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纳撒尼尔?霍桑是美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霍桑研究取得了瞩目的成果。本文按霍桑作品归类，旨在分析整理从80年代至今霍桑研究在中国的发展状况，并积极探索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及前景。
【关 键 词】霍桑研究 国内 综述
早在民国时期，纳撒尼尔?霍桑的传世之作《红字》就被翻译到中国，引起中国评论界的关注，之后有关霍桑及其作品的讨论更是长盛不衰，直至当今仍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早期主要以作品译介、作家介绍以及一些简单书评为主，进入新时期之后，各种研究方向大量涌现，分析角度更是异彩纷呈。
一、有关《红字》的研究
在有关霍桑的研究性文章中，有关《红字》的论文约占到一半以上。早期对《红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阐释作品中大量出现的各种意象，从作家经历出发探讨作品中的人性观，从主人公的命运出发探讨作品的宗教伦理观、道德观、救赎观、女性观等。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时代的变迁，研究方向开始往接受理论、文体特征、叙事策略、现代主义文学人际观以及比较文学等其他视角扩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作品主题的讨论
围绕《红字》中对“罪恶”的阐释，关于作品主题的研究主要立足于清教宗教观和人性观的解读。早期评论者一般将《红字》定位为霍桑对清教伦理、基督教伦理的申诉和控诉，但现在也有人认为该作品不能简单的视为对基督教伦理的抨击，苏欲晓认为“从作品的叙事观点、道德判断，人物的性格发展、命运走向上看，《红字》都深刻体现着基督教伦理精神：人的普遍罪性以及对这罪性的悲悯与救赎。”[1]大部分观点同意霍桑对宗教的态度是困惑的，是一种复杂而矛盾的宗教情结。“霍桑一方面突出了犯罪的主人公不得不在众人面前体验可怕的难看和羞辱，另一方面又强调了‘罪恶’的净化、教育作用，他们虔诚的赎罪方式使自己也使别人都变得更富同情心。”[2]涉及罪恶观与救赎观的讨论往往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研究者通常从霍桑家族历史、成长经历、社会环境等方面出发，结合宗教原罪观，分析霍桑的罪恶观，进而讨论主人公的自我救赎之路。
2．人物形象解读：
国内大多数学者把海丝特?白兰解读为一位在苦难磨砺下挣扎生存并最终获得新生的形象，但也有学者认为海丝特不但没有获得新生，反而最终屈服于命运。“她最后自觉地又带上了红字，屈服于清教社会对她的审判，接受了清教社会对人生、人性及人类生存环境的认识。”[3]曹精华从相反观点出发，彻底颠覆海丝特的传统形象，认为“作品中最虚伪的人莫过于赫丝特?白兰。”[4]海丝特的女儿珠儿是《红字》中的另一位主要女性形象，她作为父母罪证的象征，是一个“会说话的红字”，是作家寄托理想和希望的依附。文中的两位男性人物同样不容忽视，丁梅斯代尔的内心则始终充满着矛盾、冲突与苦涩，他的灵魂在心灵的炼狱里走完了全部的过程，经受住了洗礼并得以净化。而齐灵沃斯则是“极具两面性的人物，可以说集‘人性’与‘鬼性’为一体”[5]，并不能简单的定义为邪恶的反面形象或是魔鬼的化身。
3．象征手法
《红字》中象征手法的运用也是多年以来讨论的热点，尤其是红字A，对于小说中四位主人公在不同阶段都有不尽相同的意义阐释。对于珠儿来说“‘A’字代表纯洁无暇”，“意味着神圣的爱情，是天使的再现”，但“在齐灵沃斯看来，红‘A’字代表复仇的欲望，是报复的化身”[6]。海丝特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使“A”的含义逐渐由最初的通奸变成能干、可敬、慈爱再到天使，但丁梅斯代尔却在内心饱受痛苦、孤独的煎熬，与其他人疏离。文中其他意象，如人物姓名、针线意象、森林意象等，也有文章进行专门研究。陈榕把针线这一意象独立抽离出来，成为一个更够代表海丝特性别角色和阶级身份的符号。[7]而黄立则将森林意象与霍桑社会改造的愿望联系在一起。
4．多种研究视角
《红字》问世于19世纪美国女权主义运动的高涨时期，在多数研究中，文中的海丝特是一位追求女性独立、向男权社会发出挑战的典范。但季峥和蒙雪琴认为“她（或者她们）身上具有女权主义者或者他所熟悉的强大女人的某些特点，霍桑对此有赞赏的方面，但更多的是加以批评”[8]。潘志明的两篇论文分别从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来系统地讨论《红字》的叙事理论，认为无论是内在的含混特征还是外在的罗曼司题材，无一不是为了“掩盖其婚外情主题中隐藏的非正统道德价值观念”[9]。管雪莲则透过“白兰滞留”和“牧师之死”两个事件的巧妙的叙事安排解读霍桑在情节安排和叙事技巧方面的智慧。刘林把序言“海关”与《红字》结合起来，比较两者共同呈现出的“V”字型叙事结构。由于霍桑的小说创作与宗教思想之间的有着密切的关系，有的学者便应用原型理论分析人物的圣经原型及其象征意义。任晓晋，魏玲从象征意义与原型的模糊性、多义性和矛盾性中解读出霍桑“困惑、犹疑和彷徨的心态以及隐晦、模糊的表现手法”[10]。金衡山“通过介绍三篇不同时期的对这部作品及其改编影片的评论，重新阐释作品对现实与人的心理的再现”[11]。安安“从肯定个人的自立、回归精神的家园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三个方面来探讨《红字》中所表现出来的作者与超验主义哲学一致的思想”。[12]田祥斌从读者理解欣赏的角度阐释了《红字》中大量出现的象征手法、矛盾性和模糊性带来的美学效果。蒙雪琴从《红字》中提炼出“人与人是无法沟通的，是注定要孤独的”[13]这一现代主义文学主题。
二、关于霍桑其他作品的研究
除《红字》之外，霍桑的其他作品也受到国内评论界的关注。在《七个尖角阁的房子》的研究中，除了关注象征手法、罪错观、哥特手法、罗曼司手法等传统研究方向之外，方文开的两篇论文分别从“阿拉贝斯克”式叙述结构和文化政治策略两个方面重新解读了这篇小说的艺术价值。《福谷传奇》一般认为是霍桑超验主义思想的体现，金衡山通过考佛代尔这样一个失败者的形象，认为考佛代尔“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一些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在社会面临变化时的心态，而这正是隐含作者的用意”[14]。《教长的黑面纱》一文中蕴含着与《红字》相似的主题和写作手法，其中黑面纱的象征意义以及文中涉及的宗教主题是探讨的热点。在有关《胎记》的研究中，陈榕结合女性主义观点，把主人公阿尔默解读为“杀妻”的凶手，而他的妻子间接成为该事件的帮凶。朱丽田从生态批评视角下研究《胎记》中的环境伦理观，认为霍桑试图通过作品表达一种对人与自然、科学关系的关注。应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方英从人格动力的角度剖析《小伙子古德曼?布朗》中主人公自我理想崩溃、人格异常及因此经历的焦虑和痛苦。刘炜关注文中楔子与正文的关系和作用，正文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及蕴含的意义和美。陈琳采用性别研究中关于“男性气质”的相关理论，分析主人公罗宾通过自身实践、知识更新和话语实践实现的“男性气质”形构。
三、关于霍桑的总论性研究
除了关注一部作品的研究外，研究者还试图从霍桑不同的作品中寻找共性。从作品体裁来看，霍桑本人坚持自己创作是一种罗曼司体裁。方成针对这种罗曼司体裁深入研究，分析其作为美国罗曼司传统个案的意义。从创作背景来看，霍桑作品中有着深厚的乡土情结与历史积淀，张?华回溯霍桑家族的历史，从祖辈的经历中找出遗留在霍桑小说创作中的影响。从创作思想上看，霍桑作品中无一不渗透着作者自身对人性、生命、社会的思考，蒙雪琴、季峥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人性观分析霍桑的作品，说明霍桑把人的非理性因素提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认为其作品中的人物是通过非理性的因素才最终达到认识世界的目的。戚涛结合霍桑创作的历史语境，指出霍桑中后期的作品“主要旨在颠覆和解构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揭示其思想的利己主义实质。”[15]方文开的一系列论文分别探讨了霍桑小说中浪漫主义反讽的运用，作品中的梦境描写以及霍桑的审美现代性。另外，霍桑作品中常出现的几种主要人物也被归类总结出来，分为女性形象、自然人形象、知识分子形象、科学家形象以及魔鬼形象，通过分析这些人物进一步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与其他学科结合的交叉研究也频繁出现，阳根华关注霍桑小说中的婚姻制度与家庭结构，把家庭主体形象的萎缩和他者角色的缺失阐释为作者对主体身份建构的精神焦虑及对他者的角色期待。张晓毓探讨霍桑小说中绘画艺术的集中表现形态，认为这一创作倾向与霍桑的绘画才能和他的浪漫主义美学原则是分不开的。
综上所述，纵观新时期国内霍桑研究状况，虽然我们紧随西方文学理论发展的脚步，各种评论视角都有所涉及，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就现有情况来看，国内研究仍以《红字》为主，其余作品较少涉及，着重点反复停留在象征意义与宗教主题上，其他方面则未能深入探索，这种现象与霍桑本人在美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相符的。因此，在将来的研究工作中，现代批评理论应更多应用于霍桑研究中，跨学科研究也会包罗更多未涉及的领域，有关霍桑及其作品的探讨还会向着更加深入的方向迈进。
参考文献：
[1]苏欲晓.罪与救赎：霍桑《红字》的基督教伦理解读[J].外国文学研究,2007,(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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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蒙雪琴.海丝特获得新生了吗？――《红字》女主人公新探[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6):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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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葛红.评析霍桑《红字》中的齐林沃思[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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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潘志明.含混：《红字》的内在叙事策略[J].外国文学, 2007,(2):45.
[10]任晓晋，魏玲.《红字》中象征与原型的模糊性、多义性和矛盾性[J].外国文学研究,2000,(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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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安安.从《红字》看霍桑的超验主义思想[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9):115.
[13]蒙雪琴.“他人就是地狱”――论《红字》和现代主义文学的人际观[J].外国文学,2003,(4):91.
[14]金衡山.《布拉斯岱罗曼司》中的叙事者和隐含作者[J].国外文学,1999,(4):91.
[15]戚涛.霍桑对爱默生超验主义的解构[J].外国文学,2004,(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