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民市民化是近年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问题，也是目前社会学领域研究的重要方向。由于职业过于单一，进城农民在经济利益、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这三个维度上都难以达到与城市人口相当的水平，这是进城农民难以融入城市的重要原因。因此，应该选择提升进城农民人力资本、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创造新就业机会的路径选择来促进进城农民的职业分化，进而实现进城农民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化”。
[关键词]农民市民化 职业分化 经济利益 政治权利 社会地位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12）01-0037-04
[作者简介]张斐男（1984―），女，黑龙江绥化人，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实习员，研究方向：应用社会学、环境社会学。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城镇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带来的不仅仅是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各种不适应城市的症状伴随着社会问题也日渐显现出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2010年发布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认为，中国在未来20年将有约4亿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如何使这些农村人口顺利转变为城市居民，避免出现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不适应，尽快实现农民市民化，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文将针对这一问题展开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双重阐述。
一、我国农民难以真正市民化的学理探究
早在2005年，郑杭生先生就提出了农民市民化的命题，认为农民市民化应当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他认为，“市民化的理论涵义强调：一方面农民在实现身份与职业转变之前接受现代城市文明的各种因子；另一方面在实现转变之后，发展出相应的能力(capability)来实现自身的市民权利，完全融入城市。”同时，郑杭生提出了农民市民化的四种研究路径：一是从城市的角度，分析农民工、城郊农民、迁居城市的农民等如何在市民化过程中进行维护、抗拒、接受与融合的过程及其政策内涵；二是从农村的角度进行论述；三是大城市城郊失地农民的市民化问题；四是国内外都市人类学对进城农民尤其是少数民族农民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的关注。
近年来，围绕这四种研究路径，社会学领域就农民市民化问题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在诸如农民工市民化、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以及失地农民市民化等方面有深入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目前，认为农民难以顺利转变为城市居民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第一，户籍制度及相关制度的安排是农民难以转变为市民的制度化原因。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城乡二元体制在客观上限制了农民成为市民，使得农民即使通过进城务工等方式提高了自身的经济地位，由于户籍制度及相关制度的限制，其相应的社会地位、政治权利和福利待遇都没有得到改善，因而难以实现市民化。第二，受教育程度低、自身素质不高是农民难以转变为市民的个体因素。持此观点的学者主要从人力资本的角度论述了农民转变为市民所面临的困境。认为农民自身的知识、技能难以适应城市需要，因此难以实现市民化。第三，从文化适应的角度探寻农民市民化的社会心理动因。这类研究主要针对第二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问题进行了探讨，一些定量研究发现即使有的农民能够通过土地换得市民身份，在户籍上成为“城里人”，但其价值观、思想和行为方式却很难改变，因此，并没有适应城市生活，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
这些研究分别从宏观和微观、内部和外部分析了农民市民化过程中所面临困境的原因，涵盖了深层次的制度因素和社会心理因素。笔者认为，在农民市民化进程中，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鲜被提及，就是农民转变为市民后的职业变化以及进城农民的职业选择和分化对他们融入城市的影响。
雷德菲尔德认为，在俗民社会，劳动分工不明显，每个人做的事也是另个人做的事。而在城市社会，经过充分的社会分工，人们从事不同的劳动，社会分化为不同的领域，成为较之乡村更为复杂的社会。这是农村生活与城市生活最大的差别，也是农民难以适应城市生活的根本原因。社会分工带来职业上的差异表现为社会各个阶层的差异。农民市民化需要通过更深层次、更广泛的职业分化，使农民不仅仅以农民工、小保姆、服务员、清洁员的身份出现在城市最底层，让农民进入更多的、社会地位更高的职业领域，才能使农民尽快适应城市生活，走进城市生活的内部，建立起不同于传统俗民社会的价值观，最终改变原来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顺利实现市民化。
职业所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经济地位，还包括社会声望和权力等等。不同职业的人所具有的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生活方式、价值观是完全不同的。因此，进城农民所选择的职业和城市人的普遍差异，造成了农民与城市人口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上的不同，从而成为农民难以实现市民化的主要原因。
二、农民市民化与
职业分化的三个维度解析
农民的职业分化是指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一部分农民逐步从农业生产领域转移出来进入其他非农业生产领域。这里进一步引申为进城农民由体力劳动向非体力劳动部门转移。对于通过外劳模式转变为城市居民的农村居民来说，主要职业集中在产业工人、服务员、保姆、清洁工等方面，靠出卖劳动力，居于社会底层。对于通过以土地换身份的农村居民来说，虽然获得了城市居民的身份，并且或多或少地换得了一些经济利益，但仍然难以改变自己的职业追求。下面我们就从进城农民职业选择和分化的角度，来分析为什么目前的农民市民化面临困境，以及如何逾越这些困境。
有学者将进城务工的农民分为智能型、技术型和体力型。智能型农民主要指那些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具备一定的社会资本，善于经营管理的人。这类农民进城后很快成长，有的成为自我雇佣的“个体户”，有的成为私营业主，甚至还有一小部分人能够自主创业，成为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技术型农民是指那些接受过技术培训，具备特殊技能，能够凭技术在城市立足的人。由于市场对于技术的刚性需求，这部分农民能够在城市中获得较好的经济收入，有的人还能够凭借个人能力逐渐脱离技术岗位，上升至管理岗位。体力型主要指那些依靠体力劳动在城市谋生的农村人口。他们缺乏智能型农民和技术型农民所具备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只能凭借体力劳动生存在城市中。这部分人即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广泛分布在建筑、交通、娱乐、服务业。他们中间年纪较大的希望在城市获得一定经济收入后返回农村生活，对于实现市民化缺少主观意愿；而年轻的一代，即“新生代农民工”则具有较强烈的市民化的愿望，希望成为城市一员。但也正是这一部分农民，因为缺少必要的技能难以扎根城市。下面，笔者就从经济利益、政治权利、社会地位这三个维度来对农民市民化与职业分化进行解析。
1. 在经济利益方面，在城市生活的大部分农民仍然居于社会底层，与城市居民难以持衡。2011年底，中国社科院《中国青年农民工项目综合政策建议报告》显示，我国青年农民工的收入仅为本地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30%。靠体力劳动在城市生存的体力型农民占进城农民总数的70%～80%，他们的职业构成单一，大多从事体力劳动，经济收入非常有限。一些占地农民通过土地获得了城市身份，逐渐适应了城市生活，树立起适合城市生活的价值观，顺利地实现了市民化。但对于大部分进城农民来说，仍然无法自主地摆脱土地的限制，并没有对土地――农民最大的财产行使独立自主的支配权，在城市中仍然无法进入对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管理阶层，只能进入收入较低的职业领域，这一现象突出表现为失地农民进城后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因此，农民市民化始终难以摆脱经济收入低的困境，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改变不了自己的职业地位，既不能通过个人的人力资本改变，又无法通过财产收入改变。
2. 在政治权利方面，市民化的农民很难获得话语权，在政治领域难以维护自己的权利。如果说农村中还存在一些能够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精英的话，那么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就是绝对缺少话语权的一群人。一小部分智能型和技术型农民通过努力上升到社会管理层，获得了较多的权利，对于个人发展和城市生活有了更多的选择权。而绝大部分体力型农民仍然是社会弱势群体，无力改变自身境况。主要原因还是这一群体所处的职业阶层。一方面，他们广泛分布在社会底层，并且缺乏稳定性，缺少组织意识，缺乏政治参与的能力和自信，很难寻求组织层面的帮助，主动选择了“缺席”；另一方面，有影响力的政治权力往往掌握在政治精英手中，比如公务员阶层，而进入这一阶层的农民是少之又少的。因此，从政治权利方面看，市民化的农民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缺少权利表达的渠道，对于自身权利和利益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正是他们所处的职业阶层决定了他们作为一个“沉默的群体”的现实。
3. 在社会地位方面，市民化的农民仍然处于社会底层，很少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韦伯认为，社会地位是社会分层的重要标准，甚至比经济收入还具有决定性作用。社会上那些在声誉方面获得具有较高一致性评价的人，具有趋于一致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他们构成了一个身份群体。这种身份群体是以成员的声望决定的，以成员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为基础的。某一群体对于其他群体具有一定的排斥性。在城市社区中，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互相排斥的现象屡见不鲜。同样生活在一个社区中，一名律师和一名水管工即使成为邻居，也很难成为具有一致价值观的朋友。可见，社会地位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职业决定的。由于职业的差别，信息接收能力、生活习惯、行为方式都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在这样的差异背景下，农民在城市中往往极不适应，甚至受到排斥。
通过经济利益、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这三个维度的解析，可以看出，智能型农民和技术型农民能够较好地适应城市生活，因为他们通过对财产的合理支配、对社会资本的运用以及对个人能力的开发在城市中获得了较好的职业。在工作中，他们接触到更多的城市人，学习到城市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因此这一群体实现市民化比较顺利，在经济收入、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上都能够，或者说有机会达到与城市居民相当的水平。但对于人数占进城农民2/3左右的体力型农民，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由于他们所处社会底层，职业单一，往往是城市人不愿从事的脏、累、重的工作，经济收入低，在企业中没有话语权，与城市人打交道的渠道也很狭窄，在各个领域都遭遇了市民化困境。因此，基于以上分析，职业的分化已成为农民市民化的必然选择。
三、促进我国进城农民
职业分化的路径选择
鉴于以上分析，农民市民化的关键在于引导和支持农民不断进行职业分化，进入不同的职业领域，尤其要通过一些制度安排，使农民有机会进入具备较高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职业，使进城农民不再仅仅以农民工的身份参与城市生活。智能型和技术性农民能够较好地适应城市生活，顺利实现市民化，主要在于他们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具备一定的可自主支配的资本，作为他们创业的条件；二是具备一定的技术能力，用人力资本去换取城市生活的通行证。因此，从这两个方面出发，农民实现市民化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有二：一是获得一定数额的可自由支配的资本。土地是农民最大的资本，但农民只具有使用权。如果能够通过耕地获得在城市生存的资格和资本，那么农民将获得更多、更好的扎根城市的机会。二是接受职业教育。一方面，职业教育能够为进城农民提供生存技能，使他们有能力立足城市；另一方面，现代职业教育在教授技能的同时，也具有传播价值观念的作用，能够帮助农民更快地熟悉城市文化，建立起适应城市生活的价值观。因此，应该选择提升进城农民人力资本、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创造新就业机会、促进进城农民的职业分化，实现进城农民真正市民化。
1. 提升进城农民人力资本，夯实农民职业分化的自身基础。改变目前城乡教育投资单一化格局，继续加大政府教育投资，并鼓励多种投资主体参与，扩大助学贷款范围，降低助学贷款门槛，使更多进城农民的子女更易于接受教育，提升科技文化素质。以产业发展的用工需求为导向，大力开展针对性培训。这样就以高素质劳动力的输送来促进进城农民的职业分化。
2. 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提高农民职业分化的速度。加快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建设，建立城乡之间统一的资源共享信息服务系统，同时促进劳动力市场服务的多样化，以关怀人性的全方位服务真正满足进城农民的不同需求。继续深化以户籍和土地制度为重点的各项改革，逐步消除城乡户口等差别，消除就业歧视。积极健全进城农民在住房、失业、养老、医疗等方面的保障，消除进城农民职业分化过程中的后顾之忧。
3. 创造新就业机会，扩大农民职业分化的空间。进城农民职业分化主要依靠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因此，应继续促进城乡产业结构调整，并在宏观、微观政策上更多地向城镇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倾斜，进一步发挥其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功能, 持续扩大就业容量，以空间增长逐渐促进进城农民的职业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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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Professional Division in Migrant Workers Citizenization
Zhang Feinan
( Heilongjiang Provinci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ei Longjiang Harbin 150018)
Abstract: The peasants citizenization is the key problem in our country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town, also is the important research direction in social science in recent years. Since the occupation is too single, peasants in the economic interests,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status of the three dimension are difficult to achieve relatively level with city population. It is the important reason to difficult to integrate into the city of peasants. Therefore, we should choose the new path to promote the migrant peasants occupation differentiation, including to ascend into human capital of town peasants, promote the flow of rural surplus labor,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to create, so as to realize the real meaning of " peasants citizenization".
Key words: Peasants citizenization; Occupation differentiation; Economic interest; Political rights; Social status
（收稿日期: 2012-01-07 责任编辑: 垠 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