幼弟，即周尔鎏的父亲周恩?。信中向二伯母程仪贞和周恩?告知父亲周贻能已从贵阳辗转至重庆，全家平安团聚，并为其父亲欢庆生日。其主要目的是按预定计划通知周恩?迅速赴渝工作。
信以端整庄重的正楷写就，与他通常的行草体书信很不一样。信中写道，“分手两年，居时念弟。今春得一来书甚以为慰”，“不识二妈大人身体精神两康健否？”寥寥数语，可见周恩来对亲人的牵挂。
周恩来给家人的信常以“来兄”、“鸾兄”(他的乳名为大鸾)或“七哥”等变换不定地署名，信也往往不直接通过邮局而是利用党外人士转递。这既反映他性格活泼开朗，又表明了他身处敌统区所采用的工作方式。
周尔鎏还回忆了一些家庭往事，“周恩来的生父曾由祖父提携在身边工作”。“我的祖母程仪贞自周恩来7岁起就非常喜爱他。周恩来、邓颖超对她老人家照顾长达60年，直至她九十高龄辞世。我的父亲是同辈中最小的幼弟，比周恩来小10岁，周恩来当年常为他洗脸，赠送玩具、连环画，讲解《三国演义》，教他学习英语和做体操等，彼此手足情深。”
――选自《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