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这拨生于六十年代的诗人中，韩少君的写作估计是起步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考察韩少君的写作经历，我们不难发现，他是一个不仅拥有个人传统而且还善于将之与民族传统进行有效嫁接的诗人。
韩少君很早就以一批灵动饱满的“农事诗”而享誉诗坛。时过境迁，整整二十年过去了，当年和他一起写作的诗人在湖北几乎没有残存，然而少君却越走越稳健自如，个中的奥妙估计连他本人也很难说清楚。最近重读沃尔科特的《遗嘱附言》：“要改变你的语言，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读到这里，我发现自己忽然找到了一把解读诗人韩少君的钥匙。语言――写作――生活，倒过来，生活――语言――写作，在反复的组合中，每个写作者面前都摆放着一面属于自己的镜子，但我相信，最终还是生活成就了韩少君，不是表象的生活，而是踏实的充满血肉的生活：不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生活，而是沸腾的热火朝天的生活。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些年来，作为一家大型石油企业的经销商，韩少君在忙碌之余，最热衷的事情就是游历。他后期的所有诗歌几乎都给人以风尘仆仆、流离颠沛的印象，那种原始的野性的甚至多少有些粗暴蛮横的力量毕现于他的字里行间中，迅速颠覆了我们原本精细的“南方胃口”。游历也算得上是生活吗?当有一天我站在四川绵阳李白纪念馆内巨幅的《李白出游图》近前时，我隐约明白了一个伟大的诗人应该拥有怎样的心灵路线!韩少君并非简单地将旅行见闻“行吟”于纸面上，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拘囿于内心生活的人，也并非写作中的猎奇者，他的办法其实相当简单，那就是将物化的外在世界与自我内心进行相互击打，舍弃那些没有回声的杂质，留下电光石火：
前几天，我烧了一堆柴禾。
前几天，我吃进几粒米。
前几天，我对母亲说，你的儿子胃痛得厉害。
前几天，孟买县的姑娘，褪下纱丽和木鞋。
这次在衡山
这几件事情，我都要面对神仙说清楚。
――《衡山回顾》
我不知道韩少君究竟想对“神仙”说些什么?我甚至怀疑他是否真的见到过那个愿意听他倾诉的“神仙”，但是毫无疑问，诗人通过这样一首短小的诗歌达成他与这个世界的短暂的“和解”。批评家魏天无博士在谈及韩少君的诗歌指出，“物取代人的身份和位置这一事实传达的不是对物的尊崇或敬畏，而是对人的处境的焦虑和惊恐。用各式各样的物表达人的各式各样的生存处境和心态，是诗歌的常态。不同的是，在韩少君的诗中，物与我既不交融，也没有取代我替我说话，物与人是对峙的；有时，物在我面前是咄咄逼人、要求我注意的。”我深以为然。也就是在这样的“对峙”中，韩少君消弭了他与物质世界的紧张关系，同时又为新一轮的对峙增添了必胜的砝码。时光流转，一个诗人的中年悄然来临，按照通行的说法，这应该是一个写作者经受更大考验的时期。我相信，韩少君已经解决了那些一直纠结在他内心中的晦暗不明的困惑。他既有“出走”的勇气，又有“到来”的能力和耐心，就像他在诗中喋喋不休的那些人和物，他的出生地荆门新贺集，他的晃动着“火焰色屁股”的妻子，他的化工厂、打谷场、加油站、检修公司，他的暖气片、浴巾、棉布靴……，在诗人的脑海，这些看似杂乱的东西构成了一座富足的仓库，他随手可捡，又随时能够变废为宝。而这些，才是我引用沃尔科特那句话的初衷。我们只有不断地“改变生活”，才能够回到最鲜活的语言现场，如是，一个写作者才不致于把自己“写”得倾家荡产。韩少君已经是这方面的富有者了，他甚至有能力偶尔挥霍几下，让泥沙俱下，让枝繁叶茂，让风驰电掣。这符合我对待生活的态度：可以铺张，不可以浪费。
韩少君在一首题为《两个木匠》的诗歌中这样写道：“我对妻子说：‘二十多年前，我要不上／那个糟糕的师专，我可能会做一个木匠’／妻子两眼惶然，她一定在想／一个木匠和她的生活的可能性”。这是诗人对人性的拷问，我惊叹他巨大的发现力。是呵，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可能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