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亚蕾21岁首次拍摄电影便当上了最年轻的金马影后；60岁闯入内地影视圈，仍然能红透半边天。她犹如一张始终走不出视线的老照片，带着“不合时宜”的旧式女人的优雅，完成了许多令人嫉妒的圆满。她大气从容，出格和放肆唯有在影视剧里――大哭、大笑、嫉妒、崩溃、歇斯底里、心机重重，或者高贵奢华的女皇、或者心直口快的时髦婆婆，那都是隐藏在她人生中的另一部分。
那最年轻的金马影后一年发生了我人生的三件大事：第一件是毕业、第二件是拍《烟雨漾潆》、第三件是结婚。
从台湾“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毕业后，我并没有直接踏入演艺圈，那时候我已经恋爱了"男朋友希望我可以有一份朝九晚五、安安分分的工作，我也觉得这一行跟我的个性不合。于是我进入启聪学校做了一名老师，教授国文、地理和历史。过着一种平淡恬然的日子。然而老师只做了两个月。
毕业前夕，琼瑶电影《烟雨??》招女主角，资深导演王引来我们学校选演员，我有幸被选中。但是电影却因故迟迟没有开拍，我当时以为，可能他们终究不会把琼瑶的第一部戏交给初出茅庐的小姑娘来演，所以一毕业就去当老师了。有一天报纸上刊登了《烟雨漾漾》招募女主角的广告，妈妈非常奇怪，导演不是已经定了我吗，怎么又要招考?我毕业就去教书的选择令爸爸妈妈觉得非常可惜，认为既然读这个专业，哪怕是拍一部电影，也能证明没有白读啊。于是妈妈又拿了一张我的学生照替我去报名。由于“归”这个姓很特别，在一千多张报名表中，王导凭着这个姓又再次认出了我，通知我去试镜。原来剧组在开拍前曾去学校找过我。而我毕业了没有联系方式，他们只好在社会上再次进行招考。
试镜那天，我穿着一件跟同学借来的橘红色毛衣，一条黑裙子，穿一双白袜子，黑皮鞋，我不会化妆。素颜来到片场。那天有一千多个女孩子在排队。都打扮得非常艳丽，都很漂亮，而我在其间并不算出众。只记得我表演《烟雨??》中依萍回家拿钱的那一段非常成功，后来导演告诉我，当初我报考的时候，表演得了90分，外形却只得了70分。从小我很害羞，在学校里如果专门让我一个人站在台上考一段表演，我绝对拿不到高分的，因为胆小。可是我有一个特点，只要让我站在camera面前，导演喊“五四三二一”，我的羞涩立刻就没有了。
当王引导演向老板力荐我出演依萍时，却遭到了反对，因为老板觉得我不够漂亮。在老板看来。女主角就要很漂亮、很艳丽的那种，有没有演技无关紧要。老板最喜欢的那个女孩我还有印象，穿着一件长旗袍，披着披肩，头发卷卷的，连我都惊艳，觉得她好漂亮。决定角色时，王引导演跟老板分歧很大，他当然也犹豫过，可他的妻子袁美云(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影视红星)只看了我一张照片便说：“这个女孩的眼睛告诉我，她将来是吃电影饭的。”王引说就是她了，结果那个老板要撤资，他就说OK，你撤资，我独资。几经波折，王引决定独立投资拍摄这部电影。影片公映之后出乎意料地大获成功，我凭依萍这个角色获得了第四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成为当时最年轻的金马影后。第一部戏得奖我真觉得不可思议，我是第一个拿到金马奖的台湾女演员，前三届都是香港的演员拿奖，所以，我当时真不敢相信我有这么好的运气能拿这个奖。
拍完《烟雨??》后，我嫁给了男友也是现在的丈夫张梦魁。他对演艺圈不信任。不喜欢这个环境。他看见我父母亲鼓励我去考，说那你就去考，如果不是女主角，你就不演。我说好，如果是女主角我就演，演完我就嫁给你。我是个很讲信用的人，当时父母亲反对得不得了，可是我就这么重承诺，拍完我就真结婚了。
得奖已经是婚后的事了，确实突如其来，我甚至都来不及准备。我还记得穿着一件毕业典礼时穿过的旗袍就跑到台上领奖了。那是我先生送我的一块料子，我把它缝制成旗袍。那件旗袍陪我完成了人生的三件大事：毕业典礼是穿它，结婚穿它，领奖也是穿它。我年轻时候不怎么想到要打扮，只有陪先生出席什么场合了才会打扮，因为女为悦己者容。至于我自己的工作，工作时要穿那么漂亮干吗?反倒是到了近些年，因为长久以来工作的关系。我会去考虑化什么妆，穿什么衣服这些事情。
老公是飞行员，嫁给他以后，他觉得我应该息影。现在想起来要感谢我的婆婆，是她跟我先生说：“你这个^好奇怪啊。你这么不了解她、不放心她。那为什么要娶她?她在这一行做得很好，为什么不让她做下去?”先生说问我：“那你可不可以约法三章，不拍接吻和过分暴露的镜头：不参加社交应酬活动；不对外赠送照片?”我同意了。直到今天，我还在遵守这些约定。有一次，拍张艾嘉的《今天不回家》，有一场在浴室里洗澡的戏，拍之前我就告诉先生有这场戏，先生问：“露到哪里?”我用手比划着说露到这里，先生说“不行，再高一点。”我说那就到这儿，先生说可以，然后他找了一支笔，在我的背上画了一个道。拍戏时，我就跟张艾嘉说：“艾嘉，你只能拍到这里!”
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个著名的“约法三章”我都做到了。现在反倒是丈夫比我还要开通，一有什么有挑战的戏或是活动，他就会催我去。他在家还常常督促我，要多读剧本。我改变了他的想法，让他从反对到赞成，再到支持。他现在放心极了，成了我身后的推手，是我事业上非常关键的、最最重要的人。
演配角不是走下坡路
我结婚生孩子早，好像命运当中自有安排，我们那个时代没有经纪公司也没有经纪人，如果像现在三年不拍戏，很可能就息影了。可是很奇怪，每当有一部好戏的时候，导演和制片人会自然地找我，有好戏来的时候我心里会痒，但是我有一个原则，一年大概只接两部戏。演艺生涯中最感谢李翰祥、李安和李少红三位导演，李翰祥激发了我的表演潜能，李安带我走入国际，李少红则是引我进大陆拍戏的伯乐。
20世纪60年代，李翰祥是大家都仰慕的导演，他拍的《西施》《一毛钱》非常受欢迎。他刚从香港到台湾来时我还没有毕业，我家有个长辈是他在大陆学美术时的同学。这位长辈跟我爸爸说。亚蕾既然想当明星，我认识李翰祥大导演，我给她写推荐信。我揣着信登门拜访，那是个门禁森严的大宅院，我请门房把信递进去，没隔多久门房的人拿着那封信出来了，说李大导演看了信，有机会会找你。那时候我才十四五岁，觉得吃了闭门羹好丢脸。回家就跟我爸爸哭，我说你为什么不先打电话讲好，让我这样子去递信，人家根本看都不看我一眼。
后来我就拍《烟雨蒙蒙》了，《烟雨蒙蒙》红了，后来李翰祥在一个饭局上对依萍赞不绝口，说这个演员太棒了，我要找她拍戏，谁认识这个女孩子?他早就不记得那封推荐信了。我那时心里有疙瘩，不接受他。李导演是一个不放弃的人，他很有诚意，用各种方法打动我，比如在电视上说要招考什么样的演员，那个画像都像我。在台北，我住在我先生的姐姐家，李导演说要见我一面，他开着车找过来，在姐姐家住的那个区的胡同里等着。他这样一来接 我。我心里就乐了，以前心里想过永远不会拍他的戏，除非他亲自来接我，统统都如愿了，我就上车了，到他公司去。
于是在1966年，我加入了台湾国联电影公司当签约演员，接拍第二部电影《冬暖》。我签了两年的合约，李翰祥导演为我买了好多剧本，可是他的公司后来生意不好垮了，我只拍了他三部戏，另外两部是《虎父虎子》和《情深比酒浓》。《冬暖》是李翰祥自己都认可的代表作，我那个时候参加亚洲影展(后来的亚太影展)，因为《家在台北》获奖，其实当年《冬暖》的呼声也很高。
我的机缘很好，碰到的都是好导演。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台湾电影界兴起了“新电影运动”。以侯孝贤为代表的一批本土导演将目光投向台湾社会的真实现状，一批具有深刻社会现实意义的电影成为台湾电影的主流，逐渐替代了我惯于演出的那种琼瑶电影。
后来我受陈耀圻导演之邀，在《蒂蒂的日记》中出演一位中年母亲，那也是我的一个转折点――从女主角到女配角。家人集体反对我演，说你一直演女主角，一下子去演妈妈，是不是不适合?可是我不这么想，如果我把演戏当成一个终身职业的话，我就必须根据自己的年龄作出转变，要懂得心理调适，尝试在30岁的时候去接受40岁的角色。我说只要我演得好，照样能得奖，而且我喜欢这个剧本，喜欢这个小说，喜欢这个角色。当然那个时候我对自己也有原则，就是工作环境我还能适应，我还能够受别人尊重，不是真的在走下坡，因为人要有一个平衡点。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结果真的拿奖了，获得了第15届金马奖最佳女配角。我上台领奖的时候说，“女主角只是一个名词，我演的这个角色得奖了，虽然是女配角，但也是对我的肯定。”很多同行说，归亚蕾有得奖的命，有些人说，她当然得奖咯，因为好戏都让她演了嘛。
50岁后进入一个新境界
在漫长的银幕生涯中，对我影响最大、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与华裔大导演李安的两次合作。我和李安一起拍了《喜宴》和《饮食男女》，这两部电影两次将人过中年的我带进奥斯卡。我认识李安的时候，李安只有十几岁，是一个在纽约学电影的学生。虽然他是国际名导，但说起来他还是我的师弟。
拍《喜宴》的时候我到中影公司和他见面，我以为只是去看一个好莱坞的导演，没想到他就是我曾经的学弟。决定接拍《喜宴》时，我正在拍一部电视剧，我太喜欢《喜宴》的剧本和李安的才华了，实在不想错过合作机会，于是建议那部电视剧的导演把我在片子中的角色中途写死。这个导演拗不过只好答应，并说你有本事拿个奖回来。后来我到美国，李安去接机，第一句话就是：“你准备得怎么样?”我如实回答：“很糟糕啊，我不会演。”“我很高兴你这样说。”他原来和我一样，都不希望有太多的经验，尤其是电视表演的经验。结果《喜宴》还真的让我获得了第30届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奖。
虽然我已经获奖无数，却遇到了事业的瓶颈。之前我出演的大多是性格温婉的角色，而一个演员最怕被定型。正巧此时李安在筹拍《饮食男女》，里面有一个“粱伯母”的角色，这是一个粗俗不堪的女性，还要求演员会说湖南话。我觉得，这个角色是最没有归亚蕾本色的一个角色。
我很想演这个角色，但是李安却不太相信我能把这个角色演好。最后还是在制片人的力荐下勉强答应。拍摄中，我每天要浓妆艳抹。学习各种抽烟的姿势，还得苦练湖南话。开拍那天，所有人都在关注着我这个最不像“粱伯母”的“粱伯母”，当我操着一口标准的湖南话出场，说出：“家珍，好久都没看到你啦!还没结婚?”在场的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她把“粱伯母”演出来了!她就是粱伯母!一向不爱夸人的李安也忍不住对我说：“亚蕾姐，你做到了!很好!”
李安让我认识了国外的演艺工作制度，了解到他们的电影工业和环境。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专业的，他们的筹备工作非常长，在好莱坞的电影制度下，几乎所有的东西都为你准备好，到了正式拍的时候，几乎像是之前就已经拍过一遍了，无非只是再来一遍而已。
我和李少红合作的第一部戏是《雷雨》，完全是机缘巧合，赵文暄介绍我演的，认识了小婉和少红。演完《雷雨》后就是《大明宫词》，我很感谢李少红导演。敢于起用老人来演武则天。如果在台湾，选几十个人也不会选到我，因为虽然他们认同我的演技。但可能会找一个三十几岁的演员来演的武则天，觉得这样才能吸引观众。那时的台湾已经是偶像剧的天下，电影也走小清新之风，没有我们老演员的戏路了。
李少红将50岁以后的我带入到另外一个境界。年轻时从没想过人生中会出现这样一个贵人，让我融入大陆的影视圈，我在这里找到了适合我的戏路，演了这么多不比电影差的电视作品。可以有这么多观众喜欢我。拍《大明宫词》时，曾念平(著名摄影师)花了好大的工夫在灯光上，给我打的是广告光，别人来看我们拍戏都看不到我人在哪里，只看见所有的灯光围着我，因为要把我打漂亮。《大明宫词》的拍摄手法完全像电影，还有《橘子红了》，到现在还有人说愿意再看一遍。
饮食男女
《饮食男女2012》让我做了很多疯狂的第一次尝试，作为17年前李安版《饮食男女》的续篇，我扮演的白萍正是从《饮食男女》中延伸而来。失恋之后她没有选择颓废，而是选择寻找生命的第二琶用跳舞宣泄感情，是一个决乐的呈现，一个很可爱的老太太。从出场到结束都很高难度，不仅要突破我以往的端庄形象，以爆炸头造型示人，还在片中跳起了大段大段的国标舞。这个角色搞不好就会让人起鸡皮疙瘩，她是比较喜剧的，我不希望很夸张地表现，事实上她又是夸张的。我会细嚼慢咽，寻角色中的喜感，挖掘让人笑的点和活泼的对白。
我在片中要跳伦巴、探戈、华尔兹、恰恰等各种舞蹈，整整学了―年半"每天要练上七八个小时。对于我这个年龄来说实在是巨大的挑战，请了美国舞蹈冠军来教，每天都练到筋骨酸痛，要下很大的工夫才能把工力展现出来。
说实在话，跳舞是我自己找的麻烦。原来给角色设计舞蹈的最多就是跳跳disco，我觉得要跳就要跳高级一点，说那就跳国标吧，后来想反悔已经来不及了。
刚开始练习时，我每跳一场，回家就要躺两天。更可怕的还是受伤。伦巴里有一个把女伴推出去的动作，我就直接摔出去了。头重重地磕在地上，当时我想过退出，但是导演已经不可能换人了，只好咬牙坚持，还有一次受伤是摔下去的时候用手去撑地，结果手肿了。弄得我女儿不停地告诉导演：“请你保护好我妈妈。”
1993年，我家移民美国，两个女儿也都嫁为人妇。我只要不拍戏就会赶回美国的家中。与老伴、两个女儿、两个外孙女以及两个外国女婿团聚。在家看看外孙女，给她们洗衣服，喂她们吃饭，这对我来说是最幸福不过的事情。
先生很尊重我的爱好。我喜欢看电影，他不喜欢看，但他会做到把我送到电影院，等我看完了再来接我。经常是我和两个女儿去看电影，回来后先生已做好了夜宵。
只要离开家出外拍戏，我和先生之间每天至少打一个小时电话，尽管更多的可能只是家长里短的琐碎话题。但这是我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年轻时丈夫并不是一个非常懂得制造浪漫的人，反而上了岁数后，变得越来越浪漫。现在每次我在外长时间工作完回家，家里都会堆满花，在家时我是一个十足的小女人，胆子特别小，依赖性也很强，并不像我在影视剧中演的角色那么强势。在家不敢一个人睡，如果家里有蟑螂、老鼠，两个女儿一定会为我出头。
不工作时待在美国，我就是一个“家庭主妇”，每天女儿女婿都会把孩子和保姆送到我家里。我负责看保姆、看孩子，不累的时候给女儿做饭。我喜欢干净，还带点“洁癖”，喜欢整理衣服，在每个季节交替的时候。都会把家人该穿的衣服拿出来，把该收的衣服收起来。有时候很想用用功，看看新剧本，可等一天的事情都忙完，看剧本已经是躺在床上睡觉前的那一点时间了。
我的丈夫深深地知道，我为他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也为我作出了改变，他以前很喜欢跳舞，可是娶了我以后不跳了。我从前给过他一个承诺，我说如果有一天。你说归亚蕾你可以不拍了，我就毅然决然不拍了。可是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演员是我终身的职业。对于女人来说，年龄增长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而应该是阅历和智慧的增加。演了各种各样的女性角色。有强悍的，有妩媚的，也有神经质的，这些痕迹积累到我身上，都变成了一种阅历，令我更珍惜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有时我要四个月投入妩媚角色，又突然要一年时间投入威仪的角色，类似武则天那种，然后，又要演一个备受压抑的大太太角色。我以最平实的态度在演戏，没想到一演就是四十年。过了60岁以后。我对工作的要求是要挑好的戏、挑好的制作、挑好的剧本、挑好的导演，按我喜欢的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