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季度GDP增幅8.1%，3年来最低水平。数据唯一的亮点是：消费对GDP的贡献率大幅超过投资，成为推动增长的主要力量。外需不振，投资又累加地方政府本已脆弱的偿债能力，政府和学界均把希望寄托在消费，这一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动力上。但3月份的民生用品相继涨价无疑给消费拉动论兜头一盆冷水：消费要挑起拉动经济成长的大梁，很多险阻等在前面。
去年房地产限购措施开始显效，“4万亿”进入倒计时，而家电汽车下乡等消费刺激措施则执行到了最后一年。固定资产投资与居民消费此消彼长，特定的历史节点终于使国人看到了“三驾马车”并辔而行的和谐局面。2011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010年36.8%的基础上，大幅提升了14.8个百分点，至51.6%，经济增长的平衡性明显增强。今年一季度，诸如家电补贴等刺激政策结束，而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进一步攀升至60.3%，似乎显示了经济增长转型已得到巩固，高质量的增长模式成型了。的确，相对于投资2.7%的贡献率，5.9%的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贡献无疑在增加。但从绝对数量上，却并非如此：中国经济从去年一季度同比增长9.7%，逐步放缓到四季度的8.9%，到了今年一季度进一步回落到8.1%，绝对增长率在回落，其中投资跌幅尤甚。如果说消费在经济增量中的份额在增加，不过是相对分量罢了。
总量上，代表消费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幅度反而放缓了。今年前两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14.7%，比2011年12月的数据还低3.4个百分点，比2011年同期回落1.1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8%。而在此前的“十一五”期间，中国消费市场却是持续扩张，出现了明显的扩大和升级的启动信号。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自2006至2010年的5年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7.9万亿元增加到15.7万亿元，增长98.3%，年均增长率18.1%，消费市场步入快速发展期。只是到了2011年增速开始下降，现在，则出现了大幅度放缓。
居民旺盛的消费势头为什么戛然而止？宏观经济的大环境上的消费失速不难理解，1998年肇始的房改催生了商品房市场的膨胀，而本世纪初汽车进入家庭，房产和汽车这两项商品的普及造就了消费市场的持久繁荣，但现在，这两件动辄消耗普通家庭一生积蓄的商品要么饱和，要么被限购了。大件商品之外，消费者对普通商品的需求很难撑起一个快速膨胀的市场。短期内消费趋缓则和持续的经济减速相关。自去年中，我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曾连续下滑，沿海外向型企业不景气，中小企业经营困难等多方因素已在就业市场有所反映。由于制造业不景气，今年就业压力可能较上两年增强，年初已经很少看到类似去年的民工荒的报道。今年1、2月份零售增幅的下滑几乎是全方位的。包括食品、服装、家电、石油制品在内的几乎主要消费品种增速均有显著下降。
使用消费率概念，即国内生产总值中最终消费总额所占的比重来衡量，我们的消费水平仅49%，不要说低于发达国家的70%，也远低于60%的国际平均水平。消费率上的差异昭示着我们仍拥有巨大的增长空间，而发展的方向则是消费升级，由“小康型”向“享乐型”转变。可事实上，经济结构的固有矛盾却在销蚀着增长潜力。按照国际经验，随着收入提高，恩格尔系数本应显著下降，但2009年后，我国恩格尔系数却从37%开始上升，2010年达到39.76%，不出意料目前已经超出40%，意味着居民生活水平由富裕状态重回小康。连续多年，食品价格的上涨幅度远超过CPI，城镇居民不得不为农民收入提高支付越来越高昂的成本。而这背后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工轻农政策的遗患：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收入比最高达3.3∶1。但所有的工业化国家都会保护农民收入，为何耕地稀少的日本恩格尔仍能低至24%？
提高消费者和农民的收入，涨薪和涨价是最直接便利的措施，也似乎是提振内需的最佳门径。但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市场，任何结构上的调整都可能引来全局性失衡。涨薪和提高供应水平这对矛盾，这一次又累积为低收入者的合成谬误，阻碍着消费总量的进一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