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谓文艺学，是指以文学概论或文学理论教程为代表的文学理论教学与研究体系，它是当代大学文学学术体制中一个分支，所谓的二级学科。对这个学科的认识和评价，近十年以来一直是一个热点问题。2009年夏在贵阳召开的中外文艺理论年会，主题之一，就是总结中国文艺理论60年的成就。我在那个会上作了简单的小组发言，用一、二、三、四、五来概括60年来的文学理论成果：
一个理论家。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对中国文学艺术产生全面、持久、深刻影响的理论家，是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真正影响了所有中国人，文艺尤其如此。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两个好学生是胡风和周扬，他们虽然彼此对立，但都是忠于毛泽东思想的。
两本教科书。蔡仪、以群的两本实为一本，现在流行的童庆炳先生主编的为另一本。这一前一后两本教材，影响了上百万的中文系学生，进而影响到全社会的文学观念。
三个历史阶段。第一是1949年到1979年的高度政治化阶段，第二是80年代的去政治化时期，第三是90年代以后的商业化时代。文艺理论在这三个阶段就唱三个调子：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的独立自主，文艺的商业属性或市场导向。
四个学术口号：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
五个理论牺牲品。暂隐其名。
如此总结的缘由是，当我们抛开一切教条，回顾历史，能记起来的东西，大体如上。半个多世纪以来那些汗牛充栋的理论著述，已被时间淘洗殆尽。
时隔两年，今日旧话重提。我想从另外的角度，来谈谈对文艺学的认识和看法。
我认为现在的文艺学，需要抛弃三个东西。一个是体系意识，一个是真理信仰，一个是权威幻觉。
关于体系意识。在文艺理论教学中，一直强调文学概论的体系性，其根源是，早先的理论家们强调马克思主义文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本文确乎没有写过系统的文艺理论，他们的相关论说确乎就是断简残编。但捍卫者坚决否认这一点，强调马克思主义有自己完整的文艺理论体系。本文不拟纠缠这些争论。体系意识强烈的人，其逻辑是，理论，就意味着一个完整的系统，没有系统，不成其为理论；特别是，既然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是完整体系，则文学概论就没有理由不建构完整体系。结果，在这个文学理论体系中，有相当部分表述与当代文学艺术现状，与当代思想发展没有任何关系。比如文学的起源问题，文学的风格和流派问题，作家的创作思维特征问题，文学的体裁与文体问题，等等，老生常谈，既无学术创新，更缺乏与学生文学阅读鉴赏和创作的有机联系。
关于真理信仰。编撰文学概论的指导思想之一，是认为一部教材基本上要揭示、体现有关文学现象的真理和规律。诸如文学产生于人类劳动和社会实践的观点，文学发展规律的总结，等等，都被认为是真理性的知识，需要无条件认同接受。而且，理论家认为，一旦掌握了这种真理，批评家就可以据以对文学现象作审判和裁断。但很显然，这种认识没有说服力。社会生活不断发展变化，文化艺术的样式不断发展变化，文学欣赏与消费的心理不断变化，文学的传播方式不断发展变化，这种种变化之迅速与复杂，已经使得任何理论都无法对文学的整体状况作静态描述和判断。文学理论本身不是真理，没有真理可言。文学理论更谈不上能揭示文学发展的规律。其一，文学发展有无规律，本就值得怀疑；其二，即便有规律，那也是文学史要总结的东西，文学理论家从来没有总结出什么值得信赖的规律。
与此相关，认为掌握了真理就可对创作和欣赏给予指导的天真想法，是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幻觉。现在的理论工作者，其知识储备、艺术素养、表达能力，相对于作家和读者，都没有明显优势，甚至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别林斯基的时代，勃兰兑斯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百年前这些著名批评家存在的前提，是全社会有一大半人是文盲，许多作家的文化程度和素养也比较低下。在此种社会中，大众需要有人指导。但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如今若有人还幻想掌握真理，当文学教父，就未免太不识趣，太堂吉诃德了。最荒谬的现象是，我们看到，很多职业的文艺理论家，常年在谈理论问题，却从来不读或很少读文学作品，对当代创作尤其陌生，他们在书斋里臆想现实出了什么问题，需要如何从理论上给予说明和指导，大量的论文和专著因此而被炮制出来。
当然，许多理论家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但为什么还在做那些毫无意义的理论体系建构和虚假理论问题的研究?道理也很简单，这是一门职业，是一个饭碗。生存的必要性，成为职业合法性的基础。至于这样的理论究竟有无价值，理论家们心知肚明。
从后现代、网络时代的立场看，理论已死。从文艺学学科现实存在的事实看，理论又未死。
死犹未死，垂死挣扎，可能接近真相。
理论已死的具体表征是：1、理论生产严重过剩，这个世界关于文学的理论太多，泛滥成灾，惟其太多，真正有效的理论却没有了。2、没有公认的权威理论家，理论家说话无人理睬，绝大多数理论家和诗人一样，成了小圈子内部的智力游戏玩家，外界无人喝彩。3、理论生产无创新，低水平重复严重，多数理论著作和现在的长篇小说一样，出版后无人问津，在完成评职称的作用后，就被送了造纸厂的纸浆池。
简单说，理论已死是个简单的事实，不需要作理论的证明。
理论死了，但从事理论教学的教师还活着，我们还需要吃饭。因此，与其自欺欺人地强调理论多么重要伟大，自己的理论(无论是否标榜有体系)有多么了得，不如先承认如下几点：
理论的工具性。理论只是我们说明解释问题的思想方法和工具，本身不具有独立的价值和意义。理论不是裁断事物的真理和标准。对文学来说，尤其如此。
理论的相对性。任何理论都是相对的，只适合用来解释部分文学现象，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有限性和局限性。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的文学理论体系。就此而言，任何理论都存在一个自己的历史语境。超出这个历史语境来运用，就出现错位乃至荒谬的解释效果。
理论的现实性。理论是为现实而存在的，因此，针对现实问题进行理性思考乃是文学理论的基本动力和逻辑出发点。
基于以上认识，我认为，如果还要谈论文学理论，我们应该有两个基本出发点：第一，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应该以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事实为出发点，这才是总结中国文学理论最可靠的基础；第二，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应该切实关注当代文学创作和文学现象，这是发现问题，从事理论思考有效的途径和理论问题得以产生的根本。
这意味着，当代文学理论家必须同时是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研究的专家，没有对这一百年来文学的深入研究，而从事纯粹的文学理论研究，就是空头理论家，其学说基本属于所谓的无根游谈，没有说服力。半个世纪来的中国文学理论建设乏善可陈，与此有绝大关系。
从百年文学史出发，我认为中国文学理论研究有五大领域，具有继续探讨的价值。
其一，中国新文学开始于梁启超提倡的新民说与小说界革命。文学的社会功能问题，是百年中国文学一直纠缠不清的重大问题，假如中国文学理论需要一个所谓的逻辑起点，我认为当自小说界革命的理论言说开始。
其二，新小说来自西方，翻译西方小说，实际是中国新小说的开端，因此，翻译问题，也即中外文化或中西文明的翻译交流，成为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但迄今为止，翻译问题未能在文学理论界引起足够的重视和研究。刘禾所谓的“跨语际实践”研究，是这方面的一个开端，真正深入的研究尚未见到。翻译问题的核心是：文化能否相通约，文学能否被翻译。
其三，与翻译密切相关，新民所需要的白话文问题，也是现代中国文学的重大理论问题，文言与白话之争，只是现代文学专业的人士讨论的问题，却未能受到文学理论家的重视，文学理论基本不讨论这个问题。这也是文学理论界一大怪象。
其四，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的现代中国文学，从一开始就把建构中国历史作为自己的重大使命，现代早期小说家是以史家自命的。因此历史与文学的辩证关系问题，乃是文学叙事理论最值得讨论的重大问题。但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现在叙事学研究似乎比较繁荣，但更多停留在介绍西方理论，或笼统讨论中国从古到今的叙事理论，唯独与现代历史高度相关的小说叙事理论(如夏曾佑的理论)，未能得到重视。
其五，文学批评的方法问题。西方文学批评方法的介绍引进相当丰富繁多，但理论界从来没有人认真研究中国现代具有自己文化特色的文学批评方法究竟是有没有，是什么。
我认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重点，应当在这五个大的领域。这些领域的研究，才是真正有历史纵深感，有生命活力的理论研究。这个五大问题是否能构成一个所谓的理论体系，根本不重要。假如中文系学生四年毕业，能就这五大问题，在理论上有比较清晰的认识理解，则他们的理论学习、他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认识就是成功的，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