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中国出口贸易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与“内需”、“投资”成为保增长的三辆马车，它对于中国GDP的贡献可谓是功不可没。这样一个“主发动机”，伴随着贸易量的增加，我国的贸易摩擦也表现得越来越激烈，这其中与美国的贸易摩擦问题尤为突出。对于中美贸易摩擦的成因作一个准确而全面的分析就非常地有必要和有价值，而对道德新因素的分析更是势在必行。
国内的一些学者，通过分析中美贸易摩擦的案例，然后透过数据分析摩擦的成因。他们从理性角度阐述成因，一些学者认为：中美贸易摩擦是贸易中的正常现象，所谓“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脚”，随着贸易额的增加，摩擦是肯定会出现的而且越来越多（李春顶，2006）。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美贸易摩擦归根结底是中美贸易顺差造成的，每年2000多亿美元的顺差，美国政府不可能不采取措施，并且这个是目前的主流观点。还有一些观点，比如中国出口经营以价格竞争为主，技术标准与国际要求差距大，而且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健全都使贸易摩擦不可避免（韩立明、于静，2006）。同时还有一些研究指出经济结构失衡和不对称是摩擦的主要原因（雷达、于春海，2004）。
本文在他们经济理性研究的基础上，从国际贸易影响因素道德层面，并从政治道德、国民道德以及企业道德三个不同的角度试图为中美贸易摩擦提供一个有力而合理的解释，以揭示其中真正的原因。
二、贸易理论解释的局限
我们生活在一个开放的时代，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各国之间的交流日渐加强，尤其是国际间的贸易，在无声无息中改变着世界经济的格局。把可口可乐运送到世界的各地，使普通百姓可以很方便的享受到他国的最新产品。早在几百年前，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家就一直在研究国际贸易。国际贸易作为一门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学科，解释国际贸易的理论也很多。下面我们从目前的国际贸易理论中，看是否能找到解释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
最初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可以给参与各方带来诸多利益。从静态角度查看，开展贸易后，贸易双方可以在资源总量不增加、生产技术条件没有改进的情况下，通过贸易分工而实现福利的总体增长；从动态角度看，开展国际贸易会对贸易双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间接地积极影响。亚当•斯密等初期的经济学家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站在利益的角度，认为两个国家通过交换实现自己的利益，这是互惠的行为。即中国和美国的贸易是互惠的。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是以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为基础的，在他的基础上，加入了比较成本的概念。比较成本理论论证了国际贸易的互利性原理，即这样的分工贸易可以提高两国的资源配置效率，增加产品产量。换句话说，中美贸易以互利为基础，实现了两国资源的最优化配置，是宏观经济的期待结果。上述两个理论是国际贸易分工的经典理论，从上述理论得出的结论是：中美贸易是互利的、互惠的。那我们不禁要问，既然是互惠的，何来每年都在增加的贸易摩擦案例。莫非我国和美国不是按照国际分工理论进行的国际贸易？但我国东南沿海的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告诉你：我国完全是按照国际分工理论参与国际贸易的。
新古典贸易理论也就是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它强调要素禀赋在国际贸易结构中的作用。中国是一个劳动力要素极其丰富的大国，应该出口劳动力密集的产品；而美国是一个技术和资本要素丰富的发达国家，应该出口技术要素密集的产品；中美贸易的结构正好符合这一要求（于铁流、李炳祥，2004），所以双方应该有着大量的贸易往来，事实也是如此。然而近年美国使用“反倾销”等手段阻碍中国进口，这是不符合要素禀赋理论的一种行为。新古典贸易理论在某些方面也不能解释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
再来分析一下国内学者的一些观点。有人认为中美摩擦是中美巨大的贸易顺差引起的，但我们深知：中美贸易顺差，“顺差在中国，利润在美国”。我国用4亿件衬衣才能换来美国的一架波音737。如果整天把“顺差”两字骄傲化，而不去深刻分析数据背后隐藏的问题，那我们的顺差只能是纸上谈兵。顺差引致摩擦不能完全否定，但用它来完全解释中美贸易摩擦那就不完整了。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全、经济结构失衡导致了摩擦，但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眼前：中国的市场经济结构随着时间推移，会一步一步完善，但中美贸易摩擦为什么却在逐年增加。按照这些学者的理论，只要中国经济结构合理，中美贸易摩擦旋即消失。相比于10年前，现在的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应该是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理论上中美贸易摩擦的案例应该比10年前减少。但我们得到的数据却是中美贸易摩擦的案例在以正比例增加。如果单把摩擦归因于我国的体制，有点牵强了。
通过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和我国学者的观点，我们对中美贸易摩擦没能找到合理的解释，单从国际贸易理论经济分析角度考虑中美贸易摩擦问题，很难找到突破点。找一些中美贸易的数据和摩擦案例，列个图表，就说中美摩擦起因于结构等原因，未免有点太过单一了。
三、道德因素对中美摩擦的解释
既然国际贸易理论在经济方面不能合理的解释中美贸易摩擦问题，那不妨从感性的角度，即抛开经济数据，单从两国道德博弈考虑两国的贸易摩擦。
（一）政治道德
政治道德，即中美两国政府的道德影响，更准确的说：中美两国在贸易中的政治博弈，政府道德大小的比较。作为两个在世界政治中具有影响力的大国，中国经济的崛起正越来越威胁到了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美国政治家不可能对这种贸易形势的变化无动于衷，超级大国的国民也注意到这种慢慢改变的趋势。美国政府的政治道德在此时就起作用了，为了满足国内国民的政治需求，也为了获得更多的选票支持。通过对中国采取贸易壁垒，党派获得民众支持。从道德角度讲，这显然违背了道德，违背了两方的贸易互惠的原则，政治道德手段的目的最终打破了互惠的原理。
美国政府在政治道德中处于优势，他们有着雄厚的资本，民众有着好的福利待遇，即使暂时的实施倾销、壁垒政策，虽然会使资源配置暂时性的紊乱，但美国基础远强于中国。美国政治家更看重倾销政策的次级效应，即全民欢呼，把选票投向政府，这也许才是政治道德所想要的，用经济损失换来政治。对于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我国与其进行国际贸易，发生贸易摩擦是必然的，而且随着我国经济一步一步的逼近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处于较大地位时，这种摩擦会越来越频繁。美国国内是不允许有另一个超级大国再次诞生的。
而我国在政治道德中处于劣势，我们不可能和美国一样，对美国产品进行更加严格的贸易倾销政策。改革开放三十年的道路中，外资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引进美国产品、人才、技术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如果对美国贸易进行壁垒，相对于贸易损失，我国政府所得到的政治道德效果完全小于这种损失。对于基础相对薄弱、需要快速发展的我国，政治道德实在不可行。
（二）国民道德
国民道德，即中美两国国民在中美贸易中所扮演的道德角色。国民道德不得不与中美两国文化联系在一起，因为两国文化理念根本不一样。这种国民道德差异对中美贸易摩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首先，国民道德对美国而言是正效益。即美国人喜欢消费国内产品，如果把国内产品和中国产品放在一起，美国人必然选择美国产品。他们知道买一件国内产品，就是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发展。生产该商品的国内企业就可以从国内获得资金，然后更新产品，满足更多的消费需求。即使不进口国外商品，美国经济社会仍然会良好运作。当国民发现大批的外国商品涌进美国，美国人下意识就会去消费自己国家的产品，并且向政府施压：为什么让这么多中国商品充斥美国市场，我们自己的商品呢？国民道德在此时起到了完全的正作用。有国内民众消费自己国内商品，频繁的贸易摩擦对美国贸易额而言损失较大，但在国内经济内需上却得到了补偿，并且内需增加还可以缓解失业。国民道德正效益体现的淋漓尽致。
反观中国，由于文化观念的差异，我国国民道德是负效益。对国内产品的不信任更加加剧了这种负效益。民众经济道德缺失，大量消费外国商品。使国内企业无法从国内市场及时得到资金更新、保障产品，现实是一批批国内知名企业破产或被外国企业吞并。也许国民还认为我们整天用的“海飞丝”是中国的，道德的负效益促使了中美贸易摩擦。如果我国内需成为了促进GDP增加的主动力，那么中美贸易摩擦问题势必会减少甚至消失。
（三）企业道德
企业道德，主要是指企业的道德，包括对产品、员工、环境等的道德综合。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参与者便是进出口企业。他们的道德效益成为了影响中美贸易摩擦的一个显著原因。
美国有着世界上最多的跨国公司，这些企业具有好的道德效益，他们的管理体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在国际贸易中，跨国公司发挥着巨大作用。他们对自己的产品严格要求，对自己的员工工资、福利、工作时间完全可以保证，对环境保护更是做到最好。在中美贸易博弈中，我国接受了他们的产品，即认可了美国进出口企业的道德。
而我国的进出口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产品质量得不到保证，而且有些违背了绿色、环保的理念，有的企业更是对员工苛刻要求。在进入美国市场之前，美国政府通过倾销、绿色壁垒，直接将这些企业的产品拒之门外。我国的出口企业必须思考自己的道德效益，如果做到了正的效益，美国的摩擦政策对企业来说也是可以规避的。
四、结论
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道路上，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作为增长主力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正在遭受越来越多的贸易保护政策的困扰。本文通过感性分析方法，得出以下结论：中美贸易摩擦不单单是通过数据分析得出的是中美贸易顺差和经济结构失衡引起的，而要从深层次分析，是两国道德层面因素引起的，这其中政治道德、国民道德、企业道德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且这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国民道德作用与政治道德和企业道德，反过来，政治道德和企业道德服务于国民道德。在中美贸易摩擦中，我国的道德效益远远低于美国的道德效益，这才是我们所要揭示的中美贸易摩擦真实原因――道德新因素。
参考文献：
[1]韩立民、于静.我国贸易摩擦的现状、原因与对策[J].东方论坛，2006，（2）
[2]胡玫.道德壁垒―我国对外贸易面临的新挑战[J].生产力研究，2006，（8）
[3]贾海基、李春顶.我国对外贸易摩擦频繁爆发之合理性研究及对策[J].国际贸易问题，2006，（7）
[4]雷达、于春海.内外均衡、结构调整和贸易摩擦[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8）
[5]于铁流、李炳祥.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及其解决对策[J].管理世界，2004，（9）
[6]张二震、马野青.国际贸易学[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