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光武帝刘秀经营河北时，一度倚重为“北道主人”的渔阳太守彭宠起兵造反，对刘秀的“中兴”之业形成冲击。彭宠被其家奴子密所杀，光武帝得以消除心腹之患。光武帝给予弑主家奴以“不义侯”的特殊封爵，本是经略天下者的权宜之计。“不义侯”在制度史上的意义是：其一，以列侯之名号，表达含有政治贬斥的涵义；其二，列侯爵号与封邑地名无关，实际上呈现的是“列侯虚封”的新格局。“不义侯”爵赏在政治史与政治伦理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后人对之有仿效、有贬议，从而成为意蕴深厚的文化符号。
关键词：光武帝；不义侯；虚封
在汉代，“侯”是仅次于“王”的贵族封号。在光武帝“中兴汉室”的过程中，却有独出心裁之举：册封了一个“不义侯”，形成了具有贬抑性的特殊封号。
出现“不义侯”爵赏的历史背景是：建武二年(26)二月，正当光武帝刘秀逐鹿中原的关键时刻，突然发生了渔阳太守彭宠起兵造反的意外变故。彭宠在刘秀初定河北的过程中曾经被倚重为“北道主人”，而且他的多位部下将领，如吴汉、盖延、王梁皆是一时英杰，后来均成为辅助刘秀开国的重要人物。因此，彭宠之叛，给刘秀造成了多方面的冲击。刘秀在处置这一复杂的局面时，极为持重，乃至于有迹近柔软寡断之嫌。这场叛乱，一直延续到建武五年(29)二月，先后历时四年，才得以侥幸平定。之所以称之为“侥幸”，是因为叛乱的首脑彭宠并非死于汉军平叛的战阵之上，而是在他的宫室之中，被他的家奴(时称“苍头”)子密等三人劫持后刺杀身亡。子密刺杀彭宠，替刘秀除掉了心腹之患，就“平叛”的军政形势而言，无疑是给刘秀“立功”的，理应有封爵之赏；但是，子密“以奴弑主”之举，从纲常伦理而言，等同于叛逆，统治者是不方便公开褒奖的。刘秀的处理方式是：封子密为“不义侯”。不吝侯爵之位，同时，又以“不义”之名对子密等人的行为进行了批判。
前贤今哲对汉代的封爵制度，多有论述，可谓不胜枚举，但是，对“不义侯”问题，除了唐宋时期的政论家有所贬议之外，并无专题研究之作。光武帝刘秀封子密为“不义侯”之举，就政治史、军事史的范围来做考察，不外乎是特定环境下“从权达变”的处理方式，本可以不加深究；但是，如果从制度史、政治史与政治伦理史的角度立论，则很有研究之价值。
一、“不义侯”的出现在制度史上的意义
它的主要意义有二：其一，以列侯之名号，表达含有贬斥的涵义；其二，列侯爵号与封邑地名无关，实际上呈现的是“列侯虚封”的新格局。
1、以列侯名号暗寓贬义，始于汉高祖；把明显的贬斥加于侯爵之赏，则是光武帝的创造。
按照常规，列侯是尊显之位，其爵号理应与贬斥无涉。但是，在君主的有意操作之下，也可以借以表达明显的贬义。
刘邦开国之后，封其长兄之子刘信为“羹颉侯”之举，给人以深刻的印象。“高祖兄弟四人，长兄伯，伯早卒。始高祖微时，尝辟事，时时与宾客过巨嫂食，嫂厌叔，叔与客来，嫂详为羹尽，栎釜，宾客以故去。已而视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刘邦做了开国皇帝之后，对其嫂子当年的行为依然心怀怨恨，以至于遍封昆弟，“而伯子独不得封”。刘邦的父亲以太上皇的身份出面提醒，刘邦曰：“某非忘封之也，为其母不长者耳。”这才封刘信为侯，刘邦为了宣泄胸中犹存的怨气，封刘信为“羹颉侯”。羹颉，这一特殊的封号，内涵何在?古人早有讨论。《史记索隐》曰：“羹颉，爵号，非县名，以其栎釜故也。”此说在于揭破刘邦“羹颉”之封的“泄愤”用意。《史记正义》注引《括地志》之说：“羹颉山在妫州怀戎县东南十五里”，对此，颜师古有按语说明：“高祖取其山名为侯号者，怨故也。”西汉的封爵之号，按照制度均来自于地名，刘邦为了宣泄对其长嫂的怨恨，不知费了多少周折，才在封域之内，找到了“羹颉山”这一少见而奇特的山名，才使得刘信的封号与当年的“栎釜”之事产生了关联。
光武帝刘秀封子密为“不义侯”，所表达的贬斥更为明显和激烈，已经不是“暗寓”，而是公开的批判了。此举也因此产生了不同的解读，导致了若干的批评。
2、列侯爵号与封地邑名无关，“列侯虚封”渐成新局。
光武帝封子密为“不义侯”之举，在于使列侯封爵与封地相脱离，完成由“裂土实封”到“名号虚封”的转变。这一转变，在汉代经历了逐渐演变的过程。大致说来，由“军中权宜”、“羁縻特例”到官场常例，是这一变化的基本轨迹。
西汉的侯爵之封，本分两等：列侯(通侯)皆有实封之地为其食邑，而关内侯则无实封之地。东汉时期出现了部分列侯受封而无食邑的变化，追究其源头，与光武帝的“不义侯”之封应有直接的关系。古人对此早有判识。宋人赵与时论定：“古之封侯，未有非地名者，若武帝封霍去病冠军侯，田千秋富民侯，昭帝封霍光博陆侯，光武封彭宠奴不义侯，以至镌胡、镐羌、向义、建策之类，非制也。然冠军侯国在东郡，富民侯国在沛郡蕲县，博陆初食北海、河间，后益封，又食东郡，特被以嘉名而已，非若光武所封，未必有分地也。”这个论定，值得我们充分注意。
如果仔细考索，侯爵名号与地名分离的起源，应该是在汉武帝时代。张骞受封为“博望侯”，“博望”二字是地名、还是含有褒奖的特别名号，古人早存两说，此处暂且存疑而不论。将军赵破奴，以有军功，封为“从骠侯”，是可以检索到的可信记录。“从骠”是跟随骠骑将军之意，而非地名。类似情况，还见于将军公孙敖受封为“合骑侯”。“合骑”也非封邑地名，而是因为表彰他有率军与骠骑将军会师之战功。
在西汉的职官体系中，较早集中出现与封邑地名无关的封君名号，应该是在实施“羁縻”统治的周边地区。在西域诸国中多见可以表达政治上隶属于汉王朝的官爵名号。如：鄯善国(本名楼兰)，就有“辅国侯”、“却胡侯”、“击车师都尉”、“击车师君”等汉化官爵名号。龟兹国，有“辅国侯”、“安国侯”、“击胡侯”、“却胡都尉”、“击车师都尉”、“却胡君”等官爵名号。同类官爵名号还见于危须国的“击胡侯”、“击胡都尉”、“击胡君”等；焉耆国的“击胡侯”、“却胡侯”、“击胡左右君”、“击车师君”、“归义车师君”、“击胡都尉”、“击胡君”等。在汉武帝经营岭南之时，也曾经对归附中央王朝的越人首领人物，封以褒奖式的官爵封号。如：元鼎五年秋，汉武帝派遣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分别出兵征讨南越国时，还借重了归附的三位越人将领，“故归义越侯二人为戈船、下厉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柯江。咸会番禺。”其中的“归义越侯”、“驰义侯”，均属于本文所讨论的政治褒奖式侯爵，其爵号非实封邑地之号。
这种列侯爵号与封邑地名无涉的情况，在王莽秉政到废汉自立时期，曾经较多出现。如：王莽初为安汉公秉政，追褒陈汤矫制发兵讨杀郅支单于之功，追谥陈汤为“破胡壮侯”，同时受封为“讨狄侯”的杜勋，是陈汤当年的部属。
平帝死，王莽居摄，东郡太守翟义心知王莽必有代汉之事，举兵讨莽。王莽大惧，派遣其党羽七人统兵镇压。其中就有明义侯王骏、忠孝侯刘宏、震羌侯窦兄。还有一位与翟义有私仇的宛令刘立，“闻义举兵，上书愿备军吏为国讨贼，内报私怨。莽擢立为陈留太守，封明德侯。”其中的“明义 侯”、“忠孝侯”、“震羌侯”、“明德侯”的侯爵之号，显然不是封邑地名，而是褒奖美号。
王莽自立之后，封拜的诸位辅臣，其爵号皆带政治性的褒义：安新公、就新公、嘉新公、美新公，构成为“四辅”；承新公、章新公、隆新公，构成为“三公”；广新公、奉新公、成新公、崇新公，构成为“四将”。高级官爵的名号，皆围绕着维护王莽“新室”的安定与兴盛而确定。
王莽借重封号来做政治文章的手法，对光武帝是有借鉴意义的。光武帝在平定天下的过程中，非常注意自己的道德形象，高标“义”的价值，就是他的政治斗争策略之一。他把拒不与王莽合作的隐士尊崇为“天下义士”；还对许多归附于自己的将领颁授与“德”、“义”相关的官爵美号。仅据南宋徐天麟所撰《东汉会要》卷一八“王侯号”条，列举的与“德”、“义”相关的封侯者就有：承义侯冠恂、成义侯梁统、兴义侯耿况、奉义侯景丹、辅义侯厍钧、扶义侯辛彤、助义侯竺曾、褒义侯史苞、褒德侯卓茂、归德侯刘飒、不义侯苍头子密。其他见于列传的尚有：万修，“拜为偏将军，封造义侯。”王遵，“拜为太中大夫，封向义侯”。文齐，力抗公孙述，“蜀平，征为镇远将军，封成义侯”。梁统与文齐的侯爵之号，居然同为“成义侯”。马宫，以“行能高洁”著称，官至大司徒，封扶德侯。如此众多的侯爵，以“德”、“义”为号，使得东汉开国时期的列侯，有一部分没有实际的封邑，他们所得到的是荣誉性的封号。如此，就出现了部分列侯实际上等同于关内侯的局面。
在如此众多的褒封侯爵之中，引发争议最多、影响最大的，首推苍头子密的“不义侯”。
二、“不义侯”爵赏在政治史与政治伦理史上产生的影响
光武帝的“不义侯”爵赏，在当时就很有影响。后人对之有政治实践层面的仿效，有政论与史论层面的褒贬，从而成为意蕴深厚的文化符号，其影响所及，远远超出了刘秀本人的预料之外。
最著名的仿效行为，当推宋太宗对被俘的赵保忠(即李继捧)赐爵“宥罪侯”一事。赵保忠出身于党项，在宋朝和党项两大势力之间叛附不定。淳化五年(994)，在宋军大兵压境之际，赵保忠与党项首领李继迁(与宋朝关系密切时，则称为“赵保吉”)的内讧白热化，宋军乘机攻克夏州(今陕西横山西北)，生擒时有叛逆之实的赵保忠，押送京师。宋太宗对之诘责多端，赵保忠不能对，但顿首称死罪。宋太宗下诏释罪，赐爵“宥罪侯”。对此，清儒吴广成在其所撰《西夏书事》的“按”中，有一总揽历代事类的评价：“书‘赐爵’，讥宋失刑，且失赏也。昔东汉彭宠据渔阳叛，苍头子密杀宠以降光武，封为‘不义侯’；北魏宦官符承祖坐赃应死，孝文原之，封‘佞浊子’。斯二者，史臣犹议其非，况保忠身为叛逆，罪又甚焉。而宥之、侯之，是叛逆可宥，何罪不可宥?叛逆可侯，何人不可侯哉?紊刑赏而坏名器，太宗此举所失多矣!”宋太宗的举动显然是借鉴了光武帝刘秀的前例，而史官的批评意见，则代表了后世多数史论的基本倾向。
不认同刘秀“权变”之术、从而获得时人高度评价的，则应该推举隋唐之际的豪杰窦建德。当时，与窦建德为敌的滑州刺史王轨，被其家奴所杀，家奴“携其首诣建德降。建德日：‘奴杀主大逆，吾何为受之!’立命斩奴，返其首于滑州。吏民感悦，即日请降。于是其旁州县及徐圆朗等皆望风归附。”窦建德虽然是失败了的英雄，他对于发生在敌对阵营中的“奴杀其主”事件的处理，更带有英雄豪气，他得到了时人以及史官的好评，自然有其意义。
评论光武帝刘秀封子密为“不义侯”之得失的历代史论，值得我们注意。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特意援引唐代大臣权德舆的论断：“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同归于乱，罪不相蔽，宜各致于法，昭示王度；反乃爵于五等，又以‘不义’为名。且举以不义，莫可侯也；此而可侯，汉爵为不足劝矣。”司马光虽然未曾直接表达自己的意见，根据其纪事义例，必定是赞同权德舆的判断而对光武帝之举心存遗憾。权德舆《封子密为不义侯》的政论，除了《资治通鉴》的摘引之外，现在还有其他保留文字更多的版本传世。从中可以看到，权德舆对刘秀还有更为严厉的批评：“况四方甫定，伤夷未复，不稽古训，以喜怒为刑赏，使天下陪台厮养各幸其君之乱，而徼侯印，授诸侯危疑之势，鼓臣下叛涣之原，弃名器而泪彝训，且以宪令为戏，时风浩荡而不复至，使桓灵不道、山阳胁夺，本其所以自庸，讵知非封不义之效欤?”据此，权德舆甚至把东汉末年的失德失政、乃至于被人攘夺，均指为封“不义侯”的后果，可谓诛心之论。宋代学者徐天麟，同样指责光武帝之举为失误。“至于彭宠苍头，以奴弑主，而封之不义侯。夫果不义，则不应封爵，使其功可封，则非可言不义矣。光武于是失之。”
对光武帝之举，表示可以部分理解的，往往是有政治事功的通权达变之士。如明人于慎行，他比较了汉高祖刘邦在获胜之后诛杀原属项羽阵营的丁公一事与光武帝刘秀却在争胜过程中特封彭宠之奴的不同：“项羽之臣不忠，高祖斩之；彭宠之奴不义，世祖侯之，何其不同也?高祖当治定功成之后，故斩丁以示义，光武当招降纳叛之时，故侯奴以购敌，其机一也。虽然，不义而侯，何以示劝?赐以不死可矣!”
综上所言，对光武帝封“不义侯”之举，论史者大多持反对态度。如果设身处地而论，光武帝是在战乱之时首创其例，侧重于考虑“招降纳叛”的效果，本来无足厚非；更何况，“不义侯”之封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更多的是道德范畴之内的警示与阻遏，而与后人的理解迥然不同。以权德舆为其主要代表的批评性意见，主要的文化价值在于：强调政治伦理的稳定与尊严，反对以一时的政治利害加以干扰和冲击。似乎这样的文化取向，在传统社会中得到的回应更为强烈。
责任编辑：马卫东 孙久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