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一名从业11年、接生过1000多名婴儿的妇产科医生，许生恐怕很难想到，自己会因为救活一个孩子而挨打。而向他“挥出一拳，又踢了一脚”的打人者，恰恰是这个孩子的父亲。
2011年11月8日，当任强得知自己曾经要求放弃治疗却被许生抢救成活的孩子，经检查患有“缺氧缺血性脑病”时，他愤怒地冲向许生的办公室。
“我说过不要孩子，为什么还给救回来！我不要和一个傻瓜过一辈子！”这位父亲喊道。
救死扶伤的许生也被惹火了：“你这个父亲可以不要小孩儿，我这个医生不能见死不救！”
这一幕被一家媒体曝光后，迅速引发了热议：有人指责大夫的好心反倒害了孩子以及这个家庭，还有人坚持“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救还是不救成为一个两难的问题。
一场引发争议的抢救
在这个普通的家庭，丈夫任强和妻子邢艳已经为迎接新生命的到来做好了一切准备，甚至早在3个月前，他们就精心挑选了一张婴儿床。
噩运的到来没有任何先兆。2011年11月3日凌晨4点多，腹痛剧烈的邢艳被任强送往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经过初步诊断后，值班医生许生立刻发现了眼前的危险：胎儿有窒息情况，必须尽快送入手术室。
任强回忆，当时医生告诉自己，孩子即使生下来，也可能会脑瘫甚至死亡。“脑瘫”这个医学术语一下子吓坏了任强。尽管萌生了放弃孩子的想法，他还是签下了手术同意书。而始终被疼痛折磨的妻子并不太清楚这一切。30多分钟后，她产下了一个4斤半重的婴儿。
这对父母没有想到，这只是噩梦的开始。许生发现新生儿的健康状态评估（阿氏评分）仅为2分，而3分以下即属重度窒息。他一边让护士向家长通报情况，一边坚持插管抢救。3分钟后，婴儿的呼吸和心跳都恢复了正常，阿氏评分达到6分，基本正常。可去通知任强的护士却带回了令人意外的消息，“家长说，不要这个孩子了。”
如今，这对夫妇已经不愿回忆当时为什么作出“不抢救”的决定。可在很多人看来，理由显而易见，“抚养脑瘫患儿对整个家庭是一场灾难。”
可在手术台上，医生许生来不及考虑这些，当看到刚刚出生的婴儿拼命地吸气时，他只有一个想法――我要救活他。
然而，这个出于医生职业本能的决定却被很多人质疑。有人质问：“生命不是医生的实验品，这个孩子未来数十年的生存问题由谁来解决？”也有人认为：“医生的职业道德没有问题，但是，这样却伤害了一个孩子的一生、一个家庭的未来。”还有人干脆说：“谁救活的谁养，医生这样简直是在作孽！”
两难的选择
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邱仁宗看来，这恰恰体现了生命伦理学的困境。“关于新生儿的问题是生命伦理学中讨论最多的，也是最难作出判断的。”他说。
在20世纪的美国，一个名叫“错误生育”的案例轰动了医学界和法律界。一对夫妇小心谨慎地对待着还未出生的宝宝，生怕他带有先天畸形。因为妻子原来分娩过一个死胎，后被证明带有脊髓缺陷和其他方面的畸形。但这次，产科医生信誓旦旦地表示孩子一切正常。
可结果恰恰相反，婴儿一出生就带有先天畸形，在他短短6年的生命里，不断地被大小手术折磨。这对夫妇决定将医生告上法庭，法庭最终裁定被告医生必须为自己的疏忽而担负孩子多年的医疗费用，以及这对夫妇的精神损失费。
尽管法院已经作出判决，但围绕案子的讨论却持续了很长时间。邱仁宗还记得，各领域的专家最终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如果一个婴儿出生即可能面临着极其低下的生活质量，须不断地接受手术，忍受巨大的痛苦，那么父母可以在怀孕期间就选择中止妊娠。邱仁宗认为，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做好产前诊断，如果发现了问题，家长也可以根据个人情况选择尽快流产或者进行产前治疗。
任强和邢艳已经失去了这样的机会，据邢艳回忆，就在分娩前的10多天，他们还在医院进行了产检，结果显示，胎儿一切正常。
11月3日凌晨，任强焦急地等待在手术室外面，这时，护士走出来，告诉他孩子已经没有了呼吸和心跳。这位父亲越发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小孩儿我不要了，你们不要再继续抢救，我只要妻子平安。”
可当这个意愿被带回手术室的时候，孩子已经被抢救过来了。不久后，护士抱着孩子走出手术室。那一刻，他呆住了，“我只能接受现实。”
相比之下，医生许生是另一种想法：“如果那会儿把孩子的氧气管拔掉，等于是我杀了这个孩子。”他反复强调，国家关于放弃新生儿救治的程序非常严格，任强孩子的情况并不属于放弃救治一类。
事实上，医生们常常遇到类似困境。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的医生章伟芳、方曙曾在论文中提到，一个新生儿在出生20分钟后阿氏评分为2分，医生认为无救治价值，但在家长强烈要求下抢救成功。可是6年过去了，这个孩子的生活仍受严重的后遗症影响。
另外一种情况则截然相反。医务人员认为一些有缺陷的新生儿在积极救治后，可以达到基本的生活能力，但家属要求放弃治疗。
面对“救还是不救”这样的两难选择，章伟芳、方曙认为，不仅要考虑病人的利益，也要考虑他人、家庭和社会的利益，要找到各种利益的最优结合点。
谁也不能决定一个生命是否应该结束
许生7岁的女儿问他：“你为什么欺负别人的爸爸？”他的回答是：“爸爸没有欺负他，爸爸是因为救了一个孩子，然后被别人的爸爸欺负。”
而任强，过去把这个儿子视为希望。如果不是后来被检查出“缺氧缺血性脑病”的话，这个父亲可能还会一直沉浸在幸福之中。
在美国，残障也曾是件可怕的事。罗斯福曾经拒绝公开他患脊髓灰质炎康复后并不能走远路的事实。肯尼迪总统也隐瞒了自己的皮肤病和其他疾病。可当时间来到2008年，人们在奥巴马的竞选视频中看到了一个两岁的孤独症孩子，这位现任美国总统还曾许诺雇用更多残障人士作为联邦雇员。
在2008年总统竞选中，时任阿拉斯加州州长的佩林提到了她最小的儿子――特里格，一个唐氏综合征患者。据说，检测得知自己怀的孩子有唐氏综合征的孕妇中90％都会选择堕胎，但佩林没有这样做。
在一次电视节目上，当她被问及是否有“哪怕是一闪而过的念头想把孩子打掉”的时候，佩林回答说：“当恐惧袭来，面对未卜的前景，一个女人会觉得堕胎是个把问题轻松解决掉的方法，而不去想想，其实每个孩子都是带着使命降生的。每个孩子都有各自的命运前程，来到这世上可以是美好的。”
但即便在美国，这也并不是人们的共识。中国也是如此。任强和他的孩子的新闻被热议时，北京协和医院的一个女医生表达了对许生的支持。但她随即遭到了网友的质问：“如果你生了脑瘫儿，你现在就没那么坦然地说平等了。”这位女医生随后在自己的微博上写下了这样的回复：“谁也不能决定一个生命是否应该结束，这个叫做伦理。”
邱仁宗认为，大自然赋予一个人的运气不好，我们无法怪罪大自然。但是，“自然界带来的坏运气，可以通过社会来获得改变。”公平对待、互助组织、社会保障，这些都有可能让先天残障人士及他们的家人生活得更好。
但眼下，任强和邢艳仍旧忐忑不安。就在11月21日上午，他们带着孩子再次来到医院进行“新生儿行为神经评定”，然后兴奋地得知婴儿的评分“及格了”。可为了最终确诊，接下来，他们仍要带着孩子继续接受多项检查和治疗。
这个年轻的母亲还记得，自己第一眼见到儿子时，他的小手四处抓着，用鼻子使劲地呼吸。“我不相信儿子会‘那样’，他很坚强。”邢艳说。