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前看：男，1970年生于四川泸州，初中毕业，1996年来到北京，先后在保安公司、饭店、送水站、工地、垃圾场干过，勤劳善良，性格温和，孝敬父母。 向前进：男，1973年生于四川泸州，小学毕业，1996年来到北京，先后在保安公司、饭店、送水站、工地、垃圾场干过，好吃懒做，性格暴戾，经常打架，有偷盗行为，2000年，在一次意外事件中死亡。
向前看和向前进是亲兄弟。我认识他们是在2002年，那时候，向前进已经死了。我认识的是向前看。向前看是哥哥，他的身上，贴身的衣服口袋里有一张弟弟的照片。所以我认识哥哥的同时，也认识了弟弟。向前看不仅给我看了弟弟的照片，还给我看了弟弟的骨灰。那骨灰就放在他的床底下。在一个黑颜色的小罐里。小罐，拿白布包裹着。里三层，外三层，中间还有三层。整整，包了九层。
向前看一见面就给我看他的弟弟，是因为我也是四川泸州人，还因为早在四川泸州，向前看就知道我是诗人了。在北京，很偶然，向前看又读到了我的小说《我爱北京》。在《我爱北京》里有许多我的真实生活。所以没费多大的劲，向前看就找到了我。向前看说，我在老家，就读过你的诗了，你的诗都是写农民的。向前看还说，读了你的诗后，我就把你当做哥哥了，后来又读到你的小说，我就想，我一定要来找你，要把你当做哥哥。你不反对我把你当做哥哥吧连春哥哥？向前看问我。他紧紧地抓住我的手，浑身乱抖，竟然哭了起来。那天，是在我打工的办公室，向前看一哭，弄得我很不好意思。一办公室的人，都直朝我看。我赶紧向领导请假，把向前看带到办公室的楼下。那儿有一小片树林。在树林里，向前看哭得更加放肆了。向前看边哭边给我说他和他弟弟的故事。末了，向前看要我帮他出个主意。这个主意是：他如何给他的父母交待弟弟的死，因为他知道父母爱弟弟胜过爱他，虽然弟弟有种种恶习，偷父母的钱，打骂父母，但是父母还是更爱弟弟。
向前看不知道如何给父母交待，是因为弟弟的死是他造成的。当然，那是意外。由于弟弟好吃懒做和偷盗的恶习，害得向前看的工作一次比一次差。因为他要保护弟弟，而弟弟却总是给他带来麻烦。那麻烦一次比一次大。最后一次麻烦，起因仍然是向前进偷了老板的钱。垃圾场的老板是个河南人，精极了，当场抓住了向前进。两个人打起来。向前进掏出了刀。在向前进要把刀捅进老板的胸口时，在那一瞬间，向前看扑到了向前进身上。向前看把向前进扑倒在地。那刀就扎进了向前进自己的胸口。向前进死了。垃圾场的老板被向前看的行为感动了，就把垃圾场划出五分之一，给了向前看。就这样，向前看也成了一个小小的垃圾场的老板了。
向前看起早贪黑没日没夜地干，再加上他为人温和，老实，肯吃亏，垃圾场经营得一年比一年大。每个月，向前看都要用他和弟弟的名义给老家的父母寄钱，所以向前看除了有一个自己的垃圾场外，并没有攒下钱，所以已经三十五岁的向前看，至今仍然是一个光棍。
向前看最大的人生理想是：回到老家，娶一个老婆，然后把父母和老婆一起带到北京。
但是向前看不敢回家。弟弟死后，向前看一次也没有回过家。
上个月，一个星期三，我一个人在办公室值班，向前看又来看我。我们俨然成了兄弟，无论多忙，一个月里，他总要来看我一次，而我也总要去看他一次。向前看给我带来了一张《北京晚报》。说实话，我从来不看报。那张报纸上登了一则很特别的广告。向前看说他是无意中从一堆旧报纸里翻看到的。登广告的人说，他在寻找一个诚实可靠的四川人，有一项特别的工作要交给这个四川人做，如果工作完成得好，将得到一个特别的回报。这则广告一下就吸引了我，当即，我就给登广告的人打了电话。
电话通了，响了很久，没人接。我摁下重拨键。电话又一次响起来，又响了很久，在铃声快要结束的时候，电话终于被拿起来了。紧跟着，一个苍老的男人的声音，抖抖索索地传了过来。肯定是个老头儿。喂。老头儿说。你好，我说，我看到你登的广告了。嗯。我是四川人。四川什么地方？四川泸州。泸州什么地方？沙湾。沙湾？沙湾是什么地方？沙湾就是沙湾。噢，我换一种问法，沙湾属于泸州的什么县？沙湾不属于什么县，属于市中区，现在叫江阳区。噢，是这样……请问，你要找泸州什么县的人吗？是的。什么县？这个，我不能先说。好吧，请你等等，别挂电话，这里还有一个泸州人哩。是吗？是的，其实，还是他先看到报纸的，我这就把电话给他，你继续和他说话，好吗？好的。我把电话交到向前看手里。喂。老头儿说。你好，向前看说，我是泸州古蔺县的人。古蔺县什么地方的？赤水镇。赤水镇？真的？真的。赤水镇什么地方？向家沟。向家沟？这么说，你姓向。是，我姓向。噢……啊……你等等。听得出，在电话的那一端，老头儿激动起来了。老头儿激动了一会儿，平静了下来，问，喂，你还在吗？我还在。向前看说。我们能见面吗？能。见面，我是想看看你是否诚实是否靠得住，请原谅，我说话很直。没关系。噢，我现在可以再问你一些别的问题吗？可以，问吧。你多大了？我三十五岁。哪年来北京的。1996年。在北京做什么工作？我……你没有工作？我做过很多工作。现在做什么？我……有一个垃圾场。有一个什么？垃圾场。我明白了，你在北京捡垃圾。是的，我在北京捡垃圾。你没有上过学？我初中毕业。噢。说到这里，我听出老头儿有挂电话的意思，赶紧从向前看手里拿过电话，说，大爷，我是先和你通话的人。嗯，有什么事吗你？我想再占用你一分钟时间，给你说说我的情况，好吗？你说吧。我叫白连春，也是初中毕业，我写诗，写小说，目前，在北京一家很有名的杂志做编辑。噢你叫什么名？白连春，黑白的白，连长的连，春天的春。好，我记下来了。
说到这里，电话，在另一头，被挂了。看来，老头儿是个很有脾气的人。我放下电话后，为了掩饰尴尬，喝了一口水。然后，我拿起了一篇稿子。我装出看稿子的样子，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我示意向前看坐到墙边的沙发上去，不要站在我旁边。我还把向前看的杯子给他拿了过去。向前看也喝了一口水。我们开始等电话。很快，电话就响了。不是老头儿。一个作者，问他的稿子的事。放下电话，不一会儿，电话又响了，仍然不是老头儿，仍然是一个作者，正好是我熟悉的作者，浙江的薛荣，他的小说《情书》通过终审压了两年，总算发表了，我是责任编辑，于是，我们多说了几句话，谈了谈他的小说，以及我的诗歌，还谈了最近的一次文学活动。他问我为什么没有参加。我说我晕车。我不好意思告诉他：其实，我是没有资格参加。后来我们又说了几句闲话，就挂了电话。电话刚挂了又响了起来。还不是老头儿。还是一个作者，问怎么投稿，问杂志的稿费是多少，问我们是不是只发名家的作品。我一一做了回答。我极没有耐心，但是强忍住不发作。我烦这种电话。这种电话很多。这个电话刚接完，电话就响了。是老头儿。老头儿说，电话怎么总占线？老头儿说，我问你，他和你是什么关系？他是我兄弟。亲兄弟？不是，我是认的兄弟，我这一辈子就认了这么一个兄弟。好，我相信你，现在，你记下一个地址，你和你的兄弟立刻过来，我们聊聊。不行。为什么？我得等下班后。好吧。噢，你那个地点太远了，下班后我们赶过去，要两个小时，聊一会儿，半个小时，再赶回家，要三个小时，太晚了。那怎么办呢？你能不能过来？不行，我走不开。那……我有一些迟缓。电话那头的老头儿立刻说，就算了吧。说着，就有挂电话的意思。哎别！我们去，七点钟见。为什么又要来了呢？老头儿问。一，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二，为了表示我们对你的尊敬。为什么要尊敬我？你们还不认识我呢。已经认识了，我相信：你值得我们尊敬。那，七点钟见。好的。我挂电话啦？啊挂吧。
老头儿提供的地址在北京某著名大学的校园内。七点钟，我们准时见了面。小湖边的亭子里坐着一个头发比雪还白的老头儿。我们还没有走进亭子，老头儿就站起身，给我们招手。我们走进去，老头儿就握住了我的手。你是白连春。老头儿说。我笑起来，给老头儿点点头。随即，老头儿牵着我的手，我们一起坐了下来。老头儿说有件事请你原谅。什么事？我们通完话后，我打了114，得知你那个电话果真是杂志社的，为什么我要这么做呢？因为你的电话是我登了广告后接到的第一千零一个电话。噢，这么多。是的，我还在网上发了消息，这，已经是半年前的事了，说到网，第一次挂电话后，我立刻上网查了你的资料，还真不少哩。说到这里，老头儿话题一转，问，你们还没有吃晚饭吧？没有。我也没有。我们到附近吃点吧，学校里就有小饭店。
吃饭的时候，老头儿又说了许多话。问我在学校里有没有认识的人。我说有。于是我说了两个教授的名字。我还说其中一个教授和我关系不错，这个教授给我的诗歌写过评论。听我说了这些，老头儿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就这样，吃过晚饭后，老头儿把我和向前看带到了他的家。我们在客厅里坐了一会。老头儿给我和向前看都泡了茶。客厅里有沙发，有电视，有冰箱，墙上挂着一些画和一些字，和许多知识分子的客厅类似，没有什么特别的。后来，老头儿把我们带到了卧室。
卧室里放着一张很大的床，床上躺着一个老太太，同样，头发比雪还白。老头儿走到床前，轻轻地坐在床沿上，将右手伸到被子里，握住老太太的一只手，说，我老伴儿，我们两个都是这所学校的老师，我姓赵，我老伴儿姓向。说了这句话后，老头儿就停住了。于是，我和向前看转着身地看墙。老头儿家的卧室很特别。特别在墙上。墙上，贴满了地图。都是那种很大的办公室专用的地图。在床头的那面墙上，贴的是一张四川地图。这，我和向前看都认识。因为那地图上面的空白处印着四川地图。另外三面墙上贴的地图，我们就不认识了。虽然地图上都印着字，但是都是外语。我们不认识。我们这样看地图的时候，躺在床上的老太太就看我们。她的眼睛很黑很亮，一闪一闪的，目光却很柔和，像极了春天的泉水，可以肯定，老太太年轻的时候一定漂亮。
啊。老太太说。
我老伴儿向你们问好，老头儿说，五年前，她得了脑溢血，昏迷了整整一年才醒过来。
听老头儿这么说后，我走到床前，也轻轻地坐在床沿上。我和老头儿坐的位置，正好面对面。我没有看老头儿，我扭头，接住老太太的目光，看着老太太。你好，我给老太太说，你是四川人，对吧？
啊。老太太说。老太太努力在脸上做出笑容。
古蔺的？
啊。老太太脸上的笑容灿烂极了。
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回老家看一看？
啊。老太太脸上的笑容僵住，两个眼睛的内眼角同时挤出泪水。两颗又大又浑浊的泪水。
我说错了？我赶紧问老头儿。
没有，老头儿说，老头儿脸上立刻堆起笑容，你正好说到她的心坎上，她是高兴。
噢。听到老太太是高兴，我也将我的右手伸进被子，也握住老太太的一只手。我说，那另外三张地图是你们孩子的所在地？
啊。老太太说。是的。老头儿说。两个人几乎同时说。
都在什么地方？我问。
这是美国的华盛顿，老头儿说，同时，用另一只没有握老太太的手指了一下，是我们的大儿子，那是法国的巴黎，我们的小儿子在那里，说着，老头儿也用手指了一下，这一张，是瑞士，我们的女儿在那里。我老伴儿得脑溢血的头一年，我们还打算去瑞士哩，护照都准备好了，就在动身前一个星期，我老伴儿病了。幸亏我们还没有去，要在瑞士病了，麻烦可就大了。
那，向老师病了，孩子们回来了吗？
没有，他们忙，没有时间，老头儿说，他们只是寄了钱回来。
啊。老太太说。
说着，老头儿和老太太，两个人的脸上都有了泪水。看到他们真的伤心了，我立刻转移话题，说，向老师姓向，说不定和我兄弟还是亲戚哩，我兄弟也是古蔺人。古蔺什么地方？我问向前看。
赤水镇向家沟。向前看赶紧回答。向前看一直站在我的身后。
听到向前看说他是赤水镇向家沟的人，老太太脸上的泪水当即就汹涌成海了，而且，老太太脸上的肌肉也哆嗦起来。
啊。啊。啊。老太太连着说了三个啊。显然，老太太激动了。
我们到了客厅。我们喝了一些水。我和向前看挨着坐在沙发上。老头儿坐在我们对面一张可以摇晃的软椅上。时间已经很晚了。老头儿看出我们有想走的意思，说，如果你们要走，我不留你们；不过，我希望你们在这里住一晚上，一，我这里住得下，还有两间闲着的卧室哩；二，其实，更重要的话，我还没有给你们说，怎么样？是走，还是留下，由你们决定。
我们留下，如果不给你添太多麻烦的话。我赶紧说。一点也不麻烦。老头儿说。说着，老头儿打开了电视。老头儿把电视的声音调得很大。电视机紧挨着躺着老太太的卧室的门，那扇门，一直是开着的。电视里正放着一个外国的节目，或者，干脆说，收的就是一个外国台。果真是一个外国台。
老头儿说，这是瑞士台。
老头儿说，每天晚上，我们都要看一会儿电视。
我看，我老伴儿听。老头儿说。
养成习惯了。老头儿说。
我们看电视。电视里的内容，凭画面，我只能懂一小部分。向前看能懂多少，我不知道。我们大概看了一个小时的电视。这期间，老头儿换了两个台，都是外国台。我想，一定是他的两个儿子的台。然后老头儿关了电视。然后老头儿走进躺着老太太的卧室，低声和老太太说了几句什么话，好像是要老太太睡觉。然后老头儿关上了那间卧室的门。做完这些，老头儿走到坐着我和向前看的沙发跟前。我知道老头儿也想坐在沙发上，以方便和我们说话，于是我示意向前看朝旁边挪一挪。老头儿坐在了我和向前看中间。老头儿在我和向前看中间坐下后，并没有急着说话。老头儿闭上眼睛，仰着头，靠在沙发上，那么呆了好一会儿。我知道老头儿在考虑如何和我们说。也许这些话，很难说出口。轻轻地，我把老头儿的一只手，拿在了手里。老头儿立刻握住了我的手。
连春，老头儿说，其实，我非常怕接到你们的电话。
我已经接了一千个电话了，都不是你们的，老头儿说，我很高兴，但是又很失望。
我差不多要绝望了，老头儿说，然而又满怀喜悦。
找不到一个准确的词来形容我的心。老头儿说。
说着，老头儿站起身，在我和向前看的肩膀上分别拍了一下，今天很晚了，先睡觉吧，既然我们已经认识了，有些话，改天再说，也不迟，是吧？是。我赶紧接着说。于是老头儿把我和向前看带到另外两间卧室看了看，问我们，你们愿意分开睡呢还是在一起睡？我们一起睡。我说。其实，我最怕和人一起睡了，但是为了减少老头儿的麻烦，也为了向老头儿表示我和向前看是兄弟，我只得说我们一起睡。
先洗个澡吧。
好的。
第二天，很早，老头儿就在厨房忙了。我起床后，到厨房给他打招呼，问他有什么需要帮忙。老头儿把头埋得低低的，说没有。老头儿的声音有些喑哑，眼睛也有些红肿，虽然他极力想掩饰，我还是看见了。我赶紧离开厨房，走进洗漱间。吃了早饭，老头儿送我们到车站。一路上，我们都沉默地走着。我以为老头儿要给我们说那件特别的工作了，结果，他什么也没有说。我知道老头儿的那件特别的工作很重大，也没有问。就这样，我和老头儿分了手，再也没有见过老头儿。
向前看，我也是一个月后再见到的。显然，向前看完成了老头儿交给他的那一件特别的工作。向前看瘦了，更黑了，眼睛里藏着悲伤，而脸上荡漾着喜悦。那天，是星期二，上午，九点钟刚过，向前看一进办公室就旁若无人地扑进我的怀里。哥哥。哥哥。向前看这样叫我，同时，脸上，泪水已经出来了。我怕影响同事工作，更怕领导不高兴，赶紧拉着向前看的手，来到楼下的小树林。我现在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向前看浑身乱抖地说。
怎么你就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我问。
我太幸福了，向前看说，真的，我到北京立刻就到你这儿来了，我想告诉你我好幸福啊，我想告诉全世界所有的人。说着，向前看扭转身，对街边走路的人挥舞双手，喊，我很幸福！为了制止向前看进一步的疯狂举动，我搂抱着他，把他拉到围墙跟，摁着他坐下，要他平静下来，慢慢地给我说。紧挨着他，我也坐了下来。
我就是幸福。向前看说。说完了这句话，向前看倒在我的怀里就睡着了。就这样，向前看一睡睡到天黑。在睡眠中，他还时不时地说幸福我很幸福我就是幸福。我抱着他。我的胸口和手臂都麻了，还有尿也憋得不行。我早上喝的玉米粥。我感到我的膀胱就要破了。我忍啊忍啊，一直忍着，眼泪都流出来了，就是不忍心弄醒向前看，因为我知道向前看从来没有幸福过。那天，向前看很幸福，而我，非常痛苦。我痛苦，不仅因为那天我由于一天没有工作被记了旷工，还因为饿，还因为那一泡尿，确实把我憋坏了。向前看一醒，我就把他推开，在地上坐的时间太长，我站都站不起来了，手也哆嗦得厉害，裤缝处的拉锁，拉了半天也拉不开，只好松开皮带，解下裤子，那么半坐半跪在地上，就尿了。我半坐半跪着，尿，淌在地上，把我膝盖以下的裤子，全弄湿了。那一泡尿，我尿了差不多半个小时。
夜里十点钟，我才把向前看送到他的垃圾场。在向前看的小屋里坐着三个人，一个老头儿，一个老太太，一个女孩。一下，我就明白向前看为什么幸福了。毫无疑问，老头儿是向前看的父亲，老太太是向前看的母亲，女孩，是向前看的妻子。
我一直惦记着登广告的那一对教授夫妇，很想知道，那，究竟是一件什么特别的工作，向前看，又是怎么完成的。完成了，按照广告上说的，他得到了什么特别的回报。
这件事，我彻底了解清楚，是在下一个月，又一次漂的聚会上。向前看幸福了，这次漂的聚会就由向前看做庄家。地点，就定在向前看的垃圾场附近的公园里。这是一个村庄修建的公园，只是一片小小的绿地，没有椅子，也没有健身器材，大家就围着两棵槐树坐在地上。这次外省人的聚会，有三十二个人参加，包括向前看的父亲、母亲和妻子。在如此众多的人面前，向前看很激动，在地上也颤抖得坐不住，几乎说不了一句完整话。大部分情况，都是向前看的妻子说的。
如我当初猜想的那样，老头儿登报找一个四川人，准确地说，找一个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赤水镇向家沟的人，是为了让这个人帮助他带着他的妻子回老家。妻子的老家，他一次也没有去过。他找到了，这个人就是向前看。在决定把这个工作交给向前看前，老头儿还去过向前看的垃圾场，在那附近做了调查，以证实向前看的诚实和可靠。但是当老头儿给向前看说明工作的时候，却遭到了向前看的拒绝。向前看哭了。老头儿也哭了。当然，他们都是哭自己的哭。哭着哭着，两个人抱在了一起。两个人抱在一起后，又哭了一会儿。向前看就同意了。于是他们坐飞机，坐汽车，坐船，走路，总算到了赤水河边。他们刚到赤水河边，一直不能动且只能说啊的老太太，坐了起来，清楚地喊了一声妈妈，然后就死了。看着老太太死了，老头儿挨着老太太坐下，把老太太紧紧地抱在怀里，脸贴着老太太的脸，也死了。向前看吓坏了，他把他弟弟的骨灰扔在草丛里，跌跌撞撞地跑进了村。半个小时后，老村长和老支书带着一村的人来到赤水河边。一个小时后，镇派出所的警察也来了。
原来，老头儿有严重的心脏病。他的心脏衰竭得早就不跳了。县里的法医说，他早就应该是一个死人了。真是奇迹啊。法医感叹。
原来，老太太果真是向家沟人。她在解放前就离开了向家沟，读书，闹革命，参加工作，虽然把一生都奉献了，她的家人，在解放初期，仍然先先后后死了。她伤心极了，一次也没有回过家乡。但是她老了，却一天一天想起家乡来了。我家门口的河，是全世界惟一一条红颜色的河。在没有得脑溢血还能说话的时候，不止一次，她这样给老头儿说。
死在家乡，是老太太最后的惟一的心愿。和深爱的人死在一起，是老头儿最后的惟一的心愿。他们，总算都实现了自己的心愿。他们当了一辈子教授，桃李满天下，却没有攒下钱。他们的工资，全都用在孩子和学生身上了。他们把学校分给他们的房子，留给了帮助他们实现心愿的向前看。
老头儿死后，警察从老头儿身上搜出了三封信。一封给当地政府，说，他们死了，想埋在一起，就埋在赤水河边。一封给北京的某个律师，说，他们的房子给向前看。一封给向前看，表示感谢。
通过北京的那个律师（也是老头儿和老太太的学生），向前看把老头儿给他的房子卖了，把钱给了向家沟的老村长和老支书，委托他们把村小学的危房推倒，重新修建。现在，向前看和他的父亲、母亲、妻子，很幸福地生活在北京南郊，经营着一个垃圾场。向前看的妻子怀孕了。如果是儿子，就叫德嘉，如果是女儿，就叫小汀。不止一次，向前看给我说。
德嘉，是老头儿的名字。小汀，是老太太的名字。
责 编：鄢文江
题 图：苏于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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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下期推出：何仁勇的《离开那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