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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立与冲突中走向变革] 对立与冲突

时间:2019-01-27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中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对立与冲突是导致近代中国社会经历的变革重要因素。东西方对视就如同雾里看花一般。西方列强的侵入,一方面使西方人对“连绵不断的城市和邑镇”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和亲眼目睹的喜悦;另一方面,其贪婪与剥削的本性也暴露得一览无遗。自诩为“天朝上国”而“深居简出”的中国,则在列强的侵略产生的中西方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中走向了变革。
   一、侵略的本质
   十五世纪初,美洲的发现以及绕过好望角的航行,为新兴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首先,旧有的生产方式已不能满足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通过各种手段扩张资本的支配范围:通过“圈地运动”来占领大量土地、资本、劳动力,以罪恶的殖民贸易换得黑色三角贸易的巨额财富,不断满足自己的欲望。在资本的扩张性的驱使下,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了世界性的,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为资产者。”1837年至1838年间,英国正处于第二次经济危机之中,国内工商业萧条,大批企业倒闭,失业率急剧下降,国内工人运动高涨,而英国资产阶级为了摆脱困境,转嫁危机,更加疯狂地实行对外扩张的策略。世界市场的开拓,使世界各地日益连为一个整体,世界市场最终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形成。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处于十九世纪中后期到二十世纪初的阶段,即世界市场的最终形成阶段,而此阶段的侵略战争已由由商品输出阶段转向资本输出阶段发展。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迫使中国赔款、割地、开放通商口岸,并进一步获得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利益均沾等好处,通过控制中国的关税扼住中国经济的咽喉,一步步地控制了中国的政治。在资本扩张性的驱使下,列强不惜输出鸦片以罪恶的赚钱手段在精神意志上控制中国整个社会,所有这些只为一个共同的目的:不断地满足资本扩张性的需求。
   因此,资本的扩张性是资产阶级扩大商品销售市场、争取更多劳动力、占有大量资本的源泉。在它的驱使下,西方列强才通过侵略战争来满足自身利益。从此,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强力驱使下,被卷进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
   二、侵略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对于这一点,可以归结为这样的几个字:社会变迁与经验教训。首先,在社会变迁方面:服饰的变化是由繁到简、由封闭到开放;饮食方面,西餐、糕点等西式饮食方式与饮食结构传入,丰富了中国人的饮食文化,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饮食结构;家居建筑方面,早在二十世纪20年代就已经在广东等地出现了西式风格的建筑,例如上海租界出现的“新村别墅”、“西式洋房”;交通运输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轮船、火车、自行车、电车、汽车、飞机等陆续传入中国并蓬勃发展,就拿航运事业来说,中国近代民航事业仅到了二十世纪中叶就已经形成了覆盖整个中国的航运运输网;在社会风俗方面,见面握手、互相称呼“同志”逐渐取代了下跪等繁文缛节,而婚嫁丧礼也逐步改为西式风格。因此,从社会生活的变迁中我们可以看出国人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至于经验教训方面,更多的不是经验,而是教训。列强逼迫中国开放通商口岸,中国因此逐渐丧失海关自主权,这为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掠夺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此外,不平等条约中的领事裁判权严重破坏了中国的司法权,赋予外国人在中国不受中国法律管束的权利,使他们可以在中国的领土上为所欲为而丝毫不受法律制裁。他们在中国获得的所谓“居住及租地权”,一开始规定外国人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租赁土地、建房居住,后来逐渐发展到外国侵略者可以在通商口岸建立租界,并出现了完全脱离中国政府管辖的特别区域。列强还对华实行文化侵略,就比如说中法签订的《黄埔条约》中规定:“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这实际上是迫使清政府放弃对天主教禁令的开始。1846年,法国获得了在各通商口岸自由传教的权利。基督教随后也取得了同样的权利。从此,传教就成为了西方列强对中国实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渗透的又一个重要手段。
   种种社会变迁与经验教训,导致的只能是被侵略者与侵略者之间的表层的与本质的种种矛盾、对立与冲突。
   三、在对立与冲突中走向变革
   中西方的对立与冲突体现在很多方面,但归根结底是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对立与冲突,导致近代中国出现文化惰距。陈旭麓认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某些腐旧而且僵固的封建传统观念被迫发生变化。这一点主要体现于变‘夷’为‘洋’。”实际上,早在孔子所处的那个时期,中国人就惯用“夷”来泛称华夏以外一切外族的人和事,所以说这一种说法已经在中国存在了上千年了,要想突然间改变还真不简单。而此种称呼在近代中西之间划出了一道深深的礼仪。西方人也并非被蒙在鼓里,他们在十九世纪30年代就明白了“夷”字的含义,并且表现出强烈的不满。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天津条约》中明确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此后,“夷“字的使用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西方列强企图用这一手段控制人民的思想,从华夷秩序走向世界秩序。但是历史的惯性是不会一下子彻底改变的,它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近代中国可以说是在困境中挣扎、在奋斗中发展,中西方的对立与冲突在给国人带来苦难的同时,也给了国人启迪与觉悟,激励国人探索使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之路。上至统治阶层、下至贫苦农民,爱国之情在这一历史关键时期殊途同归。
   二十世纪以来,从辛亥革命到中华民国的建立,从袁世凯复辟帝制到护法运动,从五四运动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从被剥削被压迫到第一次取得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无一不体现了中华民族在与西方的对立与冲突中一步一步地走向变革与发展,一步一步地向现代化进军。近代中国在困境中挣扎、在奋斗中发展,这也是任何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走向民族独立的必经之路。中华民族承受了创伤与痛楚之后换来的是民族的改革与发展,虽然过程是痛楚的、经历是惨壮的,但在这段屈辱的历程中不正是孕育着民族的振兴吗?中西方的对立与冲突至今仍然存在,要想彻底消除是不可能的。我们所要做的不是一味地埋怨中西方的不同,而是要寻找双方的契合点,在对立与冲突中迸发出交流学习的火花。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M].人民出版社,2009.
   [2]陈旭麓(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上海科学社会院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马雪?(1990.12-),女,江苏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中共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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