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20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形式主义之间发生了一场长达十年的论争，文章主要对这场论争的产生、过程、结果和原因进行考察和反思，进而探讨二者对话的可能性。俄国形式主义与十月革命同年发生，这就注定了二者之间必然产生纠缠不清的复杂关系。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使俄国形式主义最终消亡，也使大多数形式主义者长期处于自我省思和批判之中。这场论争已经超出了学术批评的限度而具有政治斗争的色彩。“形社者”、巴赫金和晚期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之间进行了对话的尝试，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学术立场上进行平等对话应该成为推动文学理论未来发展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形式主义；学术批评；政治斗争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是20世纪文学理论和美学史上持续时间最久、影响力最大、关系也最为复杂，且完全异质的两个理论思潮。从整体来看，它们之间经历了一个从对抗到对话的发展过程。对抗主要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形式主义之间，在经历了一场长达十年的论争之后，在二者之间寻求对话遂成为学术发展的主动选择。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研究已经汗牛充栋，但是对二者关系史的研究却寥寥无几，对二者之间的这场论争更是鲜有论及。俄国形式主义研究专家、美国学者厄尔里希(Victor Erlich)在其《俄国形式主义――历史与理论》(Russian Formalism：History and Doctrine)中对这场论争的过程有较为详细的记录和分析，但由于此书尚未翻译成中文，所以对这个问题国内学术界依然不是非常熟悉。因此，对这场论争的产生、过程、结果及其原因进行考察和反思，进而探讨二者对话的可能性，对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关系史，促进当代文学理论和美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之间矛盾的产生
伊格尔顿指出，“如果人们想为本世纪文学理论的重大变化确定一个开始的时间，最好是定在1917年。这一年，年轻的俄国形式主义者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发表了他的拓荒性的论文《艺术即手法》”。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俄国形式主义的诞生，也标志着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进入了现代阶段。也正是在1917年，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这就注定了俄国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必然产生纠缠不清的关系，也预示着前者必然遭受挫折的未来。
十月革命前后活跃于俄国文坛的有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现代派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三大文学形态。作为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延续，批判现实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并逐渐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过渡，尽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直到1934年才被正式提出来。在欧洲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下，象征主义、阿克梅派和未来主义等现代主义文学在俄国文坛也取得了蓬勃发展，且表现得最为活跃。与此同时，伴随着俄国无产阶级的壮大，工人阶级的文化需求变得越来越重要，建立无产阶级文化成为一种历史的需要和必然。自1905年革命之后，无产阶级文化和文学已经在俄国迅速发展起来，工人阶级开始自发地组建各种文艺团体，创办无产阶级文化刊物，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在卢那察尔斯基的倡导下，十月革命的前几天，即1917年10月16－19日，召开了彼得格勒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彼得格勒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组织中央委员会，即“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随后在全国快速建立了两千多个无产阶级教育和文化机构，剧院林立，各种文学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从而形成了强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氛围，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全社会的传播。山隘派、斯拉皮翁兄弟等持中间立场的“同路人”在革命大潮的裹挟下也快速融入了无产阶级文学的潮流。就连俄国形式主义者的亲密朋友、著名的未来派诗人马雅可夫斯基，都逐渐放弃了自己的创作理念，进而向适应社会革命需要的无产阶级文化靠拢，成为一个歌颂无产阶级及其革命成果的红色诗人，甚至要求摧毁一切旧的艺术，提出了“火烧拉斐尔”“捣毁博物馆”的过激口号。对于大多数的诗人和文学家而言，放弃自己最初的文学理念而投身革命的怀抱并不是一种被迫的接纳，而是在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感召下的主动选择。自此，党性和阶级性成为文学创作和批评的主导性原则，文学也逐渐成为阶级斗争和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有力工具。尽管这种无产阶级文化氛围已经成为当时俄国基本的文化状况，但是这种文化还主要在工人阶级中展开，尚未在大学里形成冲击力，以什克洛夫斯基为代表的这批年轻学生仍可以自由地发表见解。也就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诞生了俄国形式主义。
另一方面，在革命后的几年里，尽管无产阶级文学取得了蓬勃发展，但是，面对满目疮痍的俄国社会现实，年轻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精力和工作重心还主要集中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尚未顾及文化和文学艺术问题。再则，此时的马克思主义也同样比较年轻，尚未形成统一而成熟的美学原则和文化政策，也没有成为全社会唯一的指导思想，无产阶级文学也并未成为唯一合法的文学形态，这个空档就为俄国形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留下了空间。虽然俄国形式主义产生于这个时代的夹缝中，但是一经产生便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以至于厄尔里希在50年代还感叹：“直到现在，在俄罗斯几乎没有一个小镇没有至少一个诗歌研究会的成员”，这无疑对正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发展壮大的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挑战。正如托洛茨基所言：“如果不算革命前各种思想体系的微弱回声，那么，形式主义的艺术理论大概是这些年来在苏维埃的土壤上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唯一理论。尤其出奇的是，俄国形式主义把自己与俄国未来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当未来主义或多或少地在政治上投降了共产主义时，形式主义却竭尽全力地在理论上把自己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已经从俄国形式主义的观念和方法中嗅出了政治的气息。韦勒克指出：“1916年出现了一个自称‘形式主义’的运动，主要反对俄国文学批评中流行的说教作风；而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之下，形式主义无疑也是对于党所指定的马克思派历史唯物主义默不作声的抗议，或者至少是一种逃避。”因此，当布尔什维克党在解决了政治和经济领域内的诸多问题，开始关注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时候，为了巩固新成立的无产阶级政权，对异己力量进行批判和斗争便成为一种必然选择，而俄国形式主义在文学艺术领域内的巨大影响力，以及它的不合作态度，也就使其自然而然地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首要批判对象。
二、马克思主义对形式主义的否定和批判
1923年，首先由托洛茨基发起了对俄国形式主义的批判。作为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批判形式主义的第一个声音，托洛茨基的批判还主要在学理层面展开，态度比较温和，对形式主义的贡献也给予了一定的肯定。托洛茨基认为文学研究中的形式问题非常重要，可以说没有形式的成就，就没有艺术。作为 “艺术的第一个学术派别”，形式主义的艺术理论尽管肤浅和反动，但其相当一部分探索工作却是完全有益的。如果形式主义能够“限定在合理的范围内”，就有助于阐释形式的艺术心理特点。但是形式主义者却恰恰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超出了这个“合理的范围”，没有将形式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一种辅助和补充，相反将其作为文学研究中唯一全面而正确的方法。
对于文学艺术而言，形式固然重要，但是将形式作为文学艺术的本质和唯一要素而否定内容的存在意义，“让艺术脱离生活，宣称艺术是独立自在的技艺的做法，会使艺术空虚、死亡。采取这种做法的需要本身，正是思想衰败的无误的症状。”形式主义对艺术形式过度强调而忽视了文学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内在关系，也忽视了创造和接受艺术的活生生的人的存在，这是和唯物主义所坚持的“艺术是永远服务于社会的，是历史的和功利的”观点是不一致的。形式主义强调客观性，“然而，由于其视野的狭窄、方法的肤浅，它直接陷入了类似笔相术或骨相术的迷信。……以问题的偶然的、次要的或简直没有根据的因素为依靠的虚假的客观主义，不可避免地要走向恶劣的主观主义；从形式主义学派那儿，则走向词语的迷信。”形式主义对词语的过分关注使文学成为与社会完全无关的事情，这在社会革命时代是不合时宜的。从性质角度来看，托洛茨基认为形式主义美学是“正在站稳脚跟、不能公开表明其资产阶级性质，同时又渴望控制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的美学，并且作为康德美学的继承人而带有明显的唯心主义色彩。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无产阶级文化成为主流文化，辩证唯物主义成为主导思想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资产阶级美学”和“唯心主义”的定性，对形式主义的打击是非常大的。
继托洛茨基之后，作为新政权的人民教育委员部部长的卢那察尔斯基在1924年对形式主义的批判使这场运动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如果说托洛茨基对形式主义的态度是“严厉的批判但并非完全敌对”的话，那么卢那查尔斯基的批判就基本是完全敌对的了。虽然卢那察尔斯基也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决不否认纯形式的艺术存在，但是在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中，内容是优先于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首先要把作品的内容，把作品中所体现的社会本质作为自己研究的客体。因此，评价文学艺术的标准首先需要“从内容方面着眼”，“形式应该最大限度的与自己的内容相一致，应该给内容以最大的表现力，保证它能够对读者产生最强烈的影响”。可是形式主义者却过分强调形式的重要性，把艺术的本质归结为形式而非内容，这就和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念背道而驰了。更重要的是，这种背道而驰并不只是学术理念上的差异，而且带有浓重的政治意味。卢那察尔斯基认为，在这个时代里，“凡是有助于无产阶级事业的发展和胜利的都是好的，凡是有害于这一事业的都是糟的”。而精神生活的任何一个部门，不管它有多么特殊，都得向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靠拢。因此，虽然在历史的合理阶段和合理地点，形式主义作为“生活形式的一种组织”，其存在是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的，但是，从政治角度来看，形式主义的繁荣显而易见是不利于当时的无产阶级事业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领导权的建立的。
卢那察尔斯基认为“每一个阶级，只要它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有自己对现实的态度，有自己的理想，它就有自己的美学”，文学艺术是这种美学的集中体现，其阶级性表现得最明显、最集中。因此，文学批评必须遵守“党性原则”，从阶级性出发，看其是否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有利。和托洛茨基对形式主义的阶级定位一脉相承，卢那察尔斯基认为“无论是艺术中的形式主义，还是艺术学中的形式主义，他们都是被移回俄国，重归故里的资产阶级滞后成熟或早已熟透的产物”。俄国形式主义作为一种“资产阶级美学”，是无内容的、消极的，是为满足资产阶级的需要而产生的。这种艺术只能把人的注意力从社会历史内容和巨大的社会矛盾上转移开，从而达到统治目的。俄国形式主义的出现是资产阶级的一场保卫战，而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则是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制与共产主义之间矛盾的间接表现。“十月革命前形式主义充其量只不过是时鲜蔬菜，现在则成了很有生命力的旧的残余，成了帕拉斯雅典娜的女神像，以它为中心，展开了一场按欧洲资产阶级方式思考的知识分子的保卫战――他们深知进攻是最好的防御手段。”因此，展开对形式主义的批判也就成为刚刚取得政权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了巩固新政权，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内获得领导权，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的一次主动出击。
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重要文化领导人的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的批判已经给刚刚兴盛的形式主义以致命打击。1925年，联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党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的政策》的专门决议。决议指出无产阶级的艺术风格尚未形成，各个不同的团体和流派必须展开自由竞争，反革命分子除外。这种自由竞争恰恰促使了对形式主义的批判，因为形式主义者作为资产阶级的残余势力自然被划归到反革命分子的行列。之后，对形式主义的批判就大面积地展开了。包括党的领导人布哈林(Nikolaj Buxarin)，以及萨库林(P.N.Sakulin)、巴布罗夫(s.Bobrov)、柯冈(P.s.Kogan)、波利安斯基(V.Polyansky)等人都写了批判文章。这些文章基本都延续了托洛茨基和卢那查尔斯基的论调，其矛头并不仅指向什克洛夫斯基及其早年提出的并非完全成熟的宣言，而且将这场运动拓展到对埃亨鲍姆和提尼亚诺夫等人的观点的批判，从而使批判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自此，俄国形式主义内部的分歧开始出现，并表现出明显的分化趋势，有人开始反思形式主义的理念和方法，甚至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批评方法靠拢。
三、形式主义者的自我省思与忏悔
面对马克思主义者的猛烈攻势，以雅各布森为代表的继续坚持形式主义理念的形式主义者逐渐离开苏联，流亡到捷克，在那里与穆卡洛夫斯基等人建立了布拉格学派，并最终促使了法国结构主义的产生。而留在国内的形式主义者，包括什克洛夫斯基、提尼亚诺夫和埃亨鲍姆等人，却不得不逐渐放弃自己的观点，生活在不断的自我省思与忏悔之中。
为了回应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埃亨鲍姆于1924年写了对形式主义的辩护文章《关于形式主义者的问题》。埃亨鲍姆认为他们并不是“形式主义者”，而是“材料鉴定家”。他们并不是唯形式主义，而是同样关注内容，并且认为什克洛夫斯基的宣言只是理论家的一种年轻气盛的极端思想，并不能代表所有形式主义者的批评实践。事实上，很多形式主义者并不否认社会历史内容对文学艺术的影响，在其批评实践中也并没有完全排除社会历史内容的存在。在1922年的时候，埃亨鲍姆尚且认为“生活不照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建设，会更好”，并认为“在文学和艺术中，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保证不了革命立场的”。但是，在1924年的这篇辩护文章中， 他已经表现出对马克思主义的明显妥协，认为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并不矛盾，而且“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之间存在着接触点”。可以说，从革命性的角度来看，二者是一致的，不同仅仅在于马克思主义所进行的是社会革命，而形式主义所掀起的是一场文学革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尔瓦多夫认为，“应该把诗歌语言理论研究会看作是科学中进步的和革命的潮流，一般说来，‘形式方法’比那个‘被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奉为信条的’东西更‘马克思主义’”。
虽然在政治立场上什克洛夫斯基很快放弃了对苏维埃政权的反对态度，主动坦诚自己的政治错误，并在1924年《感伤的旅行》一文中认为“在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在政治上的无知是没边的”，但是面对马克思主义的尖锐批判和政治压力，他对形式主义方法的态度依然比较乐观。在1926年他尚且认为：“尽管我们的理论受到了攻击，但是我们的术语却被基本接受了，……我们的‘谬论’也找到了它们进入文学史教科书的途径。”相反，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一种极易散布的假说而已。然而，遗憾的是，这种乐观态度持续的时间并不长。1927年3月，在一次公开的辩论会上，什克洛夫斯基作了一个轰动一时的题为《捍卫社会学方法》的报告。报告的主要思想几乎同时发表在《新左翼艺术战线》上。他指出：“时代不会发生错误，最近几年的研究使人信服这一点，过去的公式认为，文学系列是独立的，是在切断与日常生活现象联系下发展起来的，这个以前总认为只是人工假设的公式，现在应该复杂一些了。”托马舍夫斯基也在这次争论中声明：“现在形式主义者正在向社会学方法靠拢，我认为，在他们看来，社会学方法在解释体裁时是必须采用的。”当马克思主义者给他们戴上资产阶级美学和唯心主义的帽子的时候，形式主义者们逐渐开始放弃一个又一个阵地，对社会学方法的让步使文学研究再一次同醉心于传记学、作家生活的研究结合在一起，从而又回到了他们所批判的老路上来。
到了20年代末期，布尔什维克党已经将重心转向文化领域，并形成了完整而系统的文艺政策。1928年，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颁布了文学艺术必须为党的利益服务的法令，要求文学创作和批评必须遵守“党性原则”。形式主义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挤压。面对外部压力和内部分歧，什克洛夫斯基最终于1930年初发表了《学术错误志》一文。他坦率承认：“对我来说，形式主义是一条已经走过的路。”虽然也有学者认为什克洛夫斯基的这一举动是对马克思主义“假装的投降”，但是它事实上已经宣告了形式主义的消亡。自此，俄国形式主义作为一个文学理论和批评流派正式破产了。
尽管形式主义者进行了这样的自我省思与批判，但对形式主义的批判却依然没有结束。1932年4月23日，联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改组文艺组织》的历史性决议，要求改组无产阶级文化派和拉普派，以及所有小的文艺团体，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种倾向在1934年召开的苏联作家大会上达到高峰。自此之后，所有的文学团体和批评流派都被取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所有作家和批评家都必须遵守的唯一原则，而形式主义则被日丹诺夫定义为衰落的资产阶级和逃避主义的同义词。
1936年，对形式主义的大规模批判又开始了。此时，形式主义被斥责为反艺术的、反人民的、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格格不入、背道而驰的现象。K?帕乌斯托夫斯基指出：“形式主义者傲视现实。他们用廉价思想的象棋游戏、用噱头、用怪诞、用文字刺绣代替真正的热火朝天的生活。现代人对他们来说并不存在，正如自然界也不存在一样。”高尔基在看了这次大辩论的速记稿之后也写了《论形式主义》一文。在此文中，高尔基一方面强调艺术技巧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对形式主义忽视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提出批评。高尔基认为，“作为一种‘方法’、作为一种‘文学手法’的形式主义，往往是用来掩饰心灵的空虚和贫乏的”。当他们躲进“为艺术而艺术”的象牙塔的时候，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正在酝酿着灭绝人寰的杀戮。在这种情况下，“形式主义往往是为掩盖艺术家的空虚或者精神贫乏，为了掩盖艺术家逃避社会责任，为了掩盖同社会的丧失理智和祸害作宿命论的妥协而效劳”。此时，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是苏联作家和艺术家的言论中压倒一切的主调，艺术的人道主义和人民性是艺术创作的主要倾向。
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批判，形式主义者早已失去了论战的勇气、信心和能力，剩下的只能是不断的忏悔和自我否定。在1936年3月15日发表于《文学报》的文章中什克洛夫斯基又指出：“形式主义者犯了什么错误，形式主义最糟糕的是在哪里呢?力图摆脱生活，给自己划出一块不让社会主义进来的‘艺术租界’，这就是形式主义理论迈出的第一步。”在以后的时代里，什克洛夫斯基一直生活在反思和悔悟之中。他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和著作，都越来越明确地表明一个主题，即时代是正确的，他和早先的伙伴们一度向革命提出的那些要求是错误的。勃里克也进行了严厉的自我批评，认为形式主义是“自觉地拒绝为广大读者服务”，是“为了自我欣赏的文字、声音、色彩游戏而冒充绅士派头、‘精神上的’贵族气派”。正如梅特钦科所指出的，“在这次辩论中，什克洛夫斯基认为形式主义是他和他的同道者在革命初期所作的一种划出一块不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艺术的租界地’的尝试。他着重指出：他当时还以为，这一切都是为了艺术，为了技巧，为了革新，而实际上，这一切原来都是幻想。”
什克洛夫斯基的自我批评并没有就此结束，而是持续了他的整个后半生。1919年什克洛夫斯基提出了形式主义的宣言：“艺术总是离开生活而保持自由，在它的色彩中从来也没有反映出那飘扬在城市堡垒上空的旗子的颜色。”在六十岁的时候，他对自己二十岁时提出的这个“旗帜”比喻进行了纠正，认为“当时我在旗子的颜色上抬了杠，不懂得这旗子就决定了艺术。……在诗歌中旗的颜色意味着一切。旗的颜色，就是灵魂的颜色，而所谓灵魂是有第二个化身的，这就是艺术。”1930年，他认为自己在学术上走了一条错误的路。三十年过去了，他依然认为是“我们自己不好，走错了路”。他认为形式主义者的活动并非“由于行政命令而中断”，不是外界压力的结果，而是由于形式主义的方法和观念上的错误和偏狭，才遭到了思想上的失败。我们很难确认什克洛夫斯基的这些忏悔是否发自内心，但是他发表这些文章则表明他已经完全放弃了早期的形式主义观念。
四、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之间对话的尝试
巴赫金认为真正的学术讨论应该是对话性的，因为“思想只有同他人别的思想发生重要的对话关系之后，才能开始自己的生活，亦即才能形成、发展、寻找和更新自己的语言表现形式，衍生新的思想。”因此，在这场论争之后，学者们普遍认识到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之间寻求对话可能是解决二者之间矛盾的一条重要道路。
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论争过程 中已经出现了在二者之间进行折衷调和的尝试，其代表人物有日特林(A.Zeitlin)、米?列维多夫(M，Levidov)和阿瓦托夫(Boris Arvatov)等人，厄尔里希称他们为“形式主义――社会学派”，或叫“形社者”。早在1923年，日特林就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方法》一文中提出“将马克思主义的长远目标与形式主义的短期计划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他们将这种方法称为“综合法”。“形社者”的观念得到了“左翼艺术战线”文学集团的热烈支持。“左翼艺术战线”把掌握形式主义的方法作为现代文学科学的主要任务，认为这是“唯一能使马克思主义方法成为科学的方法”。正如米?列维多夫(M.Levidov)所言：“只有形式主义者和社会学家通力合作才能产生一种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他们认为“形社者”将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予以综合是在建立一门新的美学，而事实上这种新美学仅仅是用社会学的术语对形式主义的学说进行简单的粉饰，或者说是给社会学加入一些形式主义的概念而已。在他们看来，虽然形式方法非常重要，但是社会学方法依然是最主要的方法。在他们的一个纲领性文件中包含了这样的主张：“诗歌语言理论研究会会员们!形式方法是研究艺术的钥匙。每个跳蚤――韵脚都应该考虑周到。但怕的是在真空里捉跳蚤。只有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艺术，你们的工作才不仅是有意思的，而且是需要的。”“形社者”力图把形式方法同社会学方法结合起来，而事实上还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统摄形式主义。虽然形社者的方法过于简单，这种综合也并不成功，但是他们的尝试却是有益的，对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之间进行对话提供了借鉴。
巴赫金的学术生涯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之间的论争中开始的，而他在二者之间的对话就是对形社者的综合法的推进和深化。他认为形式主义是一种非社会学的诗学，而马克思主义则是一种非诗学的社会学，要超越二者的局限就要建立一种新的不同于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社会学诗学，从而将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文学批评方法真正地进行辩证综合。这种对话具体表现在形式批评与社会学方法的对接、语言符号与意识形态的关联，以及小说形式与社会历史文化的互动三个方面。对巴赫金在二者之间的对话笔者已经专门撰文进行过分析，在此不予赘述。
在西方，由于不存在苏联这样的意识形态斗争，其宽松的文化氛围使俄国形式主义的观念和方法得以延续，经过布拉格传到法国之后快速发展为法国结构主义，并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此时，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两种理论思潮，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就不可能再忽视对方的巨大成就。因此，在二者之间进行对话就成为六十年代之后学术研究的一种必然选择。也正是这种对话使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主义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按照詹姆逊的说法，结构主义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性中的一部分，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提出的问题，也就没有结构主义的答案。反之亦然，如果没有结构主义方法论的启发，也就不会有结构马克思主义的出现。罗兰?巴特的文本理论、阿尔都塞的结构马克思主义、马歇雷和伊格尔顿的艺术生产理论、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和鲍德里亚的符号价值理论等等，无一不是这种对话的结果。
五、学术批评抑或政治斗争：论争的原因及其反思
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形式主义之间的矛盾与对抗，苏联学界与西方学界持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苏联学者普遍认为，在这场论争中形式主义不堪一击而遭受彻底失败，其原因并不在于政治压力，而是因为形式主义自身的理论缺陷。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因为依靠党的支持才压倒了形式主义，而是因为它符合时代的需要才取得了话语权，并导致在这场论争中取得了绝对胜利。因此，形式主义并不是时代政治的“牺牲品”，形式主义者也并不是“不幸的人”。而且，理论自身的不完善还只是次要的，俄国形式主义最大的致命伤在于它的“这些原则跟苏维埃艺术发展的基本方向、跟优秀的革命艺术家的本质要求和渴望是背道而驰的。……形式主义者的教条跟当时的创作思想、明确的方向、战斗的激情，矛盾特别大。”因此，对形式主义发起大规模的批判是应该的，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形式主义的失败和消亡也是自然而然的。更令人遗憾的是，留在苏联的什克洛夫斯基和埃亨鲍姆等人也不敢承认外在政治的压力，反而也认为是其理论自身的缺陷使然。在五十年代，什克洛夫斯基还不无挖苦地写到：“在西方，人们指责我背叛了自己，并接受了我的遗产，……而我之所以要转变，是因为我还愿意努力成长”。
相反，西方学者，包括俄国形式主义研究专家厄尔里希、新批评代表人物韦勒克和结构主义研究学者布洛克曼等都对形式主义学说进行辩护，认为俄国形式主义的失败并不是其学说自身的问题，而是外来干涉和政治压迫的结果。正如厄尔里希所言：“在苏联，形式主义的发展被暂时中断了，因此它被剥夺了克服自己弱点的可能性”。托尼?本内特也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之间的“对话被用于驱散形式主义的相同的政治压力取缔了”。就连厄尔里希研究俄国形式主义的权威著作《俄国形式主义――历史与理论》也难逃同样的命运。这本著作一经出版就在苏联受到了很多批评，但在西方却倍受尊崇，认为它是“对文学学思想的杰出贡献，不仅仅对于斯拉夫文学史家，而且对于从事文学的科学研究的每一个人，都是有价值的。”
苏联和西方学者对此作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其原因是多重的。从理论自身来看，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理论渊源、学术观点、研究方法和价值指向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形式主义是俄国乃至世界文学研究中自19世纪中叶以来注重文学语言的文学研究方法在学理上的延续，也是注重形式创新的现代主义艺术(比如未来派诗歌)在理论上的表现，而马克思主义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延续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等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的理论传统，并且自普列汉诺夫以来就成为俄国文学批评中的重要思想。形式主义思考的是科学的文学研究何以可能，而马克思主义思考的则是具有革命性和政治性的文学研究何以可能；形式主义割裂文学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使文学批评回归文学本身，进行内部研究，而马克思主义则持一种整体性观念，把文学放在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整体中进行外部研究；形式主义关注文学语言，把语言学作为文学研究的重要工具，而马克思主义则把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作为文学批评的核心问题；形式主义采用一种形式批评的方法，把文学的审美价值作为最重要的价值指向，而马克思主义则采用一种社会学方法，其最终指向的是文学的政治价值。由此可见，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本质上就是两种完全异质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但是，从学术发展的常态来看，这种异质性并不等于二者不可以共存，它们本可以并行不悖地发展。但是如果将各自的倾向推向极端，并且非此即彼地尊奉为唯一合法 的理念和方法，那么异质性就会转化为矛盾性，二者之间出现论争就是必然的。
正确而合理的批评和论争是学术发展所需要的，从某种程度上还可以推动学术研究走向深入。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纯粹的学术批评是无法存在的，更何况形式主义的巨大影响力对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挑战。因此，从一开始，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就已经超出了学术批评的限度，给形式主义者戴上了意识形态的帽子，从而使这场论争转变成政治斗争的一部分，成为马克思主义为了获得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而展开的一场政治运动。
巴赫金认为发生在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主义之间的这场论争“看起来是一种论争，但这场争论却不是真正的对话，因为双方都未能倾听对方。为了成功地反驳形式主义者，需要一种像形式主义理论一样有效的理论，能够面对具体文本和文学分析的具体问题，但马克思主义者却没有做到这一点。”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在“背后打击”形式主义，用政治手段而非学术讨论的方式对形式主义进行批判，却没有与形式主义形成“正面的交锋”。这种以政治批判代替学术讨论的方式并不能取得有意义的成果，也使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吸收形式主义合理内核的机会。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建立来说这场论争是成功的，但是从学术批评的角度来看其损失却是巨大的。在詹姆逊看来，“衡量一种理论，依据的不是其推翻对立思想的能力，而是其吸纳最强劲的批评者中有根据的和富有洞见的思想的能力。”苏联马克思主义所缺乏的正是这种胸襟和能力，这也就导致苏联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形式主义之间不可能形成有效对话，也导致了苏联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庸俗化倾向，用政治权威所建立起来的“苏联模式”最终也摆脱不了被淘汰的命运。
这场论争已经过去了近一个世纪，但是这种学术批评的方法及其后果我们不可轻易忘记。学术问题还是要通过学术批评的方式来解决。真正的学术批评和论争应该是对话性的，在学术批评中不可动辄就给对方扣上政治的帽子，更不能通过政治力量和手段来打压对方。巴赫金对这场论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通过巴赫金的思想我们可以总结出真正的学术批评或对话必须具备三个要素。首先，要有开放的胸襟，尊重对方的存在价值，哪怕是负面的价值，因为“给予好的敌手的评价，应当比给予坏的战友的评价高得多”。其次是要真正进入对方的学术论域中去，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是在外部隔靴搔痒。再次，对话不是对相异的理论学说的简单折衷，而应该是一种理论的综合创新。因为“真理不存在于金色的中间地带，不是正题与反题之间的折衷，而是在它们之外，超出它们，既是对正题，也是对反题的同样否定，也就是一种辩证的综合。”巴赫金对这场论争的反思，以及他所提出的对话方法对我们的文学批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对于一个常态的社会来说，各种理论应该是多元共存、自由竞争、相互对话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之间的异质性并不等于矛盾性，在二者之间进行对话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只有从学术的立场上进行真正的对话，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主义才能够克服各自的理论缺陷并取得深入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通过对话而取得的巨大成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由此可见，从学术立场上进行平等对话应该成为推动文学理论未来发展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