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在分析哲学的基础上，厘定了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普遍价值的内涵；在唯物史观视阈下，基于全球化的宏阔背景，廓清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普遍价值的内在维度。在文化交流为介质的全球交往中，勾勒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内在真蕴为本位的，具有中国元素和中国话语的，讲求“民众利益”至上，持守“和而不同”的立场，高擎“公平正义”的旗帜，力求“普遍共赢”的宗旨为主要内容的“普遍价值”的基本向度。
关键词：分析哲学；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普遍价值；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B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3－0018－06
在讨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普遍价值”时，文化在这里所起的通约性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一般而言，文化，“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而言，是那种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人们作为社会的成员而获得的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合体。”在这种浓聚厚重情怀的复合体里。人们在分享着物质财富的同时，寻求的更是一种精神的慰藉和托付，是跋涉心路历程中的“归乡”之感。“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所昭示的亦是对血浓于水的“文化”本真意蕴的回归与考量。我们当下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根植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沃土之中，是民族精神和时代风尚的展示；而“普遍价值”论题的提出，是全球化语境下价值多元、思想激荡和包容他者的时代风潮的共时显现。我们经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普遍价值”各自构成元素的筛选厘定，达致二者内涵上的基本接榫：基于逻辑的自洽，对他们相同内在元素的并和、求同的基础上，契合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内在真蕴为本位的，具有中国元素和中国话语的“普遍价值”的基本向度，彰显出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文化等为最内核的中国精神、中国气魄的意识形态的意蕴在引领世界价值观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接榫：分析语境下的“价值”、“普遍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释义
在厘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普遍价值”内涵之前，有必要对“价值”本身涵义予以分析。从词源上追溯，“价值”一词最初表达的是用途或积极作用之意，也有“‘掩盖’、‘保护’、‘加固’，后来演化成‘起掩护和保护作用的’，‘可珍贵的、可尊重的、可重视的’等等”之意涵。在学理层面，我们所考察的“价值”现象，虽然有着极为多样化的情境和表现，但其发生和存在的基础都离不开以人为主体的各种各样的对象性关系。这种对象性关系表征在人类历史活动中，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显现为一个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的全部要素和环节都具有人的、社会的、人类的精神特性并映现出实践和认识始终显现、遵循着人类特有的“两个尺度”的圭臬。马克思在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人类劳动的“两个尺度”思想：“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在此，从主体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过程观之，动物只是按照自身种的需要来进行生产，其活动只遵循动物自身所属的种的尺度，即“物的尺度”。然而，人同其他动物截然有别，人的实践活动不受自身物种的限制，“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由是观之，真正的人类劳动，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是实现主体自身需求和创造新的需求的活动。是一种实现人类本质力量的活动。“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它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在这里，人类本质的对象化活动即劳动。是人“使自己二重化”并“直观自身”的过程：同时，马克思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人类劳动实践之窗――在人类的劳动实践过程中，人可以把自然界变为“人的无机的身体”。并表现为：“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来说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说来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他的对象，就是说，对象成为他自身。对象如何对他来说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这里更明确地把“对象的性质”和“本质力量的性质”相提并论，以明证人类对象化活动蕴含着两个方面的维度：对象的和人的。即：(1)“对象的性质”所规定的客体尺度；(2)人的“本质力量的性质”所规定的主体内在尺度。这里的主体内在尺度，即是指价值尺度，其决定了价值现象的本质和特征，它是价值的根源。
在唯物史观视阈下，作为主体的人具有能动的创造性，人通过实践活动将自己的内在需求、意志和本质力量物化在客观对象中，改变对象的存在形式乃至内部结构、其规律起作用的方式，使其从“自在之物”转化为体现人的意志和目的并满足人需要的“为我之物”，甚至创造出自然界原本没有的、按自然界的规律永远无法自发生成的客观事物并“为我所用”。至此，在人类的对象性活动中，同时伴随着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过程。客体主体化中所彰显的客体对主体的意义和满足――这种关系中的实质――就是价值的内蕴。马克思指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并且人对“成为满足他的需要的资料的外界物……进行估价，赋予它们以价值或使它们具有‘价值’属性”。综观而言，我们认为价值是“对主客体相互关系的一种主体性描述，它代表着客体主体化过程的性质和程度，即客体的存在、属性和合乎规律的变化与主体尺度相一致、相符合或相接近的性质和程度。”
在词源学上，“核心”一般指中心或群体中的主要部分。在分析哲学语境里，核心价值可以视为“能够体现社会主体成员的根本利益、反映社会主体成员的价值诉求，对社会变革与社会进步起维系和推动作用的思想观念、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在本文中作者单指的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标杆和本位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笔者的意旨是以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观念、伦理规制、思想道德、政治诉求为基础而形成独具中国内蕴的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根植于中国厚重文化之中的，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而生长出来的，体现社会主体成员的根本利益、反映社会主体成员的价值诉求，被我国政府以官方形式在社会上予以宣传、倡导并为社会和民众所接纳的主流思想意识。同理，在词源学上，“普遍”是指“大面积的，有共性的”。且是与“特殊”相对应的哲学范畴。强调一种共通性的旨趣――是标明事物属性(共性)或范围的概念。既可以是一个群体或一个组织范围之内的“普遍”，也可以是全球、全人类范围内的“普遍”；至此，我们认为：“普遍价值”是一定时空和地域范围内的认识主体皆能认可和遵从的一种具有公用共通性的认识感受、情感观念、道德伦 理的带有社会可接受性的认识形式。唯物史观告诉我们“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普遍价值二者意涵的得出，是与全球化进路中的信息社会的交往方式频仍和中国蓬勃发展的社会生活实际紧密相连的。
二、共通：唯物史观视阈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普遍价值”内容廓清
我们知道“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所以，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普遍价值”基本意涵澄清的基础上，我们需要做的是如何确定二者的基本旨趣维度――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普遍价值”其所涵括的主要内容。
一般而言，在一定的社会里，其核心价值是在社会实践中经过历史的孕育、纯化、沉淀而最终形成的。正如恩格斯所言：“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一定社会核心价值的整合、确立和建构，是与该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其与之相对应的社会伦理、道德风尚、思想规范及社会意识形态紧密相关。一定社会的核心价值在社会意识形态和思想道德等层面的延伸与展开，即形成一定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在我们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具体内容之前，有必要阐释一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我们知道，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理论的提炼和概括，表征了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彰显了现阶段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发展方向和主流民众的心理诉求。起着引领当下社会意识形态和指引时代风向的路标性作用，是加强全社会思想政治建设的根本指针和强大动力。党的十七大报告将这一提炼和概括进一步科学化与规范化，并把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首要任务。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
不难看出，在国际社会新思潮不断涌现、思想多元日益激越、文化碰撞越发激荡的全球化时代。在我们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的历史境遇下，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并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和基本道德规范有着极为深远的理论意义和重大的实践价值。在进一步阐扬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强化文化软实力之“硬核”的向心力的同时。我们亟待从理论上作深入研究与探赜――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内涵做出进一步科学的萃取、凝练和界定。这既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理念的题中应有之义，亦是进一步开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层意蕴的大势所趋，又是我们在新的时代视点上和理论制高点上更加科学地阐释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本真要求。基于此，笔者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性质，表征社会主体的根本利益、表达社会主体成员的价值诉求，并以以人为本，民主公正，友善和谐为旨归的主流思想意识。”
在现代社会里，经由信息传输的无界、经济全球化的盛行、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人类面对的灾害趋同、全球环境恶化……使我们有理由确信：当下的世界，形成能为人类认可和接纳的“普遍价值”的时机已渐趋成熟，而在学理上对“普遍价值”真正内蕴因子的探索和揭示，亦实属必要。“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显然，人是一种特殊的存在物――类存在物，在日益扩展的社会交往中，作为现实中的人，撇开其所属的种族、民族、国家、地区、宗教、阶级、阶层不论，摒除其所具的肤色、性别、信仰、文化不谈，其最基本的都是人类的一分子。在人类大家庭中的你我他，作为拥有共同名称和种属的一种高级动物，现实中我们的生存和实践的基本方式相同、历史演进理路基本一致而具有一些基本的共同特征。进而言之，在处理社会性的关系中，人才能更好地生存、生活乃至正常发展，使种得以延续。“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当后现代成为我们无法回避而不得不认可的现实时，在我们共同栖居的地球上，人类总体上有着对美好生活的期许和对相似发展境遇的热望，但也必须联手共克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诸如：生态危机、资源枯竭、人口爆炸、核威胁、恐怖主义威胁等。这更凸现了人们作为“类群体”之间的相携以助、相互依存的紧密联系。由上观之，人类在现实性上，有可能、亦有必要形成和认同共有的普遍价值，这也是人类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现实愿景。据此，普遍价值的内涵可界定为：具有国别性的、以文化交流为介质，促进人类消弭分歧，共克难题，以民众至上，和而不同，公平正义，普遍共赢为皈依的一种价值诉求。普遍价值内涵的本真界定是全球化出场的必然结果。因为，“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是承认外部世界，承认物在我们的意识之外并且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着。”不可否认，全球化是当今时代最重要的表征之一，以文化交流和文化发展繁荣为介质的全球性流动和交往，使我们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内蕴的因子转换为普遍价值的规范而得以确立和推行具备了可能。
三、契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维度的“普遍价值”旨趣建构
在全球化进程中，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已经在悄然中宰制着人类的生活样态和实践交互方式，并呈现出具有连贯的趋同性，此趋势在以文化为介质的全球交往中表征为，“人类在文化上正在趋同，全世界各民族正日益接受共同的价值观、信仰、方向、实践和体制。”事实上，全球化语境中文化的媒介作用日渐凸显。文化“指涉着具有独特的精神、物质、思想和情绪的特征的动态的总体性，这些独特特征也是一个社会或社会集群的特征，它不仅包括艺术和文字，而且包括随着时代变迁不断发展变化的生活方式、人类的基本权利、价值体系、传统、遗传和信仰。”在这里，文化的丰富内涵和齐备功能在人类实践中已得 以确证和显现，与中国传统的“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贲卦?彖传》)的“文化”意旨基本一致。我们知道，“文化和意识形态术语是可以相互交换使用的……文化指涉更多的是我们于其中从事日常实践的活生生的关系。”当然，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沟通、联系、交流与互动是全球化的一个自然历史的进程。这一历史进程在现实展开中，必然关涉到政治、经济、思想和认识等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有着煌煌五千年璀璨文化的中华民族，薪火相传。流延至今。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形成了“以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性质，表征社会主体的根本利益、表达社会主体成员的价值诉求，并以以人为本，民主公正，友善和谐为旨归的主流思想意识”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这一核心价值的得出，不仅依托于中国丰腴的民族传统精神的滋养，也是对当下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度审视。可以说，“现代世界，在某种全新的意义上，已经成为一个互动体系。”不难想见，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具有了世界性的意义。
在前文中，我们不仅认同普遍价值的存在而且廓清了其内涵――换言之，我们也认同与确证自己作为人类成员的普遍权利和责任；更是自觉地担当起自己在追求某一共同目标方面的能力和义务。当下，作为正在致力于现代化建设、并以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为己任的中华民族，我们理所当然地需要而且能够担当起构建人类普遍价值的权利和责任。在前述中。我们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内涵予以了推演和阐述，基本上符合了理论生成的从事实存在到语言概括再到回归生活的历史发生发展的逻辑过程。实言之，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内涵与普遍价值的内涵之间有交叉和重合之处，我们可以自觉地将普遍价值担当包括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之内――这也是我们彰显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和提振民族自信心、自豪感的重要表征，更与当前在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基点上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进路相吻合。鉴于此，笔者在此提出：在当前形势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维度，建构的普遍价值的理路是：在文化交流的介质中，讲求“民众利益”至上，持守“和而不同”的立场，高擎“公平正义”的旗帜，力求“普遍共赢”的宗旨。当然，在这里，我们需要秉持一种积极主动的态度，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襟和铁肩担道义的责任意识，立足于中国自己的当前实际和历史文化资源的深厚沃土，高扬我们民族基因中的厚德、自强、博爱、包容禀性，自觉地担当起践行和诠释普遍价值的权力与责任。为引领人类共同文明的进步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民众利益”至上，符合后工业社会的政治发展理念，也是作为社会主体的民众的自身本真价值的彰显。这里所说的“民众”，就是生活在地球上的普通人，是现实中的人民群众。虽然，在现代社会，国家是最强力的政权组织形式，而任何国家的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是离不开有生命的个体的人的存在的，任何国家的社会民众都对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举足轻重――“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是民众的社会作用的朴素阐释。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所以，我们所倡导的普遍价值，必须要使人成为真正的人，使不同国家和地区中的民众，在应然的意义上，都能生活的有尊严，体现出作为人之为人的真正价值所在――这也契合人类社会之发展规律――在漫漫的人类历史长河中，人类在经历了“以神为本”、“以物为本”之后，正在向“以人(民众)为本”的更高境界转向与跃升。现在的一些西方国家，在本国的政治和经济许可的范围内，推行社会福利制度，积极发展社会民生。撇开意识形态因素不谈，这些措施都是以维护本国民众利益为价值取向的。而有着十三亿人口的中国，行进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们的党，始终以人民利益为重，在各方面力求达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之目的，真正达到“以人为本”的旨归。实言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之所以成为人类追求进步而自觉遵循的科学真理，从根本意义上说就是因为这一学说是建立在“以人为本”这一坚实的基点之上。而人类所追求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共产主义社会，更是彻底达致“民众利益”至上的最终希冀与期许。
“和而不同”的本意旨在区分普遍与特殊的前提下，主张在真正普遍性的层次上要保持“和”的原则，即在国际社会中，多元主体之间在面对共同关切时要力求保持意见的建设性和协调性；而在关涉具体性的层次上则要尊重“不同”――承认并保持主体自己的意志独立与个性自主；总体上力求使个性与共性之间达到一种自由的统一与和谐；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的主旨相统一。“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里的变革。”而如何能达致国际关系主体之间建构一种“求和尊异”的思维是人类共同抵御日益增多的不确定风险的必然要求。我们儒家文化中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诠释的就是最基本的求“和”化“异”、“和平”存“异”、“合作”尊“异”、“和谐”调“异”的政治伦理诉求。早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求同存异”的原则，促成了这次大会的圆满成功，从此，该原则成为解决国际争端和国际事物的基本原则。当以“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篇》的政治伦理规则被尊奉为国际社会所推崇的金科玉律时，我们更期望着人类在化解由国家利益、民族纷争、宗教冲突和信仰差异等不同所带来的一些利益分歧时，秉持“和而不同”的原则，最大可能地消弭大国对弱小国家的欺凌，消除世界上的局部战争和民族宗教冲突。近一年来北约国家对利比亚卡扎菲政权的颜色革命及现今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叙利亚和伊朗的政治干预及经济制裁，都凸显了在全球化时代某些西方大国以自身的文化价值观来同化、消减、弱化其他民族和国家民族文化传统的“努力”依然势头强劲。须知“全球化并不就是文化的同质化。”试想，如果在当今世界上，只通行某一个西方大国的文化观和价值观的话，那么，我们周遭的世界还能五彩缤纷吗?在同质化所构筑的思想及价值观的“牢笼”里，人类还有幸福可言吗?可见，以“和而不同”为目标之一的“普遍价值”建构在后现代时空下是人类对追求和谐理念、和谐世界共同的价值热望与现实倾诉。
实现“公平正义”是现代社会以来人类的夙愿和追求。不论是中国古代的“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荀子?正名》)、“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史记?货值列传》)和古希腊的“正义就是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 做别人的事”(柏拉图)、“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亚里士多德)等。虽然这些阐释较为朴素和直白，但也表征了在人类思想史上，“公平正义”如同“自由”、“民主”、“平等”一样，是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目标之一。欧洲自文艺复兴运动提出“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口号以来，客观而言，资产阶级革命所带来的进步成果――尽可能地实现了以个人为本位的自由。在自由中体现着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在近百年的世界历史发展中，资本主义的这种核心价值追求曾极大地激发了其社会发展的活力。但与此相伴生的是，社会不公、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等现象，成为其致命顽疾。因这一致命顽疾和历史局限，不仅一直为资本主义弊病的批判者们所诟病和揭露，也逐渐被一些敏锐的西方思想家所察觉――美国著名学者罗尔斯的代表作《正义论》和《作为公平的正义》既是探讨和求证何以化解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所缺少的公平正义问题。在两种社会制度的博弈、互熵及全球化进程中，现实已经把公平正义问题提升为后资本主义时代的首要问题。在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中，经由对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逐渐形成了以“平等、公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体系的正义观。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了这一崇高理想，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剥削和压迫(不平等)的秘密，指明了实现人类解放的根本途径和现实任务――在尊重和保障自由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以平等、公平为意旨的社会正义。在此，不难看出，“公平”成为“正义”的主要内涵和尺度。换言之，追求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正是社会主义在时间节点上作为后于资本主义、而在本质上高于资本主义的一个历史阶段所特有的主导价值特征。对于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中国来说，公平正义是一个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符合时代潮流、彰显民族个性的核心价值。在理论上，我国社会主义的理想和原则中最本真、最切实的目标和最大的承诺，诚如邓小平所说，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人类历史上尚未有过的新型公平正义。在实践中，党和国家领导人近年来多次反复强调了“公平正义”原则。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两会”答记者问时强调：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是比太阳还要有光辉的事业。在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中，也进一步明确强调，“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重申了这一点，“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检验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的优越性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新时期，我们正在不断通过深化改革和加快民主法治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力求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各领域中以制度的刚性来全面保障和改善民生，进一步凸显社会主义新型公平正义的优越性。五千年文明的浸润、熏陶和薪火相传，铸就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价值理念，不仅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代核心价值。也是面向未来的世界性价值取向。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中国秉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通过求同存异、对话协商解决矛盾分歧，秉持公道，伸张正义，在国际事务中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同时，在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国际援助上，截至2009年底，中国累计向161个国家以及30多个国际和区域组织提供了援助……亚洲和非洲作为贫困人口最多的两个地区，接受了中国80％左右的援助。质言之，当占全球总人数近20％的中国切实解决了或正在努力破解国内发展中的“公平正义”问题。不能不说是对助推全球范围内“公平正义”问题有效求解的巨大贡献。而如何以“普遍价值”的认同方式推进人类的“公平正义”，不仅仅是一个全球性的政治话题，也是一个真正切实解决南南合作和实现南北均衡发展的问题，是人类对未来美好发展愿景的展望与企盼。
“普遍共赢”的价值皈依和事实指向旨在不同国家主体在同一价值链上对共同关切的事物，在尽可能扩大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基础上，求得各方的平等、互利、共享。在全球化的视野中，“人不是以抽象的类作为全球统一主体……但人作为社会的主体，无论属于哪一个种族、民族、国家，不仅具有某些共同的自然属性，而且都要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问题，面对某些相同或相似的问题，从而逐步积累一些相似的认识、经验和体验。”在后工业化社会里，每个国家都或隐或显的面临着具有几近相同系数的风险，且风险的扩散常跨越国界，成为世界性的“难题”或“灾难”。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以其“蝴蝶效应”而波及亚洲乃至全球即为明证之一。尽管在后现代视阈下，兼顾他者，打破同质性的神话成为事实场景或一种语言符码――“人类的目标是多样的，它们并不都是可以公度的，而且它们相互之间往往处于永久的敌对状态。”但面对人类共同的“难题”，对共同关切的问题不得不增加多层治理主体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认同权威的扩散――在区域共商、洲际协调、全球合作的事实基点上寻求普遍共赢的价值诉求。而“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与东南亚国家联盟等区域贸易集团的兴起，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以及北约等国际组织作用的增强，跨国非政府组织网络的勃兴，以及涉及贸易、人权及环境保护等问题的国际和多边治理机制的发展等。”已经在当前的国际主体合作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预见，这种合作的范围、幅度有越来越扩大的可能。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自进入到后工业文明以来，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生态破坏、粮食危机、恐怖威胁、毒品贩运、人口拐卖、跨国犯罪等全球性问题相继集中出现，影响到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在应然意义上，人类作为利益共同体和社会生活共同体，面对全球性问题有着共同的需求、愿望和价值诉求。在实然意义上，在应对全球性问题时，国际主体秉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理念，并寻求对这些与人类发展休戚与共问题的妥善解决，寻求主权国家之间的理解、交流、宽容和合作，在以“普遍共赢”为主旨依归的信念下，消弭分歧，共克时艰，共同推动全球性事务公平、合理地解决，以期增进人类的福祉。而一些保护环境和生态的协定与条约就是在人类追求“普遍共赢”的旨趣下达成的共识。如1987年9月通过、1989年1月生效的《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及其修正案；1990年《国际油污防备、响应和合作公约》；以及其他不同年份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2000年1月在蒙特利尔通过关于转基因技术及其产品(GM01的《卡特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而正在南非德班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和刚刚组建的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也是人类在寻求“普遍共赢”之路上的又一积极探索。
历史行进在21世纪，后工业、后现代、信息化、全球化已越发深深嵌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在共时“在场”的意义上，我们不得不面对它们带给人类的便捷、共享、风险与挑战。在这一历史际遇中，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理应、也正在为全球问题的解决和人类的发展做出自己的特殊贡献。而用彰显社会主义本质、蕴涵中国文化因子、表征中国元素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意蕴维度来建构“普遍价值”的真正内涵，足以确证了我们用中国的话语、中国的模式、中国的方法来发掘、培育和构筑中华民族自身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当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探索和中国现有问题的有力求解，其效应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事情，其中也包含着对人类未来发展新路的探求，在世界上具有普遍价值的意义。当然，更一步的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来规制、建构和阐发“普遍价值”意涵的过程亦是进一步廓清其理论地基的过程，更是在新的思维场域中重新阐扬其学术理路的过程，其根本意旨以期对推进学术界对该问题的研究有些许抛砖引玉的作用；亦对增强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和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是有所助益的!
责任编辑 刘宏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