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英国当代女作家安吉拉?卡特的短篇小说《黑维纳斯》以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情妇让娜?杜瓦尔为主人公，通过书写杜瓦尔的人生故事，不仅拷问了将东方和女性“他者化”的殖民主义表述体系，还使被边缘化的“他者”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关键词 安吉拉?卡特 夏尔?波德莱尔 黑维纳斯
凡是读过法国诗人夏尔?波德莱尔诗集《恶之花》(Les Fleurs du Mal)的人，都不会对“黑维纳斯”(V6nus Noire)这一形象感到陌生。《恶之花》中有一系列诗歌都与这一具有异国情调和致命诱惑力的形象有关，被称作“黑维纳斯组诗”(Black Venus Cycle)，包括《首饰》、《头发》、《舞蛇》、《异域的芳香》、《猫》等。事实上，“黑维纳斯”确有其人，她就是波德莱尔的黑白混血情妇――让娜?杜瓦尔(Jeanne Duval)，也被称为勒梅尔(Lemer)小姐或普罗斯佩(Prosper)小姐。她是个小剧场演员，波德莱尔认识她时，她正在圣安东尼门剧院饰演一些小角色。关于杜瓦尔的生平，并无官方资料可作有效参考，因此，后世作家才可以创造性地发挥想象，来解读诗人与这位黑皮肤“缪斯”之间的关系。
英国女作家安吉拉?卡特(1940－1992)的短篇小说《黑维纳斯》(Black Venus)正是此类探索的成果之一。这篇小说采用戏仿的手法与波德莱尔的诗歌建立互文联系，并将虚构性的对话和心理描写穿插在对诗歌的戏仿中，从而揭示将让娜?杜瓦尔塑造成“缪斯”的造神机制的荒谬本质。尽管与卡特的其他短篇小说，尤其是以改编《蓝胡子》、《小红帽》、《灰姑娘》等欧洲经典童话著称的系列作品相比，本篇引起的关注较少，但这丝毫不能折损它的重要性。事实上，这篇小说代表了卡特后期创造的一个重要方向，即对男性经典作家(包括威廉?莎士比亚、威廉?布莱克、埃德加?爱伦?坡、夏尔?波德莱尔等)及其诗学进行重新审查，挖掘其中隐含的男性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进而采用“修正主义”手法对其进行颠覆性改写，使文本这一压制女性的工具变成供女性自由抒发内心感受的讲坛。此外，在《黑维纳斯》中，卡特还试图重新建构以杜瓦尔为代表的“东方”和以波德莱尔为代表的“西方”之间的关系。这一主题在卡特的全部作品中是较为罕见的，因此格外值得引起关注。
一、揭秘“缪斯”与异域想象
爱德华?W.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指出，东方学的体制化，使得西方作家在表述东方时，只要其作品的内在结构在相当程度上与对东方的总体阐述相符，即使其本人从未去过东方，其叙述也能获得权威性。《恶之花》中充斥着大量具有浓郁异国风情和色情想象的诗句，但波德莱尔的唯一一次远行发生在他20岁时。计划旅行18个月，目的地是印度的加尔各答。但实际的旅行仅仅9个月，到达波旁岛(今毛里求斯岛和留尼汪岛)。虽然波德莱尔在迫不及待地返回法国后宣称：“我口袋里装着智慧回来了。”但对于一个由于生活不检点而遭家人放逐，郁郁寡欢、整日以巴尔扎克的小说为伴的青年来说，他在东方的实际经验能有多丰富，本身就值得怀疑。因此，有理由相信波德莱尔在诗歌中极力宣扬的异域风情――炽烈的热带阳光、芬芳馥郁的气味、接近原始生态的人、奇异的植物以及绚烂的色彩――更多的是一种文本经验，其背后是西方关于东方的整个表述体系的巍峨大厦。而激起诗人对于东方的无限想象和创作灵感的“缪斯”，正是其具有黑人血统的情妇――让娜?杜瓦尔。以组诗中的《异域的芳香》为例：
一个闷热的秋夜，我合上双眼，
呼吸着你滚烫的胸脯的芳香，
我看见幸福的海岸伸向远方，
单调的阳光照得它神迷目眩；
一座慵懒的岛，大自然奉献出
奇特的树木，美味可口的果品，
身材修长和四肢强健的男人，
还有目光坦白得惊人的女子。
被你的芳香引向迷人的地方，
我看见一个港，满是风帆桅樯，
都还颠簸在大海的波浪之中，
同时那绿色的罗望子的芬芳――
在空中浮动又充塞我的鼻孔，
在我的心中和入水手的歌唱。
诗的开头点明了叙述者“我”在“一个闷热的秋夜”，在情人的怀抱中，展开了丰富的联想：“我看见幸福的海岸伸向远方。”在想象中，“幸福的海岸”取代了情人的胸脯，现实场景拓展为异域风景(“单调的阳光”、“慵懒的岛”、“奇特的树木”、“美味可口的果品”、“身材修长和四肢强健的男人”、“目光坦白得惊人的女子”)。他坦承被她的芳香引到了“迷人的地方”，在那里他看到一个港湾，“满是风帆桅樯”，可以随时起航，奔向未知的伊甸园，也可以在他倦于奔波时为他提供休憩的臂弯。在篇尾，各种官能得到了完美的融合：视觉(“绿色”)、嗅觉(“罗望子的芬芳”)和听觉(“水手的歌唱”)。由此可见“你”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她扩展了思想和感观的维度，充当了“缪斯”。但也仅此而已，诗人透过她的身体(在象征意义上显然是透明的，毫无实感可言)看到的是自己对于遥远异域的想象的倒影。
整首诗歌笼罩在一种慵懒、迷人的氛围中。然而，读者在为诗人高超的诗歌技巧击节赞叹的同时，无法不注意到其中的众多意象可谓浪漫主义诗歌的陈词滥调。但事实上，在其他关于异域的诗歌中，这种形式上的失败同样大量存在。这显然说明，诗人对于东方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这种态度就是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所称的“文本性态度”，指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宁可求助于文本图式化的权威而不愿与现实进行直接接触”。萨义德指出，促使“文本性态度”产生的情况有以下两种：一是“当人与某个未知的、危险的、以前非常遥远的东西狭路相逢的时候”，此时人们往往需要借助于文本来抵消不确定因素对内心平静构成的威胁；二是成功的诱惑，亦即对获得成功或权威的渴望：
我们对一个旨在包含关于真实事物的知识……的文本无法轻易释手……这样的文本不仅能创造知识，而且能创造它们似乎想描写的那种现实。久而久之，这一知识和现实就会形成一种传统，或者如米歇尔?福柯所言，一种话语，对从这一传统或话语中产生的文本真正起控制作用的是这一传统或话语的物质在场或力量，而不是某一特定作者的创造性。
波德莱尔对于东方的描述，完全符合东方学领域学者所共同拥有的话语和惯例的体系。东方学特有的字典编纂式的、体制化的凝聚和强化过程，规定了这一领域的表述不得另辟蹊径，只能服从一定的规范。因此，波德莱尔的陈词滥调，与其说是其自身选择造成的，不如说是在东方学传统影响下出现的必然结果。
安吉拉?卡特在《黑维纳斯》中，对以波德莱尔为代表的19世纪法国针对东方的总体表述体系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嘲讽。在卡特的小说中，诗人永远沉溺于白日梦般的幻想：
宝贝，宝贝，让我带你回你本属于的地方，回到你可爱的、慵懒的小岛，那儿镶 着宝石的鹦鹉在珐琅树上摇曳，你可以用你那坚固、雪白的牙齿啃咬甘蔗，就像你年幼时所做的那样，宝贝。当我们抵达那里，在款摆的棕榈树下，在紫色的花丛中，我将爱你至死……那艘船，那艘船在港湾里等待，宝贝，我的小猴，我的小猫，我的宠物……试想下生活在那里将会多么美好……
对此，诗人的情人杜瓦尔的反应是：“去哪儿?我才不去那儿……不要提那该死的鹦鹉林!不要让我重走奴隶贸易的老路回到西印度群岛，看在上帝的份上!”在她看来，由于寒冷而蜷缩在火堆前拨弄呛死人的火堆的自己根本就不是什么宠物或小猫。“总之，她讨厌猫。她但凡看见猫，就没有一次不产生扼杀它的冲动。”她能做到和猫和平共处，只是因为她也很清楚自己与猫一样，并无家园可言，虽然“他喜欢假装她在蔚蓝色的海洋中央有一个无与伦比的家园，他将这个家园强加在她身上，而不管她是否真的有……但在幻想旅行时，他们只不过是呆在家里；他们在等待一阵风将他们带到某个神奇的地方，一片遥远的乐土，一个安逸和欢乐的地方”。诗人极力美化的地方是“耀眼的黄色沙滩和单调的蓝天，就像用颜料管里挤出来的颜色直接画出来的，有着儿童画一样粗糙的构图，让你觉得刺眼。苍蝇肆虐的城镇。能吃的无非青香蕉、洋芋和难以咀嚼的山羊肉串。”可见，波德莱尔的“缪斯”(或“黑维纳斯”)并不居住在虚无飘渺的仙岛，她有着与普通人相同的七情六欲。通过剥除异域和“缪斯”的神话色彩，卡特指出这一造神运动只是以波德莱尔为代表的西方殖民主义表述体系让东方和妇女滚出历史的“竞技场”的一种方式。
卡特的
“去神话性工程”(demythologizingbusiness)的另一重要策略是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纳入文本，如：杜瓦尔对两人关系中经济因素的思考，她被感染了梅毒而时常感到的不适以及她对烟酒的沉溺。至于让波德莱尔心驰神往的女性体香，不过是“她抹在头发上增加光泽的椰子油的香气。他苦闷的浪漫主义情怀将这种加勒比厨房里家常的味道变成了那些热带海岛空气里散发的香气……他认为她的汗液闻起来像肉桂，因为她的毛孔里有香料。他认为她是由一种与他不同的血肉构成的”。所谓的自然香气是她为了迎合或安抚他的审美需求而创造出来的。卡特以此去除了杜瓦尔身上的“神性”，恢复了其“人性”，并试图重建其在物质性的历史上的主体地位。
二、揭示自然与文化的二元对立
根据19世纪法国的殖民话语体系，黑女人是性欲旺盛的、堕落的、有病的。她以其原始的动物性激起白人男性的好奇和征服欲，同时引发强烈的憎恶和恐惧。《恶之花》中对杜瓦尔的描述未能逃脱当时盛行的话语体系的窠臼。作为一个女人，尤其是克里奥尔女人，杜瓦尔与自然有着某种内在的共通之处。而贯穿整个19世纪的反自然主义思潮使得自然只能作为男性主导的文化的对立面(或“他者”)而存在。“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差别不仅在两性关系上占主导地位，还构成了19世纪欧洲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基础。东方常被描述为阴性的，以等待被驯服的自然的形象出现。”因此，来自东方的杜瓦尔自然而然地“成了自然与文化二元对立的双重牺牲品”。
能够说明波德莱尔自然观的是那首被称为“象征派的宪章”的《应和》：
自然是座庙宇，那里活的柱子
有时说出了模模糊糊的话音；
人从那里过，穿越象征的森林，
森林用熟识的目光将他注视……
波德莱尔形象地阐释了他的诗歌美学――“应和论”，自然本身毫无价值，只提供一个沉默、单调、模糊、杂乱的风景。只有当自然中有了人的意识的介入(“穿越象征的森林”)，自然发出的讯息方可被解码，才变得有意义。
《恶之花》中充斥着对香水、首饰、裘皮、绫罗绸缎等人造物的拜物教式的崇拜。而他笔下的自然物，如果是他所欣赏的，则一定不是其本身的自在之物，而是被其思想加工过的艺术品。萨特在以存在主义原理剖析波德莱尔著名的憎恶自然的性格特征时，指出这一态度实际上出于一种畏惧：
假如说人在自然中间产生惧怕，那是因为他感到自己被一个不成形的、无所为而为的、无边无际的存在抓住，整个儿被它的无所为而为性贯穿……反之，在城市中间，他受到明确的、由其职能规定其存在的或者统统戴着价值或价格的光圈的物件的包围，他感到放心：这些物件向他投回他希望自己是的那个东西的反光：一种得到辩解的实在。
反自然的倾向并非波德莱尔个人独有，它根源于工业革命和机械主义，是在圣西门主义者、实证主义者和马克思的联合作用下，席卷19世纪的一股强大的思想潮流，指导思想是“建立一种与自然世界的种种谬误、不公正和盲目机制直接对抗的人类秩序”。
《黑维纳斯》中，卡特对波德莱尔的反自然倾向进行了一系列的戏仿：
这个舞蹈，他特地为她编排、非常想看她表演的舞蹈，由一系列性感华丽的姿势组成；青楼内室里的那类把戏却又相当有品位，他要求她有韵律地波动而不是四处蹦?，摇晃着大腿。他喜欢看她跳舞时带上所有镯子和珠链，她全身披挂着他给她的一整套叮当作响的珠宝，假的，不能变卖，否则她早就卖了它。同时，她嘴里哼着一支克里奥尔曲子……但爸爸(指波德莱尔)却对他的塞壬唱的歌丝毫不在意，他犀利、明亮、幽黑的眼睛盯着她装饰过的身体，整个人似乎被迷住了，完完全全地陷入恍惚中。
诗人在《舞蛇》中描绘的性感舞蹈在这里成了他自己的杰作。他希望她遵照他的“有品位”的方式来表演，而不是以全然合乎自然的方式。对于她真正想表演的歌曲(以她自己的语言来演唱)，他却完全不感兴趣。他所在意的只是他自己的“作品”：他设计的舞蹈、选购的人造饰品(《首饰》里的金属和宝石竟是赝品)及其引发的诗意的想象。将文化与自然之间的对立戏剧性地引向高潮的场景是两人针对自然物――蛇的争执：“他说她跳起舞来像一条蛇，她说蛇不会跳舞：它们没有腿。他说，你是个傻瓜，让娜，语气却是温和的。但她知道他从未仔细看过一条蛇，没有一个曾经看到过蛇移动的人……会说出那样的话。”
杜瓦尔注意到，当她全身赤裸，只以首饰和胭脂作为装饰时，“他必定会整整齐齐地穿着19世纪男性在公共场合配备的行头：外套(精心裁剪的)、白衬衫(真丝的，伦敦缝制的)、深红色的领巾、无可挑剔的裤子。”她从而意识到“《草地上的午餐》远比表面上看起来的复杂。(马奈，他的又一个朋友。)男人这样做，并且是穿得好好的；他的皮肤只关他自己的事。他是人工的，是文化的创造物。女人……她的皮肤是公共的财产，她在以肉体的质朴形态出现时，就好像是自然的一部分，而这种肉体的质朴，他坚信，是所有诡计中最可憎的”。此处，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对立达到了极致。通过引入爱德华?马奈的名画，卡特指出，这一对立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建构。在马奈的画中，两位衣冠楚楚的绅士坐在草地上 交谈，而一位全裸的女人坐在他们身旁，画的远景处还有一位只穿衬衣的女子。这两个女人看起来完全被排除在交谈的范围之外，唯一与她们有着某种内在关联的物品似乎就只剩下全裸女人右侧的一篮水果(丰饶的自然的象征)。这是一个精心安排的“野餐”，不仅仅只是画家为寻求色彩对比而做的大胆实验。假借杜瓦尔的内心活动，卡特向我们展示，马奈创作这幅画的心理动机并不像他表面宣称的那样简单。它还反映了他所内化的关于两性以及自然与文化间巨大差异的观念。通过点明波德莱尔和马奈之问的“志同道合”的关系，卡特指出19世纪欧洲的审美旨趣是部分建立在男性与女性以及自然与文化的二元对立的基础之上的。
三、重构“他者”的人生故事
让娜?杜瓦尔的人生展现了一个典型的作为“他者”存在的人物的命运。她的一生是一个巨大的谜团。人们无从知晓她的实际出生地。对此，卡特不无辛酸地指出：“假如她是一种葡萄酒，那么关于她出生地的问题可能倒是会变得更重要一些。”同样，人们也无从知晓她的出生年份，虽然她与波德莱尔相遇的年份倒有确切的记载。波德莱尔其他的情妇(萨巴蒂埃夫人和玛丽?多布伦)的生平，都在传记里有很详尽的记录。与她们相比，杜瓦尔的资料少得可怜。可以看出，在19世纪法国社会，像杜瓦尔这样的人是双重的“他者”，既是女人，又是克里奥尔人。这类人的命运，鲜少有人关注。世人对于她的主要认识，仅限于她是一位断断续续与波德莱尔保持关系长达19年之久的混血女子。换言之，她存在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她与波德莱尔之间的联系；她只“活”在波德莱尔、其亲友及其传记作家的笔下，作为诗人的“他者”而存在。
有一段轶事可以很贴切地为杜瓦尔的“他者”地位作注解。画家古斯塔夫?库尔贝(Gustave Courbet)曾经在《艺术家的工作室》(L"Atelier du Peintre，1855)这幅名画中将她画在波德莱尔的旁边，后在诗人的要求下将其涂去。“仔细审视这幅画将会发现将她抹去后留下的鬼魅般的痕迹”，这一事实说明“杜瓦尔只是为了使波德莱尔一饱眼福而存在，否则他将会将其从眼前抹去，一切全凭他的兴致”。这种抹除的行为在波德莱尔的传记作家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殖民主义写作机器遮蔽了被殖民的“他者”的物质性历史。
为了揭开被遮蔽的历史，为杜瓦尔平反，女权主义作家卡特采取的策略是为其撰写完整的人生故事，以重建其在历史上的主体地位。她不仅赋予了其鲜明的性格特征，还填补了关于她的传记遗留下的空白，再现了她在遇见诗人前和离开诗人后的人生，从而指出杜瓦尔不仅仅是一个具有异国情调的调剂品。
在法国殖民活动的背景下，卡特将让娜?杜瓦尔的宗谱描绘成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之间一系列偶遇和结合的结果。遇到诗人前，她在“磨难的学校”里艰苦度日，获得独立自主地位的理想时时遭遇残酷的社会现实。虽然后来“被包养”很大程度上是物质因素使然，卡特指出选择波德莱尔而不是其他人却是一种积极主动的举措。卡特笔下的杜瓦尔时常思考自己是否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如果她不得不靠裸体跳舞来换取食宿，她又为何不能靠裸体跳舞换取现成的钞票，赚足够的钱来养活自己呢?”但“从事一个新职业的想法让她想打哈欠……多累啊!又该要多少钱呢?她只有一个关于自己的使用价值的模模糊糊的概念”。如此看来，两人关系是建立在各取所需、平等交换的基础之上，波德莱尔提供基本的食宿、烟、酒和偶尔的鸦片，而杜瓦尔则充当他的寄生性写作的“缪斯”(或“黑维纳斯”)，为他思想的漫游打开大门。
由于情感因素并不在他们的关系中占主导地位，即使杜瓦尔真的如诗人或其传记作家所控诉的那样对他冷淡无情，也完全可以理解。卡特试图去挖掘这态度背后隐藏的秘密：“虽然她看起来像是光线的源头，但这是个假象；她只有在渐熄的火光照在他给她的礼物上时才发光。虽然他的凝视使她发光，他的影子却让她比她看起来显得更黑，他的影子整个将她吞噬了。她有一颗好心还是坏心，随便别人怎么去猜；她是在‘磨难的学校’里成长起来的，足够的磨难足以磨硬任何人的心。”另外，虽然诗人表面上谴责“黑维纳斯”冷淡无情，但这一态度正是诗人衷心期盼的。“无情的美人”(La Belle Dame Sans Mercy)这一形象正是浪漫主义诗人投射其愤怒与厌恶的文本平台。
她的冷淡和无反应也可能源于失语症。她的语言是从祖母处继承来的克里奥尔语和她到巴黎后学到的法语的混杂物。“她的舌头似乎被割去了，另一个并不是很合适的被缝了进来。所以你可以说，并不是让娜不懂她情人诗歌的精确优雅、暗潮涌动的静谧，然而那是对她永远的公开侮辱。他整小时整小时地向她朗诵诗歌，而她对此感到疼痛、愤怒、恼火，因为他的雄辩否决了她的语言。”女性的失语状态不是对她的严重伤害。她的边缘地位是殖民压迫的结果。卡特通过安排杜瓦尔从她的角度讲述她与波德莱尔的关系，使其慢慢恢复了自己的声音。
殖民者的写作禁锢了她的口舌，而殖民者的疾病则摧毁了她的健康。为了补偿她的不幸遭遇，卡特在这篇小说的结尾处为杜瓦尔设计了一个体面的归宿：她变卖了诗人的遗稿(没有被她用来点烟的那些手稿)，置办了丰厚的行装，以一种凯旋的姿态踏上返乡之旅，并在那里实现了对殖民者的复仇：“她会继续将名副其实的、无需置疑的、真真切切的波德莱尔式梅毒，以相当优惠的价格，分发给殖民统治阶层中最有特权的那些人。”如果说波德莱尔的梅毒侵蚀了寄生性的殖民统治阶层的内核，那么在不懈地传播着殖民想象的审美原则的那些作品也是有毒的，因为它们参与了对东方进行“边缘化”和“他者化”的殖民主义表述体系的建构。通过参与东方主义话语的传播，杜瓦尔实现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目的，将殖民者强加于她的“病毒”还给了殖民者自身。殖民者自身的“病毒”成了导致殖民统治大厦最终崩塌的缘由。杜瓦尔在处理波德莱尔的诗歌时所呈现的主体姿态，无疑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
结语
洛纳?塞奇在对贯穿安吉拉?卡特创作生涯始终的“修正主义”倾向进行分析时，指出卡特的写作“恶作剧式地参与到对经典的增补中――沿着已知事实的边缘展开写作，使未能被记录下来的材料以及未能被辨认的声音得以重见天日，采取的手段自然是创造性的构想”。卡特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品都是以“重写”的方式展开的。这种“旧瓶装新酒”的做法使得“新的谎言得以成立的基础――旧的谎言清楚地曝露在世人面前”。还有评论家指出，她的作品“总是被一种欲望所驱动，这一欲望促使她替失声的人发出声音，述说被掩盖者的故事，并以新的方式对其进行重塑”。
在这篇以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女性为主人公的短篇小说中，卡特不仅剖析了波德莱尔诗学中的男性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两种倾向，还对将女性和东方定位为“他者”的殖民主义表述体系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拷问。作为一名有良知的西方知识分子，她密切关注殖民主义的相关问题，指出女性和东方这两者与自然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作为一名公开的女权斗士，卡特认为比起单数意义上的普遍女性经验，妇女各自独特的真实人生故事更值得关注。她没有把波德莱尔的“黑维纳斯”直接转化为自己的“黑维纳斯”，而是致力于去除这一形象身上的“神性”，恢复其“人性”，从而重塑其在历史上的主体地位。
责任编辑：陈思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