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大总统 读章太炎《大总统黎公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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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6月3日,黎元洪因脑溢血去世,享年65岁。时正被国民党当局通缉而蜗居上海的章太炎闻讯,顿感“地坼天崩”,即去电致吊,并在沪为其设奠。他为黎写了一副时人为之震骇的挽联:“继大明太祖而兴,玉步未更,佞冠岂能干正统;与五色国旗俱尽,鼎湖一去,谯周从此是元勋”,下署“中华民国遗民章炳麟哀挽”。品评黎元洪继承明太祖大业,“首倡大义”,创建中华民国,认为黎氏去世,中华民国亦将随之“俱尽”,自己因此亦即将成为“中华民国遗民”。这既反映了章太炎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极度失望和极为强烈的不满,也表明章太炎高度评价黎元洪在创建民国、维护民国“法统”方面的历史功勋。
  黎死去五年后,1933年,章太炎为黎元洪的灵柩即将迁葬撰写了洋洋七千余字的《大总统黎公碑》,备述黎一生经历,突破国民党正统史观,对黎元洪在结束中国两千多年君主官僚专制制度、创建和坚持中国现代共和制度这一伟大变革中的历史功勋、历史地位,给予了高度肯定的评价。碑记历数黎元洪的主要贡献:
  一、武昌革命军起,被推举出任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大都督。他要求必须“无略财,无妄杀”,迅速稳定了局势。因黎元洪“厚重知兵”,故“军政虽纷,纪律未尝乱,南方诸革命军尝更起迭仆,及是竟以集事”。
  二、“鄂府储金多,富兵仗,滨江诸省欲有事者,即赋予之,无所吝。至十月,南方十一省与山西、陕西次第反正,皆遣使来,推公为中央大都督陆海军大元帅。”起义各省因此得以统一行动。
  三、袁世凯遣唐绍仪来议和,黎元洪任命伍廷芳为起义各省代表,南北议和由足开议上海。
  四、孙中山自海外归来,起义各省代表商定以江宁为首府,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黎元洪当选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副总统。
  五、1912年2月,清帝逊位,临时参议院推举袁世凯为人总统,黎元洪仍任副总统。“当是时,南北瓦合,虽选袁公,非其意,袁公亦介北洋军威重,以南士薤果不肯亲,公弥缝其间,卒不效。”
  六、1913年春,袁世凯主使暗杀宋教仁于上海,南北凶凶。其夏,江西、安徽、湖南、广东四都督被袁世凯罢免,皆起兵杭袁氏。未一月败。黎元洪素善湖南都督谭延?,及湘上主起兵者谭人凤,又武昌倡义人也,为解说令罢兵,故延等得免于难。时义者多病黎持两端,黎以为大总统非犯叛乱不得与校。他主张法律解决,不赞成武力解决,认为这将有损于新建立的共和国的稳定发展。
  七、1913年秋,袁世凯被选为正式大总统,黎仍被选为副总统。时孙、黄已亡命,袁世凯视天下无与己“伉”(抗)者,独惮黎得南方心,“百计胁之入京师,馆于瀛台”,黎元洪“阳与和叶,而内深自为计”。
  八、1915年袁世凯图谋复辟帝制,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黎元洪坚决拒其册封及其俸禄,誓曰:“半亥倡义,踣军民无算,非为一人求官禄也,诸君如相迫,即立触柱死矣。”袁氏乃不敢逼。
  九、护国战争中,袁世凯在众叛亲离申离开人世,黎元洪继任为大总统,宣布恢复《临时约法》。
  十、1917年,张勋以清废帝复辟,黎元洪密令恢复段祺瑞国务院总理职务,令段起兵讨贼,重建共和。但以自己失误,辞大总统职务,而以副总统冯国璋摄。
  十一、1922午夏,直系、奉系军阀相持不下,黎元洪再次出任大总统,下直奉战争停战令,复召集旧议员促制宪法。1923年在直鲁豫巡阅使曹锟威逼下,东去日本别府,数月后退隐天津。
  十二、黎元洪退隐天津后,从事实业。作为实业家,黎元洪是发展中国近代工业与对外开放的实践者,他先后投资的企业计有四十五家,其中银行十七家、煤矿六家、工厂十二家。这一点,章太炎碑记中未及。
  以上各点,所述都是事实,并非?墓之词。
  碑记中还历数黎元洪早年从军,修治江宁、江阴炮台,教练湖北新军,三赴日本考察军事,任第二镇镇统,任二十一混成协统领兼管马炮工辎各队并提调兵工钢药两厂,监督武中学堂,会办陆军特别学堂,统楚字兵船六、湖字雷艇四等经历,指出黎元洪“凡两主大操,指挥中度,声藉甚。治军严仁,不滥费军需一钱,有余,即以逮士卒,故所部军装整振,绝于他军。平居卧起皆准军号,不妄先后,夜必宿军中,虽遇岁时不移。教士剀至,唯恐不尽其才。尤敬士大夫,一方归心焉”。说明武昌起义后他被拥戴为大都督绝非偶然。
  黎元洪在武昌首义之后被革命党人推举为中华民国中央第一大都督,又作为陆、海军大元帅代行大总统职权,其后三任副总统、两任大总统。他在建立和坚持共和政体、主张军民分治、倡导“废督裁兵”、反对军人专权等方面一直有其坚守,亦因此,他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断然起用自己的政敌段祺瑞镇压张勋复辟。这些事实表明,黎元洪外柔而内刚,并非政治上专门投机的政客,更不是一无主见的傀儡。多年来,在国民党正统史观影响下,对黎元洪的评价经常负面大于正面。章太炎的碑记足以证明,他对黎元洪是有着深度了解的。当然,在碑记中,也不难找到若干为黎元洪曲为回护的字句,但这一碑记力图以事实表达对国民党正统史观的抗议,则是非常明显的。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更深刻地体会到要实事求是地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必须超越个人的、派别的、集团的狭隘利益的局限,从近代以来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大变革的全局,给人物与事件以准确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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