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纽约时报》爆出对于中国新闻腐败问题的调查报道。实际上，中国媒体的腐败岂止是红包与有偿新闻。目前，媒体腐败主要通过权力与市场两种方式呈现。国字头旗号或具有行政背景的媒体在进行权力寻租的时候会拥有更大的便利。有两种方式。其一，一些行业性报纸的地方记者站利用其背后的权力资源对地方政府、地方企业进行负面报道。报道的目的不是为了公开或监督，而是通过向对方呈现负面报道来暗示对方给钱。给钱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征订几千份报纸，订报款大约几十万；或者直接给广告费，地方记者站的记者则有提成。相关人士指出，这种所谓行业性机关报的地方记者站较多地在某经济发达省区做敲诈式营销，以此为业的记者或通讯员有近200人。这个领域许多的腐败案件都已被曝光，不难发现报社是默许甚至鼓励记者进行发行与广告的创收。当对方诉诸法律时，报社往往与记者个人切割，说这是个人行为，于是，记者成为牺牲品。
这些依托于某一个部委或中央级的报刊，它们存在的基本目的是行业性的宣传，基本没有市场，订阅率极低。对这些报纸而言，广告营销非常难，只能依托于权力的背景，靠对地方政府和地方企业的监督报道来进行牟利、赚钱。在过去的十年，有一些国字头旗号的地方记者站出现了一些变化，他们的报纸本身不再有影响力，但是他们可以有效地借助互联网，也就是跟门户网站建立合作关系。作的报道发在自己报纸的小网站上，然后快速地被门户网站转载，扩大影响、制造舆论。这在客观上就为发行量只有几万甚至只有几千的报纸，制造了威慑力，某沿海省份的县级政府宣传部门几乎无一例外地都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另一种情况是，更加主流的媒体依靠其权力资源、行政背景，进行舆情监测服务或者以内参的形式给地方政府、地方企业施加压力，然后以网络广告、正面报道的方式来创收。从表面的合同看，没有问题，只有在了解整个运转过程之后才能发现，这样的业务是依托于负面报道来达成的。这样做无疑是突破了媒体的伦理底线，只是难以拿到证据。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某电视大鳄的质量报告栏目与某家具企业的纠纷，即是例子。
以上依托于权力的新闻腐败折射了新闻体制的问题，根本上可以认为是媒体被垄断的恶果。但是一板子都打在体制上，也没什么意义。具体地讲，国家没有给这些不具备市场竞争力的媒体一个好的退出机制，依然用一种行政庇护的方式让它们维持原有的宣传功能。实际上，这种宣传功能已非常有限。具体主管报刊的部门之所以不对这些报刊进行有效的清理、退出，原因在于这些报纸的存在，其背后支撑着一个真实的利益链条，哪怕宣传效果再弱，好歹名义上听起来还是一个喉舌，通过负面报道至少还能养活一帮人。
新闻腐败除了通过权力的管道，还有很多是资本的逻辑在作怪。这类腐败主要依托于媒体背后的市场资源，甚少有行政资源的色彩。市场化报刊或商业性网站，其背后的市场盈利的导向，使得它们在过度追求利润的过程中丧失底线。这其中，有些是个人的，比如一些媒介管理者针对企业的负面新闻报道时，会用宣传禁令、宣传管制的名义把稿子压下来，实际是他个人收了一笔好处费或者通过其掌控的公关公司（与其所在媒体无关）来收取公关费。
另外，一些小的都市报，它们会有一个广告客户保护的名单，但凡上了名单的企业，负面新闻就会被自动屏蔽。即使是一些特别主流的都市报，一些特别大的广告客户，比如垄断国企、地方强势房地产企业等，要见到它们的负面新闻也很难。还有就是《纽约时报》报道中提到的软文，这在比较有影响力的杂志也是普遍存在，对公众来说是混淆了新闻与广告的概念。这种由市场所带来的腐败，目前也蔓延到了门户网站和区域性的新闻网站，特别是后者通过外包的方式纵容这种违背新闻伦理进行寻租。由市场化带来的新闻腐败，形式也是多种多样，微博上不断见到各类企业家抱怨被媒体勒索的经历。
新闻学者孙旭培所说，“腐败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确切地讲腐败已经成为很多媒体的生存方式。现实中，许多中国媒体也是分裂的，一方面为了生存游走在新闻腐败的灰色地带，另一方面又不失新闻理想为了公共利益追问真相。把问题归咎于体制是容易的，新闻立法、言论自由也谈了这么久，目前看，有些无力。但是胡舒立的话还是振聋发聩的：正直是一种品质。不正直不需要借口，正直需要勇气和毅力。
特约评论记者翁一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