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临近结束时，苏军将兵力迅速东移，并于1945年2月9日向日宣战。174万红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驻扎在旧满洲地区的日本军队发动进攻。苏军摧枯拉朽般地很快把60万关东军解除了武装，并专门调拨了2万名官兵，将这60万名日军战俘押往苏联西伯利亚的上千个集中营服苦役。
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期间不仅给亚洲乃至世界人民带来了深重苦难，而且也给自己千千万万名普通士兵带来了灭顶之灾。要知道，西伯利亚的严冬气温可冷至－30℃至－40℃，不少日本战俘经不住严寒而被冻伤，甚至被活活冻死。据一名现年80岁的幸存战俘三木回忆，当时他们大多只能居住在简陋的土屋甚至帐篷里，由于缺乏燃料和取暖设备，屋内常常和屋外一样寒冷。因此每天清晨，都有冻僵的日本战俘尸体从屋中被同伴拖出。由于野外土地冻得如石头般坚硬，他们甚至难以“入土为安”，而只能被同伴无奈地抛尸荒野，等候着饥饿、凶恶的野狼吞食。
日军战俘的劳役也让这些一向作威作福的关东军士官难以承受。他们采矿石、修铁路、伐木、挖河，每天必须干活12小时以上，稍有懈怠，就可能迎来监督苏军士兵的拳打脚踢。恰恰二战结束的那一年苏联遇上了饥荒，集中营里更是缺粮，饥饿、疾病和繁重的劳役，使这些日本人在进入集中营的第一年便有不少命归西天。
昔日自诩为“无坚不摧”的“铁军”关东军官兵在一夜之间便溃不成军，最后竟然统统成了苏军的阶下囚――可以想象这些一向自命不凡的日军强盗的失落感有多大！此外，或由对前程的空前绝望，或无法承受超负荷劳作以及苏军的虐待，或经受不住西伯利亚严酷的气候，或难以忍受伤痛、病痛，或思念家人、亲人心切，大约有3000名日军战俘在集中营罹患上精神分裂症或抑郁症、狂躁症等心理疾患。自杀也成了集中营里的家常便饭。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200名战俘在集中营自杀。也许是条件有限，他们普遍采用了诸如服毒、投河、上吊等在日本人看来有点不太“壮烈”的自杀方式，而放弃了日本武士道所采用的剖腹自杀的方式。这对这些“忠于”天皇的日军战俘来说，也许是人生走到尽头时的“最后的遗憾”。
发人深省的是，集中营里的日本战俘尽管吃尽了苦头，但参加暴动者几乎没有，这与日军或德军关押中国战士或盟军士兵的集中营里频频发生战俘暴动形成了鲜明对比。其实个中原因也很简单：当时的日军战俘已悲观绝望到了极点，根本没有精神力量去跟苏军抗争。据悉，日军战俘组织的最严重的“反抗”只是为抗议吃不饱而怠工，或趁夜色三个一伙、五个一群地逃跑而已。据一名幸存日军战俘板桥的回忆，他和几名同伴因实在受不了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而多次逃跑，但寒冷无边的西伯利亚本身便是一个大坟场，因而每次逃跑的最后结果竟然是：在部分同伴命丧雪原后又乖乖地回归，并心甘情愿地接受苏军的处罚。好在苏军对逃跑日军战俘也还宽容，往往在罚以数天的禁闭或挨饿后便也不作计较了。其实苏军这么做也有自家的打算：可以最大程度地利用日军战俘作最廉价的劳动力，来为自己国家卖力，而其中不少有技术的战俘，甚至可以充当重要部门的技术人员。
在这60余万名日本战俘中，有5.5万相继死在西伯利亚荒原上，幸存者中有47万后来终于返回日本，其余人至今下落不明。莫斯科中央档案馆保存有二战中330万名各国战俘的档案，其中也包括日本战俘的档案。后来前苏联政府曾批准日本广播公司的记者采访此馆，许多日本战俘在集中营的“最后命运”才“曝了光”。日本记者们已证实，档案上记着战俘的出生年月日、家庭经济状况、死亡时间、死亡原因、死亡证明书以及埋葬地点等等。一份死亡调查书上写着：1947年3月28日，日军战俘××××在采矿时从25米高处失足跌落而亡。另一封死亡证明书上则写明：1947年3月30日日军战俘××××因患淋巴癌又拒绝治疗而亡，终年35岁。
日本广播公司的记者还走访了当年某个日本战俘集中营的所在地德利亚诺夫斯克。这是苏联中亚地区阿尔泰山以西的一个小镇，人口仅1万，海拔1000多米，属苏联最偏僻、最贫穷的不毛之地，冬日气温可低至－40℃以下。如今，当年的集中营那一排排简陋木屋已荡然无存。但当时仅19岁的苏联护士安娜?伊凡诺娃尚健在，她回忆说，她曾亲眼看见日本战俘一个接一个地冻死、饿死、病死、累死，她甚至还记得他们的埋葬地点。
其实，当时在苏联各地集中营的不只是日本战俘，还有300万德国战俘以及另一些国家的战俘。原来在二战中苏联死了2000万人，战后重建家园劳动力缺乏便成了个大问题。于是，大批的外国战俘竟成了苏联重建工业的“生力军”。据说斯大林做出此决定的法律根据是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刑法第58条，但实际上此法令本来是用以惩罚国内反革命分子的。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许多斯大林时代被打成“阶段敌人”的间谍、反革命分子、叛徒等都相继恢复了名誉。前苏维埃代表、俄国中央政法大学的雅可布列教授就明确指出，所谓的“刑法第58条”并不符合国际刑法原则，因而很有必要对以往的做法重新做出评判。
至于今天的日本国民，有许多对当年苏联“不人道”对待日军战俘仍然耿耿于怀，强调“日本本身也深受战争之害”。日本一些右翼人士从中大做文章，企图为关东军翻案，甚至还叫嚷要向俄罗斯讨还这笔“西伯利亚血债”。但他们也许忘了：二战时期日军在亚太地区开设的众多集中营，关押的不仅有亚太地区许多国家的战俘，还有更多手无寸铁的无辜的平民百姓，被虐待致死的人数高达几百万之多。正如目前尚健在的日本关东军战俘水田根据其自身的经历做出的对比：“其实我们日军对中国等亚洲国家战俘的虐待和迫害，无论从规模还是程度上看，都比苏军对我们要厉害得多。从这一点来讲，我们既不能怪命运不公，也不能怪苏军对我们的严厉甚至近乎残酷的惩罚。可以说我们是得到了报应，我们完全是罪有应得呀。”要是某些日本人不知道或已忘记了日本曾经强加于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人民的这段侵略史，那么实在应该给他们补上一堂历史课！
[综合编译自日NHK和俄《历史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