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根据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外事活动，富有艺术性地运用了党的统战策略，巩固和拓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和党的敌后斗争的援助与支持，扩大了党的国际影响、塑造了党的国际形象，并对建国后的外交工作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考察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工作的起源、发展，研究其历史作用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
关键词： 抗日战争； 中共中央南方局； 外事工作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2)01-0092-04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on the CPC South China Bureau’s Foreign
Affairs during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YU Jun-qing ， WU Qing
（The Political Institute of Liberation Army of Xi’an， Xi’an 710068,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the CPC South China Bureau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highly effective foreign affairs, which are based on the changes of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situation, meanwhile, it utilized the strategy of community’s united front artistically, also strived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assistance and support to china’s Anti-Japanese war, as well as the community’s struggle which was behind enemy lines. Moreover, it has enlarged community’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and built the community’s international image. Besides; it has exerted an important and profound impact on foreign affai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refore, to investigate the origins, developments, studies and historical role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CPC South China Bureau, that has great historical values.
Key words: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the CPC South China Bureau； foreign affairs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作为国民政府陪都的重庆便成为中国战区军事、政治中心，各国驻外使馆、其他外国组织驻华机构和国际友人云集于此。虽然国民党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仍然坚持“防共”和“反共”立场，实施严格的政治、外交和舆论封锁。为了反击国民党的封锁、坚持抗战的独立自主，中共迫切需要一个渠道反映其抗日主张，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特别是敌后抗战的认可与支持，提高党的形象和地位，并借此深入宣传扩大国际国内舆论影响，实现中华民族抗战的总动员。中共中央通过对整个抗战形势的研究，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以下简称“南方局”），设立于重庆，以充分利用重庆的地理优势积极开展对外联络和舆论宣传工作。南方局在其后的工作实践中，按照中共中央的方针指示开展了积极的外事工作，充分发挥了其驻国民党统治中心的桥头堡作用。
一、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组成立的历史背景
“九一八”事变后，英、美为了维护自身在巴黎和会上所攫取的在华利益，对日本的侵略行径采取了消极的绥靖政策，纵容其扩大侵略。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和“三国轴心”的形成，使英美等国感到了日本的战略威胁加剧，转而向支持中国的抗战转变。国内方面，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迫切需要实现全民族的总动员，反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获得，为中共的外事工作奠定了基础，又使其面临着国民党的全面封锁和压制。如何顺应历史潮流发展、积极应对就成为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抗战时期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英法等战胜国主导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大致规范了战后欧洲和东亚的政治经济秩序。它们试图通过调整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的关系，使国际政治格局达到相对平衡的状态以防止新的世界大战。但是，由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实质上只是战胜国对世界殖民势力范围的重新瓜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依旧存在。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使矛盾更加激化，德意日等国法西斯主义势力利用国民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不满情绪迅猛发展，相继获得政权。法西斯侵略势力与反法西斯力量之间的矛盾迅速上升为国际主要矛盾。
“七七”事变爆发不久，中苏即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联为维护其东部安全，一改“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中立”态度，迅速对中国抗战做出援助。斯大林“深知中国不仅是为自己作战，也是为苏联作战；日本人的最终目的，是占领整个西伯利亚直到贝加尔湖”[1]。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和深化，不仅对英美等国在华利益造成了直接威胁，还对它们远东的利益及自身安全产生了威胁。在现实面前，英美等国彻底放弃其绥靖和纵容幻想，认识到中国在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战略作用和地位，转而支持中国的抗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反法西斯主要盟国制定了“先德后日”的战略。这一战略实施的关键在于中国抗战是否能够起到遏制日本军事攻势、牵制日军兵力、制约日本南进等作用，为英美两国专心对德作战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持。由此，在东亚国际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的苏、英、美之间开始了频繁的外交往来，美英继苏联之后开始对中国抗战提供政治、经济和军事支援。1942年，以苏、英、美、中为首的反法西斯盟国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承认了中国战场的重要战略地位。如毛泽东所言，“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2]。
尽管中国战场开辟之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力量在中国战场的联合经历了相当长的时期。但是，中国战场上国共合作抗战和持久的抗战，在整个反法西斯斗争做出的有目共睹的重要贡献，不仅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还为中国共产党走向世界提供了平台。
（二）抗战时期的国内环境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华民族存亡危急之际，国民党当局迫于国际、国内形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全国各族人民、各党派团体“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要求，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形成了统一的政治局面。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后确定了“防共”、“限共”和“溶共”的方针，并连续发布了《防治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秘密文件[3]。1940年起，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根据地实行了严密的封锁，不许共产党发表战报，不许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报刊对外发行，不许中外记者到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采访。在对解放区实行严密的政治和新闻封锁的同时，国民党却利用其政治和外交优势，大造舆论对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军队进行扭曲、诬蔑、中伤，如“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不听指挥”、“陕甘宁边区实行割据，向外发展”、“共产党阴谋推翻政府”、“苏联阴谋侵略中国”，充塞报刊[4]。除此之外，国民党还通过限制八路军、新四军编制、缩减后勤补给、截留盟国、反法西斯团体、国际友人及华侨捐赠援助等方式，意图在抗战中逐步消耗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
中共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仍从抗战和民族存亡大局出发，坚持对国民党反动派既斗争又团结、以斗争促团结的方针，开展广泛的抗日民族统战工作。为实现国际国内两条反法西斯战线的统一、遏制国民党的分裂和打退反共逆流的积极目的，亟需扩展党的外事工作。
（三）抗日统一战线中争取国际“话语权”的斗争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东部地区大片国土相继沦陷，西南地区逐渐成为抗战的大后方。1938年10月以后，作为国民党政府陪都的重庆，成为了国际法西斯力量在远东的结合地。苏、英、美、法等国家先后在重庆设立驻华外交机构；国外反法西斯组织也先后在重庆设立机构，开展活动；同盟国的一些重要军事会议在重庆召开；为了加强和协调对日作战，苏、美、英等国军政首脑和军政要员也频频奔赴重庆。毛泽东审时度势，在给重庆南方局周恩来的电文中明确表示：“目前不但共产党中国人民苏联这三大势力应该团结，而且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以期制止投降，打击亲日亲德派活动”[5]。抗日统一战线“有着共同的敌人，却没有共同纲领和固定合作形式”[6]的特殊性使中国共产党坚持既斗争又团结的方针，坚持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性，坚持独立开展外事工作，打破国民党的政治舆论争取话语权。重庆作为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政治中心，为我党开展国际、国内统一战线工作提供了极大的舞台。南方局外事工作人员通过与各国驻华使馆、驻华国际机构的真诚交往，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有机结合起来，为打破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国际活动空间的封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工作的基本任务
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局和战局的变化与反法西斯战争进展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国际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都可能影响到战争进程。特别是国际反法西斯阵营形成后，苏、美、英等主要盟国的政治舆论动向、政策变化都会对抗战乃至国共两党的相互关系带来不同的影响。根据抗战的需要和针对政治环境的复杂情况，南方局制定了旨在争取和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改善党的国际形象和地位、扩大中国共产党国际影响力的外事工作根本目标。
（一）贯彻党中央的指示，承担起对苏、英、美等国的联络任务
早在瓦窑堡会议期间，毛泽东就提出了“当斗争是想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致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7]的看法。显然，在对国际时局的判断上，他看出英美两国影响中国的政治局中的实力。苏德之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在下发党内指示中明确指出，“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8]。要求全党尤其是南方局，应积极做好英美在华人士的工作，不容许对国际统一战线采取任何轻视或消极态度[9]。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致电南方局相关人员，要同美英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发表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和《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以加强对美英的统战联络。此外，南方局领导还代表中共中央致函美、英驻华大使，表示将与他们国家并肩作战[10]。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对美、英外交主要是通过南方局在重庆进行的，专门由周恩来领导。
周恩来为南方局外事组制定了“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方针，采取主动出击，广交朋友的措施，而在外事工作中，外事人员应克服中国共产党与美英来华人士意识形态不同的束缚，重点抓住双方反法西斯战争方面的共同性，利用多种途径，开展全方位的对外交往活动。此外，周恩来还特别重视用举办宴会和记者招待会等方式同美英等国国际友人的交往，以轻松、愉快的方式让美英等国来华友人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政策以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下军队取得的抗战业绩，认清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军事摩擦的事实，提升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
（二）通过开展全方位外交，打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
由于中国战场是反法西斯的重要战场之一，中国是一个弱国，抗战的坚持与形势的改善离不开盟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援助，因而中国政局和战局的发展与世界政治格局变化、反法西斯战争进程有着紧密而特殊的复杂关系。特别是反法西斯阵营成立之后，苏、英、美等主要盟国的舆论动向、政策调整都会对中国抗战和国共关系带来重大的影响。因此，在国民党垄断外交、进行政治和舆论封锁、反共活动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外事工作的目标首先必然是打破国民党设置的舆论封锁。
南方局通过开展“半官方外交”和“民间外交”等灵活多样的外事工作，打破国民党对中共在舆论宣传方面设置的重重阻碍，将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公诸于盟国和国内外民众，消除国民党的污蔑和中伤，争取国际社会的进步力量从道义、舆论、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对中国抗战的大力支援。此外，南方局周恩来等领导人与美国顾问拉摩尔、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等都有过会晤，建立了联系，也与著名作家海明威、斯特朗、记者爱泼斯坦、白修德等有亲密的交往。通过这些会晤和交往，直接或间接地向国际舆论阐明和传递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抗战业绩，揭露了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径，争取他们对中国抗战和抗日根据地的同情和支持。
（三）“利用矛盾”，“争取外援”
抗战初期，中共未能深刻把握中国抗战的特点，从而将国际国内两个反法西斯战线联系起来看待，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形势发展变化间的联系和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重大决策的制定，影响到对反法西斯国家和反法西斯同盟国力量的借助以达到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施压、遏制其反共行为的目的。1940年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使得苏、英、美三国从各自战略利益出发，调整了对国民政府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另一方面，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各种政治力量又日趋活跃，国民党反动势力也逐渐猖獗。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中共逐渐意识到，制约国民党政府反共政策的各种国际力量中，苏联的影响力并不是特别重要的，真正能够而且有时也愿意约束国民党政府的主要是美国。这一点从南方局与美国方面直接接触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得到了证实。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力图控制中国以牵制日本，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据此，毛泽东在党内指示中指出，英美援华可以使国民党政府“难于投降和难于反共”，应“尽量利用两派帝国主义间的矛盾”[11]。毛泽东也在题为《论政策》的党内指示中说到，要“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提出两个重要的“区别对待”，一是如何认识英美对华政策和对日政策上要有区别；二是中共中央的对外政策与国民党政府的对外政策要有区别，“坚持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12]。中共对外政策的调整，直接推动了南方局的外事工作。他们将“利用矛盾”、“争取外援”的策略原则运用于处理国际事务之中，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处于外事工作前沿的南方局外事组在同国际社会交流、联络的过程中，不断加强经验积累，逐步走向成熟，逐渐把握了国际国内局势间的联系并能够将了解到的情况及时、准确地汇报，为中共制定对外政策起到了积极而重大的作用，扩大了可借助的力量范围，有力地遏制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行为，改善了与国民党的斗争形势。
三、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工作的历史作用
南方局的外事工作在国民党统治区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开创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新局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主要体现于以下三个方面的作用。
（一）纽带作用――作为党中央的代表与喉舌沟通延安与世界
抗战时期，中共中央驻地设于陕北延安，在国民党政府严密的政治隔离和新闻封锁环境下，敌后抗战情形外界很难获悉。南方局成立时，美英尚未同日本开战，国民党政府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但美英迫于日军南进对太平洋地区的压力，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战十分不满，同时也担心国民党挑起内战将使中国丧失对日作战力量，加之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封锁使他们需要同中国共产党交往以了解中国抗战的全貌。另一方面，受制于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封锁，敌后抗战的真相不仅得不到广泛的宣传，还遭到国民党政府的诋毁和污蔑。在此形势下，南方局外事组积极同各国大使馆外交官密切交往；将军事组编写的重要战报和国民党制造摩擦的消息公之于众；或以召开记者招待会、作演讲等形式传递中共中央的抗战政策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军队的抗战业绩。南方局通过不懈的努力，一次次揭穿了国民党政府的谎言、骗局，使我党的抗战情况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随着时局的发展，我党意识到争取反法西斯盟国的合作和支持，可以使我党的抗日武装更好地为反法西斯战争服务。因此，南方局代表中共中央邀请外国驻华记者赴延安采访，并最终促成了“中外记者参观团”的延安之行。
南方局的外事工作为中共中央与国际社会间的直接接触起到了重要的纽带作用。美国记者爱泼斯坦以亲历者的身份，见证了以周恩来为领导的南方局在重庆为此所做的贡献。他说，周恩来“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外交，他同外国的外交代表和报界建立了联系，确保他们能够直接了解党的观点和政策，从而粉碎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和歪曲宣传……同时还帮助许多国际主义战士克服重重障碍去延安……（以此）挫败了国民党妄想用谎言和设置障碍来切断世界人民与解放区联系的企图”[13]。
（二）联络作用――“以外促内”，制止国民党的反共分裂活动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南方局对外宣传小组改名外事组，工作职能从对外宣传扩大到了外事联络，工作性质也由民间外交向官方外交转变。这一转变使得原先间接的宣传中国共产党变为了直接的接触，更有利于国际社会了解我党抗战的战略策略，揭示中国抗战的全貌。
南方局领导周恩来十分重视与外国驻华代表的交往，他与苏联驻华武官崔可夫、美国总统代表居里、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等都有一定的往来，也同使馆其他人员进行交谈，使他们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在中国战场上的作用以及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重要地位，希望他们能够在向其政府汇报或建议其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时有真实的情况作为参考。此外，外事组工作骨干龚澎在与各国驻重庆记者联络和交往中，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通报敌后抗战的情形，揭露国民党制造的阴谋，并通过他们向全世界作广泛报道，争取世界舆论的支持和帮助。
这些民间、半官方、官方的联络交往，不仅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力，还引起苏、英、美等国对国共关系关注，一定程度上为我党向蒋介石施压要求停止反共摩擦，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培养作用――为新中国的外交积累了经验，培养和锻炼了优秀的外交人才
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和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展开的南方局外事工作，不仅是我党独立自主地进行外交工作的有益实践，也为后来新中国的外交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培养和锻炼了一批优秀的外交人才。
南方局在开展外事工作中始终坚持国家民族利益至上的原则；始终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导，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开展工作；坚持了外宣和外联的融合，官方外交与民间外交同步展开等等。这些方针和原则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不仅使我党获得了有益的外事工作经验，还为新中国锻炼和储备了外交工作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组建的政务院外交部，其骨干大多是当年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外事组工作人员。如周恩来任总理兼外交部长、外交政策委员会主任委员，王炳南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兼中共中央外事组主任，章汉夫兼任条约委员会主任委员，龚澎任外交部情报司司长，乔冠华为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等。
南方局外事工作取得的成绩不仅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国际条件，而且它在长期的艰苦工作中所积累的经验、培养的人才以及在国际社会中所赢得的信任，为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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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任山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