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9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码：1003-2738（2012）01-0000-02 摘要：保安族男子头饰是其民族服饰的一部分，它的演变与该民族的形成发展过程、生活方式及地域环境密切相关。“星月图案”是当代保安男子头饰上的特色标志，是其民族标记之一，它蕴涵了宗教信仰和保安族人民的审美价值。
关键字：保安族；头饰；“星月图案”
保安族是中国伊斯兰少数民族之一，主要聚居在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内，少数散居在临夏回族自治州各县和青海循化县，人口约16505（第五次人口普查），有保安语，兼用汉语。关于保安族的族源问题，新编《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概况》认为:“保安族的族源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色目人, 后来与回、藏、汉、土(青海同仁土族) 等民族长期交往, 自然融合, 形成了今日的保安族。”[1]这一认定，对保安族男子头饰演变的历史分期有指导意义。
服饰是民族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的外化体现，也是民族识别的构成要素之一。服饰的特点、发展、演变是民族生活方式、生存环境及文化心理的物质载体。保安族早期的形成过程，后期的迁徙及稳定发展，民族服饰中都有鲜明的展现。本文以保安族服饰的组成部分――男子头饰的演变为引，探讨其民族的物质生活、精神文化的发展演变，尤其是现代男子头饰中的“星月图案”，其独有的特点蕴涵了丰富的宗教、文化意义。因撰述头饰演变涉及保安族历史分期，而前辈学者已有论述，然笔者觉不够详尽及精确，在文中会有笔墨加以分析，并先对保安族作一简介。
一、保安族男子头饰的演变
男子头饰是保安族人日常生活、宗教活动必配的服饰之一，它的演变过程大致与保安族的重大历史发展过程相联系，可分为传统服饰与现代服饰，两者以保安族的民族迁徙为分界，而每阶段又可细分为两个时期，笔者将之分为早、中（传统）、晚及当代（现代）四个时期。
（一）早期的男子头饰。
早期指保安族的萌芽时期，相当于蒙元至明初。该时期尚未形成独有的保安族服饰，其男子头饰与蒙古族密切相关，据记载：“1227年（宝庆三年）三月，蒙古军破洮州、河州……蒙古人留在这一带的军队中，有很多探马赤军，他们中大量的是从中亚签发来的包括撒尔塔人在内的信仰伊斯兰的各种色目人。同仁保安堡是其中一个重要驻地……”；[2]“1371年（洪武四年），保安城西山建立保安堡……多数人为蒙古人，色目人”。[3]从中可以了解，保安族在萌芽时期，早期先民同蒙古族相邻或一起居住，其男子头饰受蒙古族影响极大，冬季戴各式皮帽，夏秋季节为白羊毛毡制成的喇叭形高筒帽。
（二）中期的男子头饰。
中期大致于明中后期至19世纪中叶，为保安族的形成期。明初，明政府大力实行“移民实边”政策，据记载：“明朝随着屯田实边政策的推进，一部分回回民族……迁徙至同仁县垦荒种地。”[4]四川保宁府，陕西，宁夏等地的回民进入同仁，使当地民族成分发生变化。原蒙古族、色目人后裔及当地藏、土、汉、回等族共同生活，长期交往，“1619年（万历四十七年），同仁保安城……由于相同的信仰（伊斯兰）、相同的语言（保安语），他们自称‘保安人’。”[5]至此可视为保安族的形成，此后保安族逐渐发展至19世纪中叶。这段时期保安族先民在同仁地区已有较长时间的耕作生活，与当地藏族及回回居民交往越来越密切，男子头饰中蕴含的元素也很丰富，即有大檐帽（类似于藏礼帽），也有“号头”（黑布顶、蓝布边的圆形帽）。
（三）晚期的男子头饰。
晚期大致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末，为保安族的转折及发展期。咸丰年间，保安人与藏民因宗教及民族矛盾，出现争端；又因经济问题（灌溉水源）及清廷的不当处理，使冲突不断升级，并最终导致保安人在同治年间举族向东迁徙。辗转流离，短暂居住循化，最终至甘肃积石山县。保安人安居此处，当地也多是同一信仰的伊斯兰民族，民族服饰有新的变化，表现男子头饰上：平时及宗教节日戴“号帽”（无檐白色帽）；喜庆节日则戴礼帽。
（四）当代的男子头饰。
本世纪初，保安族服饰有了整体的梳理和定型，设计出分男女老年、青壮年、儿童的冬、春秋、夏装共18套，102件。男子头饰分青号帽缠号头（宗教或重大礼仪场合可缠“台斯达尔”）；小檐帽（左侧绣“星月”）；保安号帽（白色底，中部镶一圈彩带，是号头和号帽的组合，彩带意代号头，上绣“星月”）等三件。“星月图案”的绘制，是男子头饰的一大发展和完善。
二、保安族男子头饰演变的内涵探析
民族服饰的发展演变，体现民族物质生活方式及精神文化活动的变化，内涵极为丰富。保安族男子头饰的演变即与保安人的生活方式、居住环境息息相关，也反映了民族精神文化特征。
早期的男子头饰戴同于蒙古的皮帽和高筒帽，不仅因为他们毗邻蒙古族居住，也与早期的游牧生活方式相关。游牧的经济方式使保安人有更加充足的皮质材料，而皮帽对于长期处于游牧生活中的保安人，无疑能更好的御寒保暖。
保安人在同仁居住之后，开始更多的采用耕种的农作方式。农业发展使保安人在服饰上有了棉麻布等制作原料，男子头饰也有了“号头”（黑布顶、蓝布边的圆形帽）。这可看作保安人从游牧生活向农业生活过渡的特点。同时，因为居住环境中与藏民的交往联系增多，男子头饰有了类似于藏礼帽的“大檐帽”。
晚期，保安人迁徙至积石山县，男子头饰为“号帽”（白色无檐帽），很大程度上受周边伊斯兰民族尤其是回族服饰特征的影响。依然是环境因素，相比原居住地，积石山县的耕作条件及生产力水平无疑稍高一些，手工业水平也有所发展，此时保安人的男子头饰制作更加精致，而布料也更细腻。白色无檐号帽的佩戴，同样也是保安族民族精神文化的体现。保安族为全民信仰伊斯兰民族，白色在伊斯兰教认为是最清洁、最洁净的颜色，白色也同样象征着虔诚和持重，用白色显示信仰的虔诚和纯净；而无檐则于宗教活动相关，伊斯兰礼仪规定，信徒做礼拜时须前额与鼻尖着地，无檐号帽更加方便。因此，无檐白色号帽即是民族服饰的一部分，也是保安族宗教信仰的标志之一。
以上不难看出，保安族男子头饰的演变，反映了保安人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地域环境、生活方式以及民族精神文化的制约和影响。
三、“星月图案”的内涵探析
本世纪初，“星月图案”的出现，使男子头饰更具特色，并拥有了更丰富的内涵。
（一）民族识别的标志。
保安族现代服饰的形成过程中，因地域环境、民族风俗及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影响，保安人长期与周边伊斯兰民族交往，男子头饰与回族服饰中的男子头饰极为相似，“号帽”的形、色已无甚差别。虽同为伊斯兰民族，但不同的民族心理仍有差别，为更好的突出自身，本世纪初，保安族费时8月之久，进行了服饰梳理和定型，保安族男子头饰定名为“保安号帽”，其独特之处即是“星月图案”，这成为保安族民族识别的重要标志之一。
（二）宗教信仰的标志。
星月是伊斯兰宗教信仰的标志，“月”是指“新月”，是阿拉伯语“希拉勒”的意译，原指上弦月，俗称月牙，象征含义是上升、新生、幸福、吉祥、初始光亮、新的时光、战胜黑暗、圆满功行，指伊斯兰教开创了人类文明的新时光，同时“新月是人事和朝觐的计时”。[6]在伊斯兰建筑中，清真寺以一弯圣洁的新月标志装点塔顶，穆斯林用绿色的新月旗作为伊斯兰教的标志。而五角星源于“金星”，是至善至美的象征。奥斯曼帝国苏丹默罕穆德二世在选择新月的同时，也选择了五角星一起作为奥斯曼帝国的标志。自此，星月图作为伊斯兰的象征为世界所熟知。
保安族虔诚的信仰伊斯兰，这种信仰影响着他们的日常生活、民族心理、风情民俗等各方面，在头饰中添加“星月图案”，无疑是自己信仰的一种标志。
必须指出的是，在伊斯兰信仰中，“安拉之外，别无他物”，星、月这些能作为原始崇拜的事物在伊斯兰信仰中是不允许的。因此，“星月图案”仅是保安族宗教信仰的标志，却没有实际的崇拜意义。
（三）手工技艺发展的标志。
历史上，保安族在进入同仁地区之前，与蒙古族毗邻而居，以游牧经济为主。入住同仁后，开始逐渐的向农耕经济过渡。同治年间，民族迁徙至积石山县。此处，无论是民族环境还是地域环境，对保安人民来说都是安定、祥和的，保安族农业有了大的发展。同时部分民众开始经商，商业也开始起步，手工技艺也有长足的进步，最典型的莫过于“保安腰刀”。而新的定型的保安服饰做工精巧，款式别样，风貌独特，同样体现着保安族手工技艺的发展，而作为民族服饰部分的男子头饰，“星月图案”的绘制是精巧的保安手工技法的最好展现。
（四）审美价值的体现
保安人对美的审视有全面的标准：对待其他民族，保安族认为坦率、诚实、热心、随和、宽容等是美的；对人的性格，保安族认为自尊、自爱、自重、谦虚、谨慎、刻苦、上进等是美的；处事态度，保安族认为追求、独创、勤奋、公正等是美的；对待具体事物时，保安族认为节俭、整洁、朴素、爱惜等是美的。[7]保安族在服饰的整理和定型中，将本民族对美的观念融入其中，洁净、大方、朴素而又美观。在色彩上，保安人偏重白、青、黑等色，体现在男子的头饰中，则为青号帽和白色保安号帽。而“星月图案”绘制在号帽，明亮、大方，月在左下，星伴右上，保安族同时以彩带作为背景，衬托出“星月图案”，显得层次分明而和谐恰当。“星月图案”的绘制是保安族对美的追求在服饰上的体现。
四、小结
保安族人民是勤奋、团结、忠诚的，在近八百年的民族历史中，他们的物质生活方式、地域环境几经变化，而服饰作为民族外在的表现形式之一，体现了保安族在历史变迁过程中所产生的丰富的文化内涵。男子头饰从早期的皮帽，中期的大檐帽、晚期的“号帽”及礼帽和到当代的“保安号帽”，即反映了保安族在民族生存、融合、进取过程中的生活方式、经济形态，也反映了保安人在物质生活基础上所形成的心理情感、社会认知、风俗民情等。而作为当代民族标识之一的“星月图案”，有着更丰富的内涵，即是宗教信仰的标志、生产技艺发展的象征，也是民族审美价值的体现。总之，无论是作为服饰之一的男子头饰，还是特色的“星月图案”，都包含着保安族刻苦、上进、勇敢、坚强的民族性格，以及保安人对真、善、美的追求。[8]
参考文献：
[1]《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概况》[M]：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页.
[2]马少青.《保安族文化形态与古籍文存》[M].甘肃人民出版.2001年版，第303-304页.
[3]马少青.《保安族文化形态与古籍文存》[M].甘肃人民出版.2001年版，第306页.
[4]同仁县志编纂委员会.《同仁县志》[M].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第931页。
[5]马少青.《保安族文化形态与古籍文存》[M].甘肃人民出版.2001年版，第307页.
[6]马坚译.《古兰经》[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页.
[7]马少青.《保安族文化形态与古籍文存》[M].甘肃人民出版.2001年版，第46页.
[8]张大钢.试析保安族服饰及工艺美术的艺术特点与审美特征[J].马少青.保安族研究论文集[C].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369-373.
作者简介：
杨学强（1985―），男，河南郑州人，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化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